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川先生全集·別集卷二上應制策

別集卷二上應制策

　　▼嘉靖庚子科鄉試對策五道

　　第一問

　　夫闡揚帝王之烈者，必假于文以傳。文者，所以贊述往古，傳示來裔，著之不刊，垂之無極者也。蓋帝王為可繼之道，而未必其後世之能繼；其所托以傳者，典冊紀載而已。典冊紀載而不文，則不足以傳。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由此言之，則帝王所以衍萬世無疆之休者，其創立在我，而其纂述而揚厲之者，在於後人。一代之文不具，則一代之道德經制，亦幾乎冺矣。故古之帝王所恃以為不冺，而使其子孫世世有考焉者，托之于文也。

　　我國家列聖相承，代有作述，所以闡揚祖功宗德者，亦既備矣。如一統志、會典之作，皆在於前朝文盛之世，以昭混一之盛、經綸之跡者，執事以下詢末學，愚生槩乎未之知也。至於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又非所及也。夫金匱、石室之藏，蘭台、秘閣之載，艸野賤人，無所得睹記。惟二書傳誦於天下已久，愚生可以端拜而論乎。

　　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於其燦然者矣。」所謂燦然者，豈非聖人之製作布之天下，迪之後世者也？虞、夏、商、周之盛可考已。當時之所謂典章經制者，皆聖人之作，而又有聖人者以播揚之，故其言語文章，著於天下，大者事天饗帝，小者至於魚鳥蟲豸，靡不纖悉，王府則有以鹹正無缺，豈非其盛歟？漢以後，其德固已不逮于古，而當時文章之盛，猶彷佛於三代。故太史公八書之撰，班固諸志之述，猶足以備一家之言。至於唐之六典，宋之會要，元之經世大典，則其文章氣勢，愈趨於下。而說者謂三代之後，惟唐制為盡善，而六典建官之法，足以上追姬周，則其亦未可經訾者。而比於典、謨，則有間矣。蓋虞、夏、商、周，有帝王之制，而又有帝王之文。漢之文可矣，而制不備；唐、宋則文與制均之未至也。若今一統志、會典之作，欲以比隆於典、謨，而豈可與漢、唐、宋例論哉？

　　然愚獨恨當時儒臣奉命，不能深明聖意，究述作之至，以勒一代之巨典，而容有采緝補綴，疏略抵牾於其間。蓋一統志出於睿皇帝之命，而大學士李賢等為之者也。會典出於敬皇帝之命，而大學士李東陽等為之者也。是二者若以為聖人之制，則何敢議？出於二臣之手，誠不能無疵者。蓋祖宗之功烈過漢、唐，亦宜有比隆三代之文，不宜猥瑣於末議，牽制於文詞。而賢等所載沿革、郡名、人物古跡，往往剽摘書傳字句，詩人組繪之梧，不足以稱王者之制。而職司事例，又多務簡省，一代之因革，漫不可考。夫以祖宗之土宇，自古所未有；而祖宗之制述，亦自古所未有。而漫以若此，則二臣之過也。

　　今天子中興，邁志憲古，已嘗敕所司重修會典，則一統志亦將以次而及之矣。開局秉筆，固皆一代之長材茂學，必有所見，以廣聖意者。愚猶以為彰往緒，揚休烈，以紹諸無窮，當屬諸一代之宗工。而其體裁，宜依彷禹貢、周官之書，序山川必先其原委，于田土物貢，尤必著其詳。而民風土俗，則略用漢地裡志及後世圖經之法。序官職必先其體統，於建廢沿革，悉皆存其故。至於臣下論建，亦如歷代書志、通考之類，兼存而並志之。又竊謂修書之臣，高帝之時多延天下有文學者，如梁寅、徐一夔之徒，皆以儒士在局。今拘於科目，一不可也。蘇洵修禮書，必欲明實錄以昭來世。今動有避諱，使人無從考實，二不可也。自古為書者，多出一手。今局務既開，議論紛遝，分門著撰，文體不一，三不可也。古之文章，必先體制；今之文章，馳騁浸淫極矣，而不要于古雅，體裁不明，義例不立，四不可也。明興以來百七十年，豈無遷、固之徒，以勒成一代之典哉？愚生狂僭及此，惟執事寬之。

　　第二問

　　王者既以其身致天下之治，尤必思所以繼其治，而詒以萬世之業。故天下之本，在於太子。太子之教，不可不豫也。三代尚矣，其遺法至今猶存。禹有典則，而啟敬承；湯有風愆，而太甲終允德；文、武有謨訓，而成、康代為有周之令主。誠以天下之大，生民之眾，天命之隆替，祖宗之繼墜，鹹有賴於一人。故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太子之謂也。太子之教，萬世之所系也。

　　恭惟皇天眷佑，我皇上篤生元子，正東宮之號；螽斯繁衍，廣藩輔之封。皇子賴天能勝衣，將出閣講讀。宗社休嘉，臣庶均慶。遠稽古典，近考制度。斟酌損益，以適萬世之中，以裨我皇上盛德至意者，不獨文學法從之臣有是心，而亦江湖之士之所同也。愚所望於今日者，固三代之事而己，漢、唐、宋其何足以雲？今者六傅之設，賓客之制，崇文、崇賢府坊館局之建，官則備矣，而非古之三公三少之舊也。帝範之書，戒子之篇，元良之述，承華要略之制，教則詳矣，而非古之典則之詒也。

　　古法之存於今者，惟周制為詳。其可考者，在二戴之記及所稱明堂青史氏之記。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日，而就宴室。太史持銅，禦戶左。太宰持升，禦戶右。比及三月，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太師縕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有士負之禮，有擇于諸母之禮，有知妃色就學之禮，有記過之史，有徹膳之宰，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工誦箴，瞽誦詩，百工執藝事以諫。有三公三少：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故成王之生，仁者養之，孝者繈之，四賢傍之，而德成也。

　　後世官非三代之官，而教非三代之教，始以為之法者，既無周密詳悉之慮，而其為言，又無躬行心得為之本。而官僚並建，辭旨諄複，徒一時之美觀耳。漢高祖、文帝之盛，所祟用者，叔孫生、晁錯之徒，卒使惠以懦怯廢事，景以任刻殘物。武帝開置博望苑，以通賓客，賓客多以異術進者，而太子後遭巫蠱之禍。唐太宗教其子者甚悉，而聚麀之恥，實以身誨之。宋時家法雖嚴。而其所以為教，亦不切於身心性情之實。夫漢、唐、宋所為天下計者，未嘗不甚詳，而根本之地，如此其曠略，此宜其立國僅僅至此。

