震川先生全集·別集卷二下應制策

別集卷二下應制策

　　▼浙省策問對二道

　　問：今之浙省，古會稽並鄣郡之境。儒林之盛，著于前史。古未暇論。自洛學浸被東南，而浙士有親及程氏之門，與受業于其門人者，其人果可稱歟？朱子集諸儒之大成，陸子靜崛起江右，二家門人傳受之緒，其可述歟？其與朱子並時而起者，果亦有聞於道歟？其能纂述朱氏之學，亦有可言歟？其以文章名世者，於道亦有所得歟？諸士子生長斯地，景行先哲久矣。願相與論之。

　　執事先生以浙中道學之傳，下問承學；顧愚非其人，何敢與聞於斯？然古者祀先聖先師於學，所謂先師，即其國之賢者，明有所向仰也。浙之諸君子，愚生亦竊識之矣。昔楚威王有問于莫敖子華，子華對以楚之先令尹子文，以至蒙穀五臣之事，楚王太息，嘉其能善語其國之故。吾浙之儒者，所謂齊、魯諸儒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敢無述焉？

　　蓋嘗謂士之所以自成者。莫貴於學；學莫貴于聞道。知所以求道矣，而後知其所以為學；知其所以為學矣，而後能有以自成。其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難也。秦、漢以下，其經學文章，功業節行，稱於天下，代不乏人。而大要歸於不知道，而以氣質用事，故其所就，不論庶幾於三代。蓋千五百年，而宋河南程氏起而紹明之，其澤流被於閩、粵間，此朱子所由以得其傳者也。至於兩浙，又河、洛、閩、粵所漸被者也。然程子之門，惟游、楊、謝號稱高第弟子。而吾浙之士及門者，周行己能發明中庸之道，浙中始知有伊洛之學。而劉安節、戴述知求成己之方，以文行推重。而元承天資近道，敏於問學。此門人之尤章著者也。自龜山載道東南，學者多從之游，而宋之才能得程氏正脈。榆樗推明中庸、大學、論語之旨。王師愈從受易論。朱子稱其有本有文，德望為東州之冠。此受業于程氏之門人者也。自羅從彥從學於龜山，再傳而為李侗，侗授之朱子，學者以為程氏正宗。陸九淵起于江西，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二家議論，初有不合。其全體大用之盛，皆能不謬于聖人。其學皆行於浙中。

　　輔廣、徐僑初事呂祖謙，後從朱子。偽學之禁，學者解散，廣不為動，而五經解、詩童子問多所發明。僑以朱子之書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為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以言者蓋鮮。其學一以真實踐履為本。葉味道對策，率本程子，告人主以帝王傳心之要。然朱子門人黃幹為最著。何基師事幹，得聞淵源之義。王栢捐去俗學，從何基，基告以立志居敬之旨。金履祥事王栢，從登何基之門。論者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而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其後許謙學於履祥，其學益振。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自基以下，學者所謂婺之四先生，以為朱子之正適者也。

　　子靜之門人，則楊簡篤學力行，為治設施，皆可為後世法。清明高遠，人所不及。而袁燮端粹專精，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能精思慎守，則與天地相似。舒磷刻苦磨勵，改過遷善。沈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朱子嘗言與子靜學者游，往往令人自得。蓋浙中尤尊陸氏之學，而慈湖其倡也。二家門人相傳之緒，於婺之四先生，四明之楊氏，可謂光明俊偉，能紹其傳者矣。雖末流門戶各異，而朱子所謂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欲身率學者一于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者，其為敻出千古，不可誣也。

　　今推原程子之學，自龜山至於朱子，朱子之後，為婺之四先生。象山之學，雖行於江西，而慈湖為最著。則伊洛、閩、粵、江西之學，豈複有盛於吾浙中者哉？虞集有雲：汝南周氏，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于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姿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耳。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妄議哉？此可以為二家傳授之定論也。

　　呂東萊以關、洛為宗，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陳傅良于古人經制冶法，討論精博。陳亮才氣高邁，心存經濟。王褘以為考亭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廣漢張子、東萊呂子皆同心勠力，以閑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制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雖其為說不能有同，而要皆不詭於道者，豈不皆可謂聖賢之學矣乎？此與朱子並時而起，皆有得於道者也。至於項安世、黃震、方逢時、史伯璿之徒，無慮數十人，皆發明朱子之道者也。至於以文章名世，如黃溍、吳師道、吳萊、柳貫皆為一代之儒宗。而貫與師道，皆學于許文懿公。而文獻公嶷然獨任斯文之重，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以羽翼聖道，謂文辭必原於學術，揆之聖賢之道無媿也。宋景濂實出文獻公之門，遂為本朝文字之宗。而國初設禮賢館，景濂與麗水葉琛、龍泉章溢，浙右儒者皆在焉。國朝崇尚理學，實於是始。則今日論先正之有功於斯道者，豈可分道學、文藝為二科哉？

　　抑士之相與為斯學者，非苟為名也，欲以明道也。故天下貴之。道苟明，施之於世，特舉而措之耳。宋之君子不能大有為于世，蓋天命不欲興三代之治，而世莫能究其用也。而景濂獨謂諸儒後先相繼，推明闡抉，疏辟扶持，理無不章，事無不格，雖聖賢複生於後世，無以加矣；卒未有能繇其說而大有為於天下，以為其有志者鮮也。夫豈盡然耶？愚生特於浙中道學之傳，敢因明問及之。而道統之傳，尚未之悉也。伏惟進教焉。

　　問：禹之跡遠矣。尚書獨載九州島所至，蓋已週四海之外。而昔人乃雲，禹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行遠，不能造也。及學者言禹事，多奇怪。史稱禹蓋會諸侯江南，計功會稽。及杜元凱注左傳，以塗山在壽春。會稽與塗山，豈二事歟？會稽固今浙江之境也。至少康封其庶子於此，以奉禹祀，號為於越。由此越世世為君王矣。果真禹之遣烈耶？入其地，有睹河、洛而興思者。諸士子者越產，必知其國之故。請言之。

　　昔之聖人，開闢宇宙，以濟生人，萬世之下，皆仰賴其功德而思慕之。況禹治水，造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而含氣之屬，雖在四海之外，猶知慕之，況當時會群後之地，子孫封守之國，有不知誦述之者乎？夫人之景慕，有同地而知思之者矣；有百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有數千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是其人之德之相去之遠也。雖然，以其人足為數千里之外思之，而又同地，則其思之何如也！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天下之中，帝王之跡多在焉。後世之人，考尋其故，紀載其事，惟恐失之。太史公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至長老皆各稱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又南登廬山，觀禹跡九江，遂至於會稽，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逆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壯哉，子長之遊，其所感慨有餘思矣。宜其為書能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成一家之言也。

　　夫唐虞堯舜之處，今去之數千載，而天下之人皆能識之，以其功德之盛，利天下於無窮也。則夫遠觀聖人之地者，雖數千載，宜不能無感也。自黃帝以來，帝王莫不有都。軒轅之都涿鹿，顓頊之都帝丘，高辛之都偃師，帝堯之都平陽，帝舜之都蒲阪；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而黃帝披山通道，未常甯居。東自岱宗，北逐獯鬻，西至崆峒，南登熊湘，往往無常處。及尚書載舜「五載一巡狩」，至周猶因之。則三代天子，其游常徧於五嶽矣。蒼梧、九疑之間，紀舜之跡尤著。曆世久遠，而前古聖人之跡具在，而帝王世紀、皇覽之書，其述備矣。