　　我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洪謨遠慮，莫非三代之法，而萬世之計。立國之初，庶務倥傯，首建大本堂，圖史充牣其中，招延四方名賢，為太子講論經理，敷陳治道。又為昭鑒錄，使知前代太子諸王之善可為法，而惡可為鑒。而成祖文皇帝又為文華寶鑒，蓋為學而不知先代之故，則不足以有所感發而懲創。成祖之書，一本太祖之意，雖一事之善惡，皆在所錄者。固以身為天下之所系，善惡起於幾微，而治忽之端在於此，尤不可以不嚴也。

　　今日欲舉三代之典，繼祖宗之志，亦宜有可言者矣。愚敢條其所當急者：其一曰選宮僚。昔太祖不設專官，而以公卿兼領，以防後世離間之患。夫銜雖列于朝班，職則專於訓導，不宜徒取文學，而用道德可為師表者。家丞庶子，皆宜選用吉士，以備其職。二曰慎與處。太子雖有宮官，而其所常與處者，則保姆、內侍、小黃門之屬。女子、小人，導以非心，尤宜防慮。擇其淳德謹厚者，而使之漸涵灌漬於德義而不知。三曰禮師傅。夫尊卑之分懸隔，則官屬不得盡其忠。昔懿文太子之于未濂，仁宗、宣宗之于楊士奇。其相親禮，往復辨論如家人父子。蓋太子有子道臣道，不宜闊略相師友之禮，以成乖隔之患。其四曰明實學。世儒率謂天子之學，與韋布不同。文華進講，不過采摭經中數條，以備故事，夫豈所以深探聖奧？必先專一經，以次而及其餘。五曰辨儀等。蓋富貴之極，惟其所欲，故周官有王后、世子會不會之文，所以樽節，使之不過。今宜飲食衣服，悉有制度，又使太子諸王，禮秩必異，所以防微杜漸，固萬年之基。蓋天下之事，莫大於此者。執事幸采而聞之於上。

　　第三問

　　三代之樂，不傳於世。見於遺經，僅有可考者。君子追尋缺軼於千百載之下，因其辭以求其意，得其意而後足以會其辭。然必其有以深探古人之心，而會本末源流於一；而後可以斟酌古今，擬議制度，以為復古之漸，而未易言也。

　　當天下無事之時，世之君子，輒言曰興禮樂。夫禮樂豈易興哉？自漢以至於今，數千百年，明君良臣，相與諮嗟太息，講求掇拾，卒無有複三代之舊者。而儒者又從而卑其說，以為禮以養人為本，少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蓋謂隨世可以製作。而不必盡合於三代。而不知三代之禮樂舍焉，則天下無所謂禮樂者。蓋三代之制，皆非一世之事，自其初累世相因以為治，而馴至於大備。雖代有變革，而不過進退損益於其間。故異世而不可不襲者，禮也；其所不相襲者，禮之末也。殊時而不可不沿者，樂也；其所不相沿者，樂之末也。夫以三代之聖人，皆因於累世之故，故其樂易舉而可行。至於後世蕩然矣，又無聖人者以起之。而欲稽考於既廢之後，豈不難哉！

　　樂之所從來久矣。黃帝使伶倫斷大夏之竹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鳴。比黃鐘之宮而生之，以為律本。故後世皆宗黃帝之樂。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鹹、大韶、大濩、大武之舞。分樂而序之，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祀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以九變而致天神、地示、人鬼。固九迢、六英、六列之遺也。黃帝之清角、英、招，其本聲固在於此。世人自莫能察，而徒知求太古之音於洞庭之野。而不知周家之盛，固已備六代之樂，而周官豈其偽書哉？

　　說者謂其所序「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征，姑洗為羽」，此律之相吹者也。「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征，南呂為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征，應鐘為羽」，此律之相合者也。樂之變數，皆用其宮之本數。黃鐘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鐘在卯，卯數六，故六變而畢。林鐘在未，未數八，故八變而止。其究以感天神地示人鬼焉者，非如昔人天社虛危類求之說也。至和之氣，寓諸器而托諸聲，感應自然之理，無所不通，分天地人者，所從言之異也。虞書、商頌，推之固有合焉者矣。文中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鳳凰何為而藏乎？」蓋聖人之制，隨時不同，而非截然為數代之樂。成周兼而用之，以六代之樂配十二調，每樂二調，以一陰一陽相對而為之合。其感動神示，自有不容已者。故曰：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降之以殃，其自然者也。他書所載，師文、師開之鼓琴，師涓之寫濮上元聲，其感薄陰陽，通於物類，要其理有不可誣者。

　　惜乎，周衰，王者不作，天地之氣不應，而淫過凶嫚之聲，競以相誇。浸淫于後世，先王之制，遂不可考。漢之制氏，「僅能得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其後河間獻王所得雅樂，天子但令太常以時存肄，不令奏郊廟。其郊廟及所奏禦，皆俗樂淫聲。西漢一代文章之盛，名卿才士輩出，而卒莫有能興禮樂者。而亡國新聲，代變日增。自此以往，豈複可冀耶？前世號知樂者，如荀勖、阮咸、張文收、萬寶常、王朴諸人，卒亦未有以見之於用。而牛弘、何妥、鄭譯、李照、阮逸、范鎮、司馬光之徒，紛紛莫決。而士大夫之議，常與工師之說相悖，固有所謂訂正雖詳，而鏗鏘不協韻；辨析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倀倀焉如瞽無目，而以手模指索，狀物之形難矣。此無他，先王之制既廢，後之人雖欲罄心思而測度摹擬於千百載之上，不可得也。故樂者，漢以前有司掌之，無不知其義；漢以後儒者求之，而卒莫得其數。有傳與無傳之異，又無先王以制之也。

　　雖然，樂者千世一理而已矣，不以有傳而存，不以無傳而亡。其始在於人心；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情動于中而發於聲，雖成文，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千古之人心不亡，則千古之人皆可以制樂。而世之論樂者，不求夫樂之本，而區區于樂之數。夫其數可知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本末一以貫之矣。後之人不察，而殫精於壁羨尺度之間，較量於累黍多寡之際，致疑于鐘律洪殺之節，紛紜於五聲十二律變宮變征之異。夫樂誠不可以舍器數，而沒於氣數之中，則其力愈勞，而其數愈失。