　　禹受治水之命，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島，行跡所至，蓋週四海之外。而世之論者，乃以為山海經皆禹之所親至，而紀述之。以為東至轉木、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捪天之山，鳥谷、青山之鄉，窮髮、帶方之國；南至交趾、孫濮、續樠之域，丹栗、沸水之際，南族、黃支之堵，不死之望；西過三危之阨，巫山之下，飲露之民，奇肱之國；北至大正之谷，夏海之窮，祝栗之界，禺疆之裡，積水、積石之山：此皆荒誕不可稽考。張騫之窮河源，班勇之記西域，不能睹也。太抵上古久遠，故作者不經之論多托之，而學者言禹事尤奇怪。羽淵之龍紀其父，石紐之生本其初，台桑之合著其配，觀河伯而受括地，見六子而獲玉匱，得黑書於臨朐，睹綠字于濁水，桐栢有鬼神之書，宛委出五符之要，秦藪著陽行之跡，應龍有尾畫之詭，其荒唐不根甚矣。而屈子猶勤其問，郭璞直信其真。不知洪范錫禹九疇，禹乃取其陰陽之數，自一至九之序耳。豈實有神人為之手授乎？惟會稽之會，雖不載於書，而經、傳猶有所據。蓋禹會諸侯，江南計功，非五載巡狩之常典也。傳稱禹望九山之南苑、宛中者，則意在此久矣。故為是非常之會也。而禹之事終於此，故百姓哀慕之至今。而左傳：「會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以為塗山在壽春北。酈道元以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禹殺之。王肅家語，塗山有會稽之名。則杜預之說非矣。而羅泌路史，乃謂致群臣于鐘山。晉灼言：「會稽茅山。」故越絕春秋言：「禹登茅山，朝群臣，乃更名會稽。今會稽有禹村墟也。」又雲：「禹捄水，至大越，上茅山。」今會稽在越中，而防風氏之國在今武康。則會稽亦非茅山矣。禹之會群臣，非今之所謂會稽乎？然雲至大越而上茅山，豈今之會稽即古之名茅山，而非建康之茅山也？吳錄雲：「本名茅山，一名覆釜。」蓋禹改之為今名也。括地志雲：「石箐山，一名玉筍，又名宛委山，即會稽一峰也。在今會稽縣之東。」而太史公言：「上會稽，探禹穴。」所謂禹穴，即在會稽山中。而近世解者，乃曠絕數千里而取巴蜀之禹穴，亦誤矣。

　　禹既終於會稽，故會稽之人思之。是以少康封其庶子於此，以奉守禹之祀，號為於越。此越之有國所以始也。然傳至十數，而中間國絕，民複幸而君之，是為甌越、東越。故越北界有禦兒鄉。萬歲曆之說，其事亦頗怪。蓋越人之慕思禹，而欲得其子孫之為君如此。其後勾踐為王，而與吳戰；夫椒之敗，保棲會稽。得范蠡、大夫種為之臣，乘夫差之驕，黃池之會，以兵襲其國都，卒複棲吳王于姑蘇之山。故春秋「于越入吳」。當是時，越小國，幾霸天下。越垂絕而復興者，亦以越人之慕思禹而欲其子孫之不亡如此。其後王子搜患為君，而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之丹穴，即禹穴也。方吳、越之戰，迎之檇李，敗之姑蘇，敗之夫椒，棲之甬東。檇李，即嘉興之醉李城也；夫椒，即太湖椒山也；甬東，即勾章之東海中洲也。後數世，王無疆為楚所滅，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南海上。蓋越人之慕思禹，雖敗散，而猶戴之為王為君也。南海，今台州之南海也。無疆之長子後去琅琊，其次子蹄守歐余之陽，猶受楚封焉。無諸保泉山，漢立為閩越王。其季余善，與孫搖，又以海東隅地稱王。號三越。其地猶在今會稽之域。則雖至漢世，而越人之慕思禹而猶戴之為君也。

　　太史公序越事，蓋反復歎禹之功大矣，滌九川，定九州島，至於今諸夏乂安。乃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強國，北觀兵中國；而推稱禹之遺烈。其論東越列傳，則謂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勾踐一戰稱伯，至余善滅國而其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而又歎禹之餘烈。蓋越之世祀，視三代之後最為久長，實以神禹治水之功在萬世，子長之論，不可誣也。

　　愚生生長越中，覽臨安之勝，觀錢塘之江潮，思宋建炎百五十年都會之盛，每慨然太息。況思禹之績，有吾其為魚之歎乎？承明問，敢述所聞。要之其所懷者遠矣，非誇胥巨之多聞，子產之博物也。謹對。

　　▼河南策問對二道

　　問：古之君子，因時會，竭忠讜，建竑論，卓然有稱于世，紀諸史傳多矣。今不暇槩舉，姑取其最著者，與諸士子論之。或舉世共稱，而不無疵議；或一時救弊，而未為通方；或言可經常，而足以行之後代；或意義深遠，可為世主法誡者。夫通達國體矣，而其學出於申、商；潛心大業矣，而其術流於災異。經明少雙者，被阿諛之譏；然其言可廢歟？博物洽聞者，泥五行之傳；然亦有可采歟？語當世理亂，晁錯之徒不能過；其果然歟？志在獻替，其所論辨通見政體，可備述歟？至於竭誠奉國，而理歸切要，儗之政論為孰是？論諫本仁義，而炳若丹青，平生力學所得，而為世高抬貴手，方之申鑒孰優？夫學者稱道古昔，所以規摹當世也。數子之書繁矣。抑可以擷取一二，足以為警誡而備世務者。庶幾于魏相條陳晁、董之對，蘇軾進讀陸贄之言，用以觀經世之學。

　　論天下之士，非才不足以達當世之務，非識不足以周事物之情，非誠不足以攄獻納之忠。務不達，則其幾莫能中也；情不周，則其致莫能極也；忠不攄，則矯激以沽名，懷隱而多避，狥私而少公，怯懦而不盡，其言莫能信也。甚矣，人臣之于君，於其得言之時，亦莫不有言，而嘗失之是三者。猖狂叫號，以自試于萬乘之前而不自度，且以售其欺冒之奸，「故井鼃不可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語於冰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持寸梃以撞萬鈞之鐘，必不振矣。世之說者曰：諫之道，天下之難為。欲以觀其所易，而閑其所難，然後上下恬然而雍睦。又以為臣能諫，而必能使君之納諫，而後為能諫之臣。此與韓非之說而憂其不合者，何以異？是皆懼攖人主之逆鱗，而天下無忠義之言矣。要之君子遭時遘會，立人之朝，其才足以達是，其識足以周是，其忍不為明主言之？故知而不言，言而不盡者，非所以立人之朝者也。是所謂謂吾君之不能為堯、舜者也。執事發策，舉前代之論諫者以為問。

　　夫一世之君，則一世之臣不知其幾也。當時陳說者蓋多矣，而史之所載，彰彭者僅是。以史之所載，累而積之蓋多矣；而執事所舉者又僅是。雖然，言而中其幾，極其致，而忠誠足以感移人主，垂法後世者，又少也。如執事之所舉，皆其人也。

　　夫謂舉世共稱，不無疵議者，豈不以賈誼通達國體而出於申、商；董仲舒潛心大業而流於災異；匡衡被阿諛之譏，劉向泥五行之傳乎？漢高祖時，同姓寡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諸侯王僭擬逾制，匈奴數盜邊。賈誼陳治安之策，皆當世切務。而或謂其明申、商之學者，獨以論諸侯王宜用權勢法制耳。然眾建諸侯，實事之皆然也，與晁錯削七國異矣。本三代之所以長久，謂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太子正矣。或謂誼與晁錯皆明申、韓。而錯則以人主之所以尊顯，功名揚於後世者，以知術數也，而以術數教太子。若保傅之篇，使後世知三代教太子法者，誼啟之也。豈可與錯同論乎？漢初，制度疏闊。誼欲改正朔，易服色，正官名，興禮樂。謂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秦置天下於法令刑罰而德澤無一有；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夫刀筆筐篋之間，非徒漢事然也，雖後至今數千年如此矣。劉向稱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伊、管未能遠過。可不謂然乎？

　　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以賢良對策，皆傅經義，本天道。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故聖人法天以立道。天地之性人為貴，知自貴於物。」又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此孔氏之遺言，七十子之後莫能述也。論聖王之禮樂教化，欲令當世人主改弦而更張之，與賈生之旨不異，而仲舒之淵源深矣。