　　盍亦反其本矣。太史公曰：「神使氣，氣就形，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有之，雖妙必效。」莊周曰：「奏之以天，征之以人，行之以禮義，建之以人情」；「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樂，無言而心悅」者也。古者百姓太和，萬物鹹若聲律身度。五音、天音也；八聲，天化也；七始，天統也；秋養耆老而冬食孤子，勃然招樂興大鹿之野。然則明君在上，休養生民，陶以太和，萬物之生各得，而天也之沴不作。然後吹律以生尺，命神瞽以寫中聲，以黃鐘為聲氣之元，則太和薰蒸、八風順序、鳳儀獸舞之治，可複追矣。不然，雖使置局設官，招選天下知音之士，以研究律呂之精，無不符于先王。此為瞽史之事，而非治天下之本也。

　　第四問

　　王者之興，必有一代之臣，以輔翼天下之治，而成弘濟之功。夫有是君而無是臣，則上常患於不得其下，而君之事無所寄；有是臣而無是君，則下常患於不遇其上，而下之才無所展。然天將以開一代之治，而啟其明良之會，既生是君，使之致摧陷廓清之功；則必生是臣，以致協謀參贊之力。蓋天下之勢，亂極而治，天之愛民之深，必不使之終於此也。故聖人之生，以安民也。而聖人之于天下，又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必得是人足以辦吾事者，故賢臣之生，以佐聖也。自古大亂之世，未有無聖人而可以致治者，亦未有無賢臣而可以弘化者。如雲龍風虎，氣類自應，相須而成，相待而合，而烏知其所以然哉？

　　堯以前，如風後、力牧、常先、大鴻之徒，非經所見，不可得而論矣。虞書所載九官十二牧，班班可考者。三代而下，以革命而有天下：則有如成湯有一德之伊尹，而後有升陑之師；武王有鷹揚之太公，而後有牧野之會。至於畢、散、周、召之徒，皆以聖人之德，奔走後先，禦侮疏附，詩、書所稱，有大功以配享于先王，暨其子孫，藉其休以有國者數百年，蓋其盛不可及矣。

　　三代而下，漢高起布衣，誅秦蹙項，以有天下。而淮陰、絳、灌之徒，摧鋒陷陣，以致其百戰之功，而其時稱蕭何、韓信、張良，此三人者為尤烈。光武承王莽之亂，奮跡南陽，恢復舊物，則有鄧禹、吳漢、賈複、寇恂、馬援、馮異、岑彭、來歙之徒宣其力。唐太宗舉兵晉陽，平隋之亂，則有劉弘基、李績、李靖、房玄齡、杜如晦之流致其勳。宋太祖受周之禪，去五代戰爭之患，致天下于太平，則有趙普、潘美、曹彬之輩殫其謀。天下不可以無君，故立之君；立之君，不可以無臣，故生之臣以佐之。有堯、舜、三代之君，則必有堯、舜、三代之臣；有漢、唐、宋之君，則必有漢、唐、宋之臣。天之愛民久矣，不如是，何以戡定禍亂，克成太平耶？

　　慨自胡元入主中國，天下腥膻者垂百年。既而運窮數極，天閔斯人之亂，於是生我太祖高皇帝于淮甸，以清中原之戎，拯天下之禍，而援生民之溺。數年之間，定金陵，平吳會，克荊、襄、閩、廣，胡虜不戰而竄息於狼望之北。固宇宙以來所未有之勳，而聖人獨稟全智，功高萬古，神謨廟筭，有非他人所能贊其萬一者。而一時諸臣應運而生，皆起於淮甸之間，乘機遘會，以成不世之勳，有若高祖之豐沛，光武之南陽者，此豈人之所為哉？蓋將以開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治，故聖祖龍興於上，而諸臣景附於下，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而昭諸鼎彝，銘諸策府，有非一時之所能殫述者。其大勳光宣炳烺於天地之間，如中山武甯王以下六王者，其功尤烈。天下之人至今能道之。他如朱文正　李文忠鹹以內外之親，而郭子興、郭英、吳良禎、寥永忠、永安之徒，則以父子兄弟，後先致力效死於其間。大抵數總大軍，以不殺為威，而沉毅好謀，定大事於一言，武寧之功為大。而開平之窮虜於漠北，黔寧之收功于滇南，此方面之功之最著者。其它或撫一城，或定一方，或專城而秉鉞，或分閫而受寄，或敵愾以怒寇，或殄滅以為期，孰非體天地好生之德，勤皇祖安集之命，有功于方夏，而惠於元元者乎？國史之所紀載者，固莫得而睹。而往往見於儒臣銘章碑誌之間，此愚生之所竊識其萬一者。因念百六七十年，父子兄弟長養太平之世，方內無兵革之禍，戒虜之醬者，固我高皇帝天覆地載之功；諸臣匡持輔協之力，不可少也。

　　書曰：「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於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此之謂乎！今太廟既已配享，而功臣廟又有特祠，金書鐵券，山河帶礪之盟，於今不替。邇者皇上又興滅繼絕，開廟藏，覽舊記，以昭元功之侯籍，使開平、寧河、岐陽、誠意之賞，複延於世。我國家之酬諸臣者，可以無憾矣。顧承平日久，為其子孫者，或驕溢于富貴。而不能體乃祖乃父之心，時陷法禁。從而棄之，又所不忍，而未免有「厚德掩息，遴柬布章」之譏。則高皇帝之大誥武臣，文皇帝之鐵榜訓戒，今日誠不可不申明而訓敕之也。書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不敢動用非德。」敬以為今日獻。

　　第五問

　　古之為天下者，養民之生；後之為天下者，聽民之自生。夫聽民之自生可也，又從而取之；取之可也，而不求所以為可繼之道，則我之取者無窮，而民之生日蹶。民蹶而我之取者將不我應，國計民生，兩困而俱傷，其何以善其後？是不可不深思而熟慮之也。

　　我國家建都北平，歲輸東南之粟以入京師者數百萬。舳艫相銜，接本江、淮。加以方物土貢，金帛錦繡，以供大官王服者，歲常不絕。其取於民不少矣。而比年以來，民生日瘁，國課日虧，水旱薦告，有司常患莫知所以為計。然惟知取於民，而未知所以救菑捍患、與民莫大之利也。大抵西北之田，其水旱常聽於天；而東南之田，其水旱常制於人。蓋其地有三江、五湖之灌注，而東南又並海，有堤防蓄泄，雖恒雨恒暘，而可以無虞。故昔之言水利者先焉。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即今太湖。周禮所謂具區、五湖，蓋地一而名異也。爾雅：「具區。」郭景純雲：「吳、越之間有具區，週五百里，故曰五湖也。」其言五湖，猶江之言九江爾。春秋越與吳戰於五湖，豈太湖之外複有四哉？其所謂具區、洮隔、彭蠡、青艸、洞庭，及季氏圖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鑒湖為五湖者，非也。禹治揚州之水，西偏莫大于彭蠡，而東偏莫大於震澤。欲甯震澤之水，在於疏其下流。三江入於海，而後震澤無氾濫之虞。震澤固吐納眾水者也。西北有宣、歙、蕪湖、荊溪、宜興、溧陽、溧水數郡之水，西南有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瀦聚於湖。而由震澤、吳江長橋，東入松江青龍江而入海。溧陽之上，古有五堰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宜興之下，有百瀆以疏荊溪所受之水。江陰而東，有運河泄水以入江。宜興而西，有夾苧、幹與、塘口、大吳等瀆泄四水。此治其原委之法也。三江，東南泄水之尾閭也；三江之流不疾，則海潮逆上，日至淤塞，而下流不通。此吳淞江之疏導，不可不先，而凡太湖以下諸江之入於海者，皆不可以不加之意也。