　　自漢興以來，天子與其大臣，皆好尚黃、老。至孝武，始興文學。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實自仲舒發之。故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至於今，學者守之。雖然，自恣苟簡之治，百世未能變也。道同六藝，用世操術則異者，又未必軌于聖人也。班固稱仲舒遭漢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其不謂然乎？

　　漢儒傳經，皆有家法。而匡衡明經說詩，當世少雙。所以其論奏，粹然儒者之言，曰：「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仁和惠，則眾相愛。」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化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曰：「審六藝之旨，則天人之理可得。」「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群臣，動有節文，以章人倫。」夫端本、養性、審藝、治內、正儀，皆人主之大法也。衡能為此言，而史譏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旨，與孔光等同譏。以為恭、顯用事，不能犯顏直諫則然也。然傅先王語，其醞藉亦足稱賢矣。

　　劉向博聞，通達古今。作洪范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曆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與孟軻、荀況、司馬遷、董仲舒、揚雄並稱。而譏切王氏，尤發于至誠。蓋自恭、顯之世，其忠懇已見於封事矣。曰：「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覽曆世之治亂，必以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因論當世人主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遊寬容，使得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繆戾乖剌，文書紛糾，毀譽混亂，熒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是時恭、顯用事，善類蒙僇。永光之詔，亦自謂邪說空進，事亡成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孝元固已自知之。卒以優遊不斷，墮宣帝之業，可為來世之永鑒矣。向之學，在洪範傳。推跡行事，比類相從，緣箕子之意，著天人之應，世儒亦未可妄論也。

　　夫謂一時救弊未為通方者，豈不以崔寔語當世理亂，而有政論之作也？漢之儒者言教化，自賈誼、董仲舒、匡衡、劉向皆極論之。而王吉亦謂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行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而質樸日衰，恩愛寖薄。東京以後，尤競察察。鐘離意、宋均、魯恭、第五倫之徒，常以為言。而杜林亦譏後世不能以德，而勤於法。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桃李之饋，集以成罪。家無全行，國無廉夫，而仁義之風替矣。崔寔獨著論，謂漢承百王之敞，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皇路傾險。欲峻法以求治，以此為亂世之藥石。仲長統稱其書，以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右。將不以淇達權救弊，為一時之所急耳？若以此施于宦戚縱橫之日，是固其宜他。寔之政論，夫豈通方之論耶？

　　夫謂言可經常，可以行之後代者，豈不以荀悅志在獻替，而有申鑒之作也？當建安之時，政移曹氏，天子拱手。而悅自以時無所用，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謂「致政之術，先屏四惡，乃崇五政」。而以「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為四惡。「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為五政。悅之論，非所以施於漢末。顧自以抱王略而不得志，為奏以發之。要其所施設，皆平世法也。可謂言簡而事該矣。考其正俗之論，謂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貞定而已。在上者審定好醜，善惡要乎功罪，毀舉效於准驗，聽言責事，舉文察實，無惑詐偽以蕩眾志，故事無不竅，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肅恭其心，慎修其行，而民志平矣。漢氏所以淩遲，恣戚宦之權，成鉤黨之禍，夫豈不由於此？即匡衡言四方楨幹，劉向譏朝廷舛午，皆此意也。悅之申鑒，豈非經常之法耶？

　　晉初，士大夫祖述何晏老莊之論，朝廷皆以浮誕為美。武帝創業，法度廢弛。劉頌竭誠奉公，每有論奏，該核政體。謂法禁寬縱，積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繩下。然至於矯世救敞，自宜漸就清肅，如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其救時矯世，非急迫之論，異於徒事一切敢於斷割者矣。又謂聖王之化，執要於己，委務于下，居事始以別能否，因成敗以分功罪，而群下無所逃其誅賞。尚書統領大綱，歲終校簿，賞罰黜陟之。今權不歸於上，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細過繆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無立人矣。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謹密網以羅微罪，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實在其中也。故聖王不善碎密之按，而責凶猾之奏。頌之斯言，實末世通患。所以然者，彼持天下之衡，而未能公天下之大觀，以為如此足以塞區區之責也，亦類俗吏之所為耳。由此言之，頌欲矯弊而不必任嚴切之法，所以為賢於寔者也。儗之政論，則頌為是矣。

　　唐德宗時，陸贄上言諫諍之道有九弊：以「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強愎」，為君上之弊；以「諂諛，顧望，畏愞」臣下之弊。論朝廷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不考實而務博訪，求精太過，嫉惡太甚，程試乖方，取捨違理，循故事而不擇可否。而竅才馭吏之三術，則拔擢以旌其異能，貶黜以糾其失職，序進以謹其守常。其欲人主悔禍新化，要在舍己從眾，違欲遵道，遠憸佞而親忠直，推至誠而去逆詐，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其道易知而易行，在約之於心焉耳。唐史稱其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如丹青。蘇軾以為進苦口之藥石，針害身之膏肓。如贄之言，開卷了然，聚古人之精英，為治亂之高抬貴手者也。雖房、杜、姚、宋，克致清平，考其道德仁義之旨，蓋過之矣。其論興亡之際，謂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於德。非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而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系，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欲，不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者，事之微也。信哉！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歎曰：「損、益其王者之道歟！」贄於天命人情之際，可謂論之剴切者矣。

　　宋嘉佑間，司馬光上言：人君之大德有三：仁、明、武。以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為人君之仁；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為人君之明；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為人君之武。其論禦臣之道有三，曰任官、信賞、必罰。謂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故天下飾名以求功，巧文以逃罪。欲博遠在位之臣，各當其任：有功則增秩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又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為功，從而救之者難為力，作惜時。無遠慮，必有近憂，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作謹微。華而不實，無益於治，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光自謂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所學，盡在是矣。又謂五規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也。宋之仁宗，可謂漢、唐以來之令主矣，當此時，韓琦為宰相，君臣皆賢，迄不能如光所言。豈以其分量有所止，雖四十年深仁厚澤，無以進於三代之隆，為可惜也。蓋嘗讀其保業之規，言天下得之至艱，守之尤至艱。自周以來，離而合，合而複離，五代生民之類不盡者幾希，太祖始建太平之基。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五百餘年而已。承祖宗艱難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人主撫全盛之運，知易離難合之天下，土崩瓦解之勢，常伏于至全至安之中；誠不可一日而不兢兢業業者也。唐自失河北，以天下之力，終不能取。燕、雲十六州沒于契丹，宋南北遂至抗衡，迄不能自支，折而入於北。若奄有唐、宋所不能有之土，其不為尤重也哉！所謂「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人」也。其所以愛吾人，保吾土，誠不可一念自放者矣。

　　夫陸贄、司馬光，其言固皆可以為萬世之所取法，而申鑒之言，亦不能易也。文有博有約，固不得以優劣論矣。執事欲取數子之書，為可垂警誡而備世務者，愚于前所陳，蓋亦得其略矣。昔者嘗誦而論之。雖其言散見於史傳，而天人性命之理出焉，詩、書、禮、樂之道存焉，冶性正身之則著焉，端本善俗之幾昭焉。朝廷之所以順治，百官之所以得職，王化之所以隆，國是之所以定，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系於此也。夫謂意義深義，可為法誡，則劉向山陵之奏，與陸贄、司馬光論天命保業，此其尤諄切者也。至於財賦兵農夷狄之大務，諸疏皆有之，以明問之所未及，亦未暇盡述也。

　　夫此數子者，固皆一代之偉人，其論議著於本朝，載於後世；視小儒齷齪暖姝，勉強綴論，而中無所有者，真秋蟲之鳴也。夫大人之言遠，小人之言隘；正人之言直，邪入之言慝；仁人之言恕，賊人之言刻；智人之言明，昧人之言窒。米鹽博辨，非當施於人主之前也；銖稱寸度，非可以規天下之大也；寥菜成行，瓶甄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炊，非治萬乘之國也。如此之類，常形於奏牘，則人主之聽覽眊矣。故「梁麗可以沖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伎也；鴟休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非有天下之才：與天下之識，而忠足以犯人主者，其言必不文，而其行必不遠。噫！安得起諸君子而與之言天下之事哉！愚生狂愚，亦頗有感於今世之務，顧不敢以言未及而言之。然竊有慕于魏相、蘇軾之條陳進讀，不勝忠愛之惓惓也。