　　昔宋單鍔嘗疏東南水利書，蘇文忠以為有利於民，條其事於朝，而亦莫能行之者，大抵承平日久，人習於苟安，稍有建國家之計，必以為迂遠動眾而不可用；故經國之慮，每至於格而不行。夫自漢以來，天下之用，不盡于東南。至唐、宋，而東南之民始出其力以給天下之用。然自吳、越竊據於此，乃能修水利以自給。外以奉事大國，而內不乏於朝府之用。是以其國不困，而民猶足以支。及天下全盛，江南不熟，則取於浙右；浙右不熟，則取於淮南。於是圩田河塘，因循隳廢，而坐失東南之大利，以至於今。夫錢氏以一方用之，惟其治之也專，故常足於用；今以天下用之，惟其治之也泛，故常不足於用。嗚呼！以天下之大而無賴于東南，則可以坐視而莫為之所；以天下之大而專仰給于東南，其又何可不考其利病而熟圖之也？

　　先朝周文襄公、夏忠靖公治之常有成績矣。然百餘年來，已非其故。有司案行修舉故事，已漫然莫知其故跡之所存矣。至又委之國貧民困。夫國貧民困已矣，任其困而貧也，則將何時而已乎？夫亦延訪故老，徧考昔人之論，而求今日之所宜；又不必專泥于古之跡，而惟視夫水勢之所順。蓋古今天時地勢，陵穀丘淵，代有變移，必欲鑿空以尋故跡，吾恐力愈勞，費愈廣，而迄不可就，反為苟安目前者之所嗤笑。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而已矣。五堰百瀆，可複則複之；白蜆、安亭、青龍江，可開則開之。或為縱浦；或為橫塘；或置沿海堽身，堽置斗門，使渠河之通海者，不湮於潮泥；堤塘之捍患者，不至於摧壞。而又督成水利之官，常時相視，禁富人豪家碾研蘆葦茭荷陂塘、壅礙上流，而仿錢氏遺法，收圖回之利，養撩清之卒，更番迭役以浚之。而後利興而可久，害革而民不困。不然，如近者嘗浚白茆，曾幾何時、漸就湮塞，此可懲也。今夫富人有良田美莊，猶不使之荒蕪而加意焉，況東南以供天下之費乎？

　　抑是法也，非特可以行之東南也。齊、魯之地，非古之中原乎？數日不雨，禾俱槁死；黃茅白葦，一望千里。父子兄弟，束手坐視，相率而為溝中之瘠。凡以溝渠之制廢也。謂宜少仿古匠人溝洫之法，募江南無田之民以業之。蓋于古吳則通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滎陽下引河，東南為洪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而朔方、兩河、河西、酒泉皆引河；關中，湋渠、靈軹引諸水；東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溉田萬餘頃。豈獨三江、五湖之為利哉？舉而行之，不但可興西北之利，而東南之運亦少省矣。天下之事，在乎其人。毋徒委之氣數，而以論事者為迂也。

　　▼隆慶元年浙江程策四道

　　〈按隆慶元年丁卯浙江鄉試時，太僕府君以長興令入外簾，此乃主考委代作者。〉

　　問：自昔帝王立極垂統，為後世計，如禹有典則，湯有風愆，文、武有謨烈，其子孫能敬承之，故夏、商皆饗國長世，周過其曆至於八百年。漢、唐而下，蓋莫能比隆焉。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誕受多方。在禦日久，萬幾之暇，輒親著述。睿思玄覽，自身心以至於天下國家，無一事不有垂教。而祖訓一書，為聖子神孫慮，尤諄悉矣。其大經大法，世世遵守，昭如日月，固不待贊述也。乃若微言至論，為今日聖天子之繹思者，可得而詳言之歟？我世宗肅皇帝憑幾之言，告戒深切。皇上孝思罔極，遵承末命，改元一詔，風行雷動。乃至荒陬絕徼，含齒戴發之民，靡不拭目以觀德化。伏讀詔旨，稱郊社等禮，各稽祖宗舊典，斟酌改正，有以仰窺聖天子法祖之盛心矣。詔條所列，固首奉皇考之教。中間與皇祖之訓相符契者，亦可述其槩歟！夫臣子為君父陳烈祖之訓，蓋忠愛之至也。即有大美而弗彰，何以仰答鴻庥于萬一乎？諸士子具悉以對。將為爾聞于當寧。

　　帝王之禦天下也，欲垂萬世之統者，必欲其謀慮之遠；欲保萬世之業者，必致其嗣守之勤。謀慮以垂統，仁之周也；嗣守以保業，敬之至也。是故德業光昭，而心源繼續；顯承丕大，而佑啟無疆。自古有天下者，其祖宗肇之於前，而子孫繼之於後，所以長世而不替者，用此道也。請因明問而陳之：

　　昔唐、虞之際，以天下相授受，而示之以精一執中之旨。彼其平時都俞叮咈，相告語於一堂之上者，無非此道。然猶諮命之諄諄者，誠以天下重器，不能不為之長慮也。故以天下與人，而並以治之之道與之，斯知所以與天下矣；受人之天下，而並其治之之道受之，斯知所以受天下矣。不然，徒以天下相傳，則非堯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也。夫三聖人面相授受，而猶如此，況祖宗之天下，傳之子孫，而能不為之長慮乎？誠念今日得之之難，而他日保之之尤難，故垂訓以為子孫計者，不容不詳且切焉。是「故聖有謨訓，明征定保」，禹惟有是訓也，而其子孫能敬承之；有夏之曆至四百年。「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湯惟有是訓也，而其子孫能克從之；有商之曆至六百年。文、武「宣重光，奠麗陳教」，故子孫嗣守大訓，無敢昏渝；有周之曆至八百年。蓋禹、湯、文、武為其子孫慮天下者，如此其周，而啟、太甲、成、康，所以保天下者，如此其至也。

　　我太祖高皇帝受命自天，奄有函夏。聖武神文，天經地緯。削平僭亂，海宇乂寧。登天下之賢俊，相與修明政刑。暇則又親灑宸翰，睿思所及，動輯成書。如存心、省躬諸錄，以至孝慈、女戒、昭鑒，其大者，如三編大誥、資世通訓、洪範之注及又以意命群臣纂修寶訓、律誥、職掌、集禮諸書，自古帝王著作之盛，未有如此之富也。若祖訓錄，特為聖子神孫深遠之慮，尤詳且切矣。嘗自敘以為「創業之初，備嘗艱苦，人文情偽，亦頗知之。自平武昌以來，豫定律令，頒而行之。至於開導後人，複為祖訓一篇，立為定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而定。我子孫欽奉朕命，不負朕垂訓之意，天地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於是頒賜諸王，且錄於謹身殿、乾清宮、東宮壁。因顧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曆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為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抽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大哉皇言！誠萬世聖子神孫，所宜欽承而敬守之者也。

　　是書之目，有曰聖訓首章，又有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其篇袠簡要，而條貫靡遺；綱領宏大，而精微具悉。曆世保之，以為大訓。至於朝廷之典章，百官有司之所行，有不待盡述者。請舉一二明言之。

　　有曰：「凡古帝王，以天下為憂。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為心，則宜永受天之眷顧。」夫聖祖起自布衣，同時僭王叛國，芟夷殆盡，海內曠然，尤且惴惴然懼天下之起而相軋也。況自古承平之久，無常靜之國。而南面之奉，可以娛耳目，悅心意者，交引於前，人主能時懷警懼，而淵涓蠖濩之中，此心卓然清明，則宴安之欲不生，而慮周於天下，釁孽之萌無所作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

　　又謂：「憂常在心，則民安國固。」蓋惟望風雨以時，田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又謂：「四方水旱，當驗國之所積，優免稅糧。歲雖無災，擇地瘦民貧，亦優免之。」夫聖祖雖在深宮之中，乃至祁寒暑雨，靡不關心。當時庶事草創，建都封邑，征伐四方，用度廣矣。而免租之詔，無歲不下。今天下宴然，而大司農往往告乏。歲一不登，議改折帶征，有司且相顧以為曠恩矣。使閭閻不被免租之惠，民何以聊生！聖主顧長民嵒，思小民之依，簡劭農之官，廣蠲貸之澤，則海內之民樂生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

　　又謂：「帝王居安，常懷警備。動止必詳人事，審服用。仰觀天道，俯察地理，皆無災變，然後運用。」

　　夫聖祖躬擐甲冑，出入兵間。及為天子，猶謹備之如此。人主必當儼神明之居，慎出入之際，端拱穆清，正容謹儀。和鸞之節，清道而行；開延英閣，以登魁磊耆艾之士，朝夕燕見，抽繹顧問，考古驗今，則聖德日修，天眷日隆，亦不勞心於非意之防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

　　又謂：「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酣歌夜飲之歡。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窺恣之專。」又謂：「內府飲食常用之物，設局於內，職名既定，要在遵守。」故當時日曆聖政記所稱，後妃居中，不預一發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掃除之役。本朝家法，超絕前代如此。至今陰教修明，後宮順序，尤望體聖祖述周禮設局之義，修掖庭永巷之職，使戴金貂之飾者，有濟濟謹孚之美，無戲敖驕恣之過。左右敕正，則王爵天憲不至旁落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

　　又謂：「四方諸戎，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無故興兵，致傷人命。但胡戎與西北邊境，至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以謹備之。」今日禦西北之虜，其上策在於不攻，其無策在於不善守。謹備邊塞，驅而出之中國，禦之之道，惟此而已。若欲開邊隙以快心於狼望之北，必無幸矣。聖祖嘗戒諸王遠出開平，謂：「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為急，故朕於北鄙之虜，尤加慎密。」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

　　我世宗肅皇帝導揚末命，告戒深切。我皇上改元一詔，實奉皇考之教。明詔所謂「仰惟末命之昭垂，深望繼述之兼善」者也。夫郊社等禮，所以遵祖訓者，莫大於此。若夫言官加恤錄之恩，方士致左道之辟，宗室解甸人之系，若盧施寬釋之仁，百司嚴黜陟之典，銓選破資格之條，冗員申裁省之令，郡縣別望緊之差，沒虜布招懷之惠，殪敵速上功之簿，至於重貪墨之罰，督勘核之報，舉大臣之贈諡，如閒散之名服，聽監司之薦辟，所謂推類以盡義，通變以宜時，有難盡述者。

　　明詔又曰：「各地方官以武備為不急，以玩寇為苟安，得賊盜妖逆，隱蔽縱容，不早撲滅，往往釀成大患。」祖訓所謂憂天下者，明詔得之矣。又曰：「天下軍民，十分窮困，國用雖詘，豈忍照當征派。」四方聞之，孰不感泣！田租逋負，改折蠲免，與夫大官之所增派，尚方之所趣辦，繕部之竹木，兵曹之子粒，多所停罷，則祖訓所謂憂民者，明詔得之矣。又曰：「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朕加意節省，自有餘。」又令戶工二部科道，稽查各監局庫段疋軍器香蠟等物，祖訓所謂內府設局，與周禮天官之義合者，明詔得若矣。若夫求賢納諫，不一而足。凡可以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等項長策，仍許諸人直言無隱。此即祖訓所謂防壅蔽而通下情也。然則與皇祖之訓，蓋無不相符契者。宜天下之人，如蹶而起，如聵而聞，含齒戴發，靡不拭目以觀德化之成也。顧愚生猶惓惓於皇上之繹思者。實臣子忠愛之忱不容已耳。書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曆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愚竊以為今日聖天子頌焉。

　　問：我祖宗列聖，世有實錄。表年紀事，撰述功德，以為信史。邇者皇上深詔近臣，纂修世宗肅皇宗實錄，載筆之臣，必能仰體宸衷，勒成巨典。然竊以先皇帝享國最久，年載曠悠，又無前代記注之書，編摩搜輯，成一家之言，若有未易然者矣。夫實錄之名，何所起歟？抑古之論史，每難其事。昔劉子玄與宰相言二史不注起居，而歐陽永叔論日曆之廢，蓋近代為史之通患。而子玄又謂史有三長。至曾子固序南齊書，其論美矣。二子之言，後世多稱之，可得而備述歟？茲者先皇帝匯進史館，當下之學官，諸士子皆得而與知者。宜以所聞著之於篇，其毋讓焉！