　　問：今河南置省大樑，包鄭、衛、梁、楚、潁川、南楊之地。前代人才之盛，難以盡舉。姑取當時任事為豫、冀之產者，各舉其槩，與諸士子論之。俱逢角逐之秋矣，或運籌帷幄，辭萬戶之封；或崇明王略，拒九錫之議：其心跡何似？並遇戚豎之囏矣，或依違順旨，定左袒之功；或守正嫉邪，嬰滅頂之禍：其道誼孰得？負蒼生之望均也，一以致山桑之衂，一以致淮、淝之捷：其名實孰當？際中興之運同也，一以成述作之能，一以成應變之務：其功名孰優？屬時多難，或負高志，而不能免陳濤斜之敗；或有膽略，而不能拒封丘門之入：其才略孰勝？遭世治平，識量英偉，定社稷之策；臨時果斷，有大臣之風：其德業孰隆？諸士子尚論古人，凡此者固所宜究心，況其鄉之先哲乎？其悉述以對。

　　任天下之事，貴乎善應天下之變；而非其才德之全，不足以當之。才德純備，是以能受之至大而不驚，納之至繁而不亂；以輔世成治，能使天下不傾，而自居其身于安全之地。其在我者則然，而使其所遭之數有不然者，是固君子之所不能必也。書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此德之有以兼乎才者也。徒德而已，則椎魯樸鄙之徒也，不可以語才。書又曰：「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此才之本乎德者也。徒才而已，則輕儇疾捷之徒也，不可以語德。夫欲以任天下之事，出於是二者，皆不足以有成。世因以為才德不足以集天下之事，而又求夫小才涼德用之，何怪乎天下事日以廢壞而不振也？

　　昔成周作洛，謂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詩曰：「嵩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人才之盛，固有以哉！如伊尹、太公、申伯、仲山甫，卓然為王者之佐；而管仲、子產、百里奚、孫叔敖皆有聞于世，孔、孟蓋論之矣。今特因明問，略舉漢以來遭時遇主，經綸世故，史傅所記者，謹掇拾以對：

　　張子房當秦、楚之際，以家世相韓，為韓報仇，擇可以委身者，遂從高帝。漢之天下已定矣，子房不受萬戶之封，願從赤松子遊。或謂子房不終事漢者，為韓也。夫誅秦滅項，子房之志已畢，移以事漢，何損於義而必去之？獨其為道恬澹，薄視人世之功名，而有飄然遠舉之志耳。荀文若遭漢室之亂，間關河、冀，以從曹氏，奉迎鑾駕，徙都于許。魏之大業垂成矣，文若不從九錫之議，畢命壽春。或謂文若之死，非為漢也。夫士之死，亦非容易，使其甘為曹氏佐命，何以輕於殺身？獨其為才所役，度天下無可以盡其用者，而自托非所，昧明哲之智耳！蓋世之於子房也，病於予之過；其于文若也，病於絕之深。善乎，史氏之言曰：「智算有所研疏，原始末必要終，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成仁之義也。」其論當矣。

　　陳丞相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祖，常出奇計，以救紛糾之難。迨諸呂擅王，無能有所匡正，而阿意順旨，呂氏之權，由此以起。然能將相合謀，因間而發，遂定宗廟。蓋其從高祖在兵間，不憚為詐，卒以此成功，可謂應變合權矣。夫所貴于成天下之事，使皆若王陵之言，未必能逆折其勢，不過謝疾杜門而已，其後將何以有為哉？陳仲舉處桓、靈之時，有清世之志，樹立風聲，抗論惛俗，為天下正人所依歸。而宦豎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仲舉與聞喜合謀誅廢，以清朝廷，天下雄俊，莫不延頸企踵，以思奮其智力。而謀之不遠，致太后有雲台之遷，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而邦國殄瘁矣。徒能死天下之事，而智不足稱也。夫戶牖功成，而不免於譎；仲舉身殞，而不失於正。善乎，史氏之言曰：「以仁為己任，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數公之力也。」其論卓矣。