　　經綸世道者，立一時之功；纂述先猷者，垂百世之訓。大哉國史，所從來久矣。上古帝王，繼天立極，功德與天地同流，其不可傳者，與化而往矣；其可傳者，獨賴有史以存之。故巍然煥然之跡，亦與天地而同久。雖在千百世之下，而神明之號，天下之人皆得指而稱之，何者？其托于史者無窮也。夫垂徽名而記往號，昭邃古而示方來，史之所系，其重如此。邇者明詔纂修我世宗肅皇帝實錄，通行海內，博采遺事。明問特舉以策諸生，敢不具述所聞以對：

　　夫左右史以記言動，自夏、殷以前已有之。周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禦史，皆史官之職事。而諸侯各有國史。迄于戰國紛爭，秦滅典籍，而史官尚存。漢武帝以司馬氏為太史。東京則班固為蘭台令史，劉珍等著述東觀，皆天下之選。故史記、兩漢書，冠絕後代。自後史館著作，莫不妙簡其人，雖其文辭不能方駕前古，亦各一時之美。而陳壽以下，悉仿漢書之體，往往類萃諸家別錄，而斷代以為正史。正史之外，自唐武德間，房玄齡、許敬宗、敬播等，相與立編年之體，而實錄之名自此始。太宗以下十五帝，每至易位，必纂實錄。惟獨宣、懿之後，以亂故缺。然及五季、宋、元，皆因之。而後之為史者，以之為依據。至我朝列聖相承，一如前代故事，每世必命纂修。固已敷宣景耀，崇闡大猷，金匱之藏，永世作典。祖宗之洪業，真與天地永久矣。

　　我皇上嗣登寶位，甫當朝廟之日，即降綸音，特命纂修實錄，天下皆仰聖人孝思罔極，繼志述事之大也。洪惟我世宗肅皇帝以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上比列聖二祖五宗，饗國獨為長久。嘉靖以來四十五年，振古之事，曠世之勳，特異疇昔。包括旁羅，錯綜銓次，在於今日，實為重難。嘗考國初猶設起居注。而大明日曆、聖政記，則學士宋濂所撰。其序以為幸得曰侍燕閑，十有餘年，書之頗為得實。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采掇，以傳信于來世。自起居之官不設，而史館論撰亦鮮，則今之修史，可以藉手者蓋寥寥矣。夫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史家所因，惟有博采。自司馬氏猶取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班書則世皆以為司馬遷、王商、揚雄、歆、向之筆。自古以來，未有不裒聚眾家而成者。故唐宰相撰時政記，史官撰日曆。而宋則宰相主監修，學士主修撰，兩府撰時政，三館修起居注。此等之類，今並廢缺，而欲以責成于一旦，蓋因仍者之易為力，而創造者之難為功也。

　　我先皇帝大製作，大建置，固昭然揭諸日月，天下之人所共知之。若夫深宮秘庭，動靜起居，群臣不能記也。聖性之淵懿，聖德之精微，如堯之安安，如舜之浚哲，群臣不能測也。至於類取諸司供報，博采群臣墓銘家狀，夫進退百官，剖決章奏，裁處萬幾，錢谷甲兵四夷之事，百官有司典籍雖在，視諸故府，似乎有征，然曹分局別，歲殊月改，綴緝穿聯，欲無抵牾，固亦勞矣。而一時臣工人品之淑慝，心跡之疑似，殊功偉德非常之事，奸宄凶慝檮杌嵬瑣之形，墓誌家狀不足盡也。蓋古之為史者，易於有所因；雖遷、固之才，不能無因而為也。今之為史者，難於無所述；雖有遷、固之才，無以自見矣。

　　當唐、宋之世，史官尚未放失。而劉子玄為蕭至忠言五不可，其一謂漢郡國上計太史，以其副上丞相，後漢群臣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台，故史官載事為廣；今史臣惟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若今之起居廢失，得無如劉子玄之所論乎？歐陽修以為史官職廢，其所撰述簡略，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沒而不書，加以時政、日曆、起居注，例皆積滯相因，故追修前事，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聖人典法，遂成廢墜。若今之追修積滯，得無如歐陽修之所論者乎？

　　然則所貴良史裁酌體例，旁采異聞，考求真是，發憤討論，使歸於一。古人有言：「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先朝之事，尚在所見，則已異于所聞與所傳聞遠矣。抑嘗讀武帝本紀，諸志、表、傳，皆史遷當時撰述。而班固、陳宗、尹敏、孟冀，共成光武本紀，後漢例傳、載記。當時紀志，蓋不廢也。自實錄專行，則紀志殆廢。此尤史家之闕典。竊以為實錄之外，宜用擬古遷、固之書，此不當待後世而定也。先皇帝大禮、郊祀、九廟、明堂、先聖祀典、籍田、親蠶、章服、禮儀、河渠、刑法，諸所興建，散入紀年，難以會通。當令首尾貫串，包絡匯萃，可仿司馬遷八書而為之。宰相百官，報罷不常，可仿公卿志、表為之。群臣之善惡，四夷之叛服，則列傳、載記皆不可廢。此即一代之史，非直俟數百年之後而為也。徒恃實錄一書，所軼多矣。此方今史館之所當議者也。

　　愚又謂漢史成于班固，唐曆緝于吳兢、柳芳、崔巍，唐書成于吳兢、韋述、於休烈、令狐峘，宋國史凡三書，後洪邁複請合為九朝，而續通鑒長編，成于李燾。本朝二百年，曆列聖而未有統會之史。此亦方今史館之所當議者也。

　　抑劉子玄又雲：「史有三長，才、學、識。有學無才，如愚賈操金而不能殖貨；有才無學，如巧匠無楩楠斧斤，不能成室；善惡必書，使亂臣賊子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曾子固為南齊書目錄序雲：「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而後其任可得而稱也。」噫！能如子玄之論，得為良史矣；若子固所稱，則又追遷、固而上之，蓋唐、虞、三代之史官也。

　　茲者明詔採取遺事，諸生幸得躬逢其盛。惟時金馬、石渠之彥，宜有其人。愚生草茅下士，獨能誦習舊聞而已。述作大義，何敢僭及之！

　　問：古者國有大事，必合天下之議，所以集眾思也。王通氏著續書，嘗曰：議，其盡天下之公乎？夫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黃帝、堯、舜尚矣！三代以下，惟漢近古。請舉漢之議者，其或是或非，或罷或行，亦有可論者乎？夫匡衡、張譚郊社之說何據？貢禹、韋玄成祖廟之議何本？董仲舒、師丹之請建限田，何罷而不行？祝生、唐生之請罷監鐵，何議而不用？公孫卿、壺遂、司馬遷改朔之議何取？賈讓、關並、韓牧、王橫治河之策孰得？先誅先零之謀，何以卒從趙充國？罷邊塞置吏卒之請，何以卒用侯應？此皆漢之大事，而有國家者之所當考。昔韓退之「非三代、兩漢之文不敢觀」，諸士子皆通經學古，以待有司之求，必有能及之者。請言之以觀所學。

　　欲盡天下之理者，必並天下之智；欲並天下之智者，必兼天下之謀。並智合謀，而天下之公盡矣；天下之公盡，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古者國有大事，常令議臣集議，不專於一人，不狥於一說，惟其當而已。是故大臣之言必用，小臣之論必庸，眾思之集必繹，一夫之見必伸。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併而為公。此古之帝王所以用天下之議也。王通氏論帝制恢恢乎無所不容，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而吾守中焉。故曰：「議，其盡天下之公乎？」漢制，大夫掌論議事。有疑未決，則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下至博士議郎，皆得盡其所見，而不嫌於以小臣與大臣抗衡，其道公矣。若明問所及，皆一時朝廷之大務。然非當時能詢采博議，盡天下所欲言，何以粲然著于簡策如此。請為執事言其略：

　　古之帝王，郊祀天地，以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以降天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以出地祇。故祭天于南郊，就陽位也；祭地於北郊，即陰之義也。漢之郊祀，多襲秦故。武帝巡祭天地諸神名山，金泥石記，淫誣甚矣。成帝初，匡衡、張譚始建南北郊之議。以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之所饗，宜就正陽太陰之處。於是始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漢二百年間，郊祀不經。文帝賢主，猶拜灞、渭之會。相如文士，獨留封禪之書。匡衡能本周禮，正一代之大典，論者或恨其不能盡複三代郊祀明堂配天之文，然其所論建亦偉矣。

　　禮王者受命，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之太祖之廟。五年而再殷祭，則毀廟未毀廟之主，合食于太祖。父為昭，而子為穆，孫又為昭。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以其始受命而王，故尊以配天。而不為立廟，親盡也。太祖以下五廟，則親盡迭毀，示有終也。漢之祖廟，至元始之際，大禮未備。貢禹始發之。韋玄成已議罷郡國廟，又本禮經所雲，而建議如此。惟獨以高帝為太祖之廟，而孝文以後，皆以承後屬盡宜毀。故許嘉、劉向更議以文、武皆為宗。漢二百年間，祖廟無准。賈生通達，不著宣室之對；劉向博惟，附會家人之語。玄成能依古義，至一代之大法，論者猶疑其五廟七廟廟數之殊，然其所考據亦正矣。

　　自秦用商君之法，開阡陌，除井田之制。漢初不為限制。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巨萬，而貧弱愈困。故董仲舒欲稍近古，限民名田，以塞兼併之路。師丹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可致太平。今未可詳，請略為限。武帝方事四夷，內興功利，宜未及此。而丁傅、董賢，隆貴用事，詔書雖下，亦寢不行。然至後魏孝文獨用李安世均田之法，則仲舒、師丹之說其果泥乎？後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則井田雖未可複，而均田之法亦可少仿也。

　　自齊用管子之術，正鹽筴，斂山澤之利。漢初以屬少府。武帝用東廓咸陽、孔僅筦其利，郡國多不便。昭帝始詔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教化之要。九江祝生等抗言，皆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約。而桑弘羊獨以為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竟不果罷。自此迄于永平，尋罷尋複。然後魏宣武嘗采甄琛弛禁之表，則賢良文學之議其果迂乎？後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則鹽筴雖未可廢，而取利之法亦不當甚密也。

　　漢自襲秦正朔，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張蒼明習曆，而仍水德之謬；公孫臣建改朔，而信黃龍之誕；百年曆紀之廢甚矣。司馬遷、倪寬等，始謂帝王創業，改制不復用傳序，則今夏時也。三代之統，絕而不序。請定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於是招致方土唐都，分其天部，洛下閎運筭轉曆，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昔孔子論為邦，言「行夏之時」，馬遷之議，實本於此。此古今治曆者之不能易也。

　　漢自武帝塞瓠子，其後河複數決，大為東郡害。平當領河堤，奏賈讓之策；桓譚典群議，集關並、韓牧、王橫之論。一代治河之說備矣。賈讓謂：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之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水有所休息。因欲徙冀州之民當水沖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複遠氾濫。讓之此策，視諸說最高。昔大禹治洪水，惟順水之道，此古今治河者之所當知也。

　　夫中國之禦夷狄，非以極兵勢也，誠盡謀而已。西羌之反，朝廷發兵及屯田者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賢，欲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䍐幵。趙充國獨以為虜即據前險，守浚阨，必有傷危之憂。獨欲捐䍐幵之罪，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方是時，公卿議者不同。而充國獨守便宜，璽書切責，堅不為動。卒不煩兵而自解散諸羌，罷騎兵，留屯田，以待其敝。大抵西羌之反，其萌在於解仇。充國急赴䍐幵之約，使先零不得先其約，此所以坐而得勝弄也。故制夷之要，若使夷狄得締其交，非中國之利也。

　　漢自單于入朝，加賜皆倍于黃龍時。既自以親好，願保塞上穀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以休天子人民。時群臣以為便。而侯應以為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里，草木茂盛。本冒頓依阻其中，來出為寇。至武帝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設屯戍以守之。如罷備邊戍卒，示夷狄之大利。夫雁海、龍堆，天之所以紀華夏也；炎方朔漠，地之所以限內外也。國家苟與夷狄共地利，而無藩籬之限，則中國坐而受其困。由此言之，中國之要害，所當固守而不可失也。

　　夫郊祀、宗廟、井田、鹽鐵、曆律、河渠、夷狄舉漢之大事，而崇論竑議，槩具於此。今廟堂方有郊社宗廟之議，而天下田賦未均，監課折閱，曆紀漸差授時之度，徐沛歲有治河之役，兀良哈之屬夷翻為外應，受降城之故地，棄為虜巢，則此數者正今日之所宜考。毋謂漢卑而不足法，因是，而亦可以略追三代之遺文古義。所謂法後王者，謂此也。