　　段深源識度清遠，為風流談論所宗。屏居不就征辟，而時人擬之管、葛，以其出處卜江左興亡。及其入秉國鈞，乘季龍之殂歿，實關河蕩平之機也。而出領中軍，師次山桑，曾無禦虜之策，蹙國喪師，華夏鼎沸。豈非名之浮於實者乎？謝安石高臥東山，本無處世之意。而諸人每恨其不出，為蒼生憂。及見登用，鎮以和靜，禦以長算。符氏率眾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夷然無懼色。指授將帥，大致克捷，勁寇土崩，中州席捲，江左奠安。豈非實之能副其名者乎？雖然，深源之清徽雅量，固自為眾議所歸。而桓溫尤忌之。溫亦謂人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斯言不誣矣。或以安石比王導則誠然，而以深源並王衍，不無少貶也。

　　張燕公于玄宗，最為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惓惓，所與秘謀密計甚眾。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善用人之長，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儒術，開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公有以倡之。開元文物彬彬，公之力居多，故天下稱其文。姚元之尤長吏道，決事無淹思。三為宰相，常兼兵部，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諳記。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他宰相畏威謙憚，惟獨元之佐裁決，以得專任。承權戚干政之後，紀綱大壞，而能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才，故天下稱其通。雖然，元之雖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然天資權譎，計出張說於相州，罷魏知古為尚書，而東都壞廟之對，幾於佞矣。故燕、許並稱，其文章真為無媿，而姚、宋齊名，君子不容無優劣也。

　　房管自成都奉冊靈武，亟見任用。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參決機務，諸將相莫敢望。既而以賀蘭之譖，分軍討賊，師敗於咸陽。唐世名儒皆稱其有王佐之材，然將兵固非所長，一與賊遇，遂至喪師。前史稱其「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為名宰；而用違所長，遂陷浮虛比周之罪」。桑維翰事晉，當草創之初，藩鎮多不服。維翰勸其主推誠棄怨以撫之，訓卒繕兵，務農通商，以安中國。羽檄從橫，從容指畫，神色自若。當時齊王舍維翰之謀，信景延廣之狂策，遂被俘虜。抑維翰屈意事虜，所謂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飛，蓋其勢不得不然耳。又嘗讀唐史，稱管之廢，朝臣多言管謀包文武，可複用。雖管亦謂當柄任，為天子立功。其喪師，亦以監軍之促戰，非其罪也。惜夫一跌而遂不復振，人比之王衍、陸機，謬矣！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使居平世，都將相，其勳業豈小哉？嗚呼！士之不幸，遭逢阨會，身名俱殞者，則房、桑二子是也。

　　宋自仁宗之世，天下號稱治平。韓、富二公，與范希文、歐陽永叔，一時並用，世謂之韓、范、富、歐。魏公嘉佑、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朝廷多故，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而與范、歐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富鄭公為相，守典故，行故事，傅以公議，無心於其間，而百官稱職，天下無事。史臣稱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紳正笏，不動聲氣，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又稱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與文潞公皆享高夀於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共定大計，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蓋相當矣。嗚呼！士之幸而遭際太平，福德俱全者，則韓、富二公是也。

　　抑中州之人才，此特因執事所問及者言之。若賈生之通達，蔡邕之文學，張衡之精思，卓茂之循良，李膺之高節，黃憲之雅度，鄧禹之功勳，有不可一二數者。孔子嘗在衛，則衛多君子；光武起南陽，則南陽多功臣。至如程氏兩夫子，傳千載不傳之道統，而許文正公自得伊洛之學，有開世太平之功，皆今河南境內之產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因程氏以求觀聖人之道，而志伊尹之所志也。謹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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