　　問：六經之教，未嘗專以仁為言，至論語一書，孔門之論仁始詳。今觀孔子之答問者數矣，而皆不同，何歟？夫若然者，則仁宜可以人人而至也。然孔子之所許者蓋鮮矣。當時惟稱顏子「三月不違」。若仲弓、冉有、子貢、公西華，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春秋之賢大夫，孔子概稱之，而獨不許以仁。顧惟於微子、箕子、比干而謂之「三仁」。于伯夷、叔齊而稱為「得仁」。至管夷吾伯者之佐，而亦曰「如其仁」。抑又何歟？夫以仁之難造如此，而又謂博施濟眾，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則仁與聖猶有等歟？後之學者，皆以為孔子未嘗言仁，而特與弟子言其用功之方耳。其果然歟？如此，則果何以謂之仁乎？士人自知學，即讀論語，而不求其意，祗見諸說之紛紛，而無所取衷也。茲欲會而通之，必有至當不易之論。試言其大旨，以觀自得之學。

　　甚矣，仁之難言也！非言之難，而體會之難。能體會之而自得之於心，則能以其所不同，而求其所同，以其所言，而知其所不言。雖聖人之于學者，隨人異施，不可以一端求；會而通之，而至精至粹之理，一而已矣。夫惟天下之論仁者，病於不能自得之於心，而徒言之求，是以若彼其紛紛而不一也。執事發策，以孔子之言仁為問，欲觀學者自得之學，愚生何知焉？雖然，論語一書，童而習之，敢不撫拾以對！

　　昔孔子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志欲有所為於天下，而時不能用。退而追述三代之禮樂，序詩、書、易、春秋，以備王道，成六藝。夫子自以為教天下如此盡矣。夫子既沒，而門人記其微言，以為論語。顧若稍不盡同于前古聖人者，蓋其平日獨以仁之一言為教，則皆先聖人之所未嘗數數然者。雖其孫子思傳之，亦不盡用其說。孟子稍稍言之，而複以仁義對舉，又非若夫子當時之獨指而專言之也。

　　蓋嘗思之：夫子以仁聖並稱，而又有仁人之號，則其所謂仁者，夫亦以其人品之至精至粹而已矣。夫如是，故以仁聖並言之。而當時學者，雖其才器不同，而其學于聖人，固其志舉欲造於至精至粹之地。是以諸子之問仁特詳，而夫子之告之不一，要其因才成就，而使之造於至精至粹之地者，則一而已矣。世之君子，見諸子之問，而夫子告之其不同如此，遂疑其所謂仁者，支離而難合，散漫而不可求，而不知其所以至之者一也。

　　惟其才器不同，引而進之各異。譬之于水，其可以導之于江者，引之以至於江；導之於河者，引之以至於河；導之為淮、漢者，引之以至於淮、漢。及其不已而至於海，一也。夫子之門，顏子、仲弓、子貢、子張、樊遲、司馬牛，人見其皆入聞夫子之道，而不知其才器相去遠矣。然夫子皆不逆之，隨人以為之成就，使此數子者能遵其教，而莫不可至於仁。是乃夫子之善教也。使是數子者，夫子獨舉其一而皆告之，是使樊遲而欲為顏子，夫子必不若是之誣也。

　　然而此數子者，亦皆可至於至精至粹之地者，何也？若孟子之所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也。伯夷、伊尹、柳下惠，夫豈方於孔子？顧謂之聖，則亦造於至精至粹之地而全矣。譬之於玉，為玫為瑰為琳為瑉之不同，而追琢之成器一也。故夫子于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而皆謂之仁，豈可同哉？管夷吾者，能以功利之術使諸侯歸齊，而不能勉其君至王也。而以為「如其仁」，管仲之仁，豈又與微子諸人可同日論哉？夫子之門人，可與語聖人者惟顏子，與夫子皆步皆趨皆言皆辨皆馳矣，而獨所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未能與化為一石。然亦已進於仁矣。夫子以「用之則行，含之則藏」，與之同其出處，則所謂「克己復禮」者，蓋以有天下之事告之，故以為「天下歸仁」也。若仲弓，出門使民，而至於邦家無怨，則南面諸侯之任而已。顏子與仲弓，同居德行，而相遠如此，其為仁者不同如此，而況子貢以下哉？子貢之聘于諸侯，所以有大夫士之交也。子張之問政，所以言「恭、寬、信、敏、惠」也。樊遲之不知禮義信以成德，所以言先難後獲也。司馬牛多言而躁，所以言訒言也。然於是數者而進之，豈不亦皆至於仁哉？夫人之才器有大小，至於至精至粹之地為難。故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為聖，而夫子亦以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為仁；夫子之所謂仁，孟子之所謂聖也。然數子者，夫子告之則如此，而造而至之實難。故雖果如子路，藝如冉有，不佞如雍，禮儀如赤，使之治國家，理人民，立朝著，夫子皆許之，而不許以仁。以其至於至精至粹之地為難也。當時之大夫，忠如子文，清如文子，使之事伯朝，去亂國，夫子皆許之，而不許以仁。以其至於至精至粹之地為難也。若夷、齊讓國逃隱。微子、箕子、比干之或去或奴或死，積仁潔行，以自靖自獻于先王，豈不至於至精至粹之地哉？管子者，聖人蓋未之許，若曰其於仁者之功，特如之而已。然則是數子者，夫子特進之而已，終莫能至也。

　　夫仁之精微，與聖同極。而他日子貢問博施濟眾，乃以為何事於仁，而必以聖當之。似若夫子之優聖而劣仁；而不知其意蓋以為博施濟眾者，聖人身外之事業，立人達人者，仁者切己之實功。子貢未可驟以唐、虞之事許之，亦勉以忠恕而已矣。故曰：「賜也，非爾所及也。」雖然，夫子之于仁也，豈終日為學者瀆言之如此，蓋皆因其有問，隨其人而告之，孟子之所謂答問者也。當時高弟弟子，如顏子之外，曾子未嘗問仁，而一貫之唯，豈不亦謂之仁哉？

　　而後之儒者，又謂夫子平日蓋未嘗言仁也，特言其所以為仁者而已。然則夫子之論仁，當見於何書？曰：夫子于系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又曰：「元者，善之長也。」此夫子之所謂仁者也。雖然，夫子豈有隱哉？凡平日之所以問答者，皆此理也。宋張敬夫嘗類聚夫子之論仁，以為洙泗言仁錄。朱子不取，謂聖人之言，隨其所在，皆有至理，不當區區以言語類求之。可謂得其旨矣。後之學者，去聖愈遠，其尊聖人為太過。至或舍其終日應用，與所以進德修業之實，而欲於虛空想像之中，求所謂仁者而名狀之。夫天下皆知佛、老為空虛之說以惑世。而後之儒者，不求切實之功，舍夫子之所謂仁，而於空虛想像之中求所謂仁，此亦何以異於佛、老之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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