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與周騤推官書

與周騤推官書

　　六月十五日，同年弟范某，再拜奉書于周兄：

　　去年秋滕子京集李唐制書，得一千首，歐伯起請目之曰「唐典」，僕始末閱其本，而酌以重輕，請避《堯》、《舜》二典，曰有「唐統制」。伯起以書見讓。謂「典」為是，謂「制」為非，僕亦辨而言焉。而伯起不釋，今複遺書，雲中有冊文十五，或因其舊名，可曰有「唐冊制」，僕前書雲：「必以『統制』為非，則請別為之目，以『典』為名，孰敢聞命？」

　　伯起謂典謨訓誥，其來遠矣，夫子因其舊史，優劣不存焉。僕謂舊史之文，亦不苟作，聖人筆削，經史皆因其舊，可者從而明之，其不可者，從而正之，未嘗無登降之意也。是故言《易》，則因先王之卦，從而贊之，有聖人、有後、有君子之辭焉。刋《詩》，則因前人之作，從而次之，有國風、雅、頌之倫焉。脩《春秋》，則因舊史之文，從而明之，有褒貶之例焉。《書》亦史也，從而序之，豈獨因其舊篇，無優劣之意？

　　僕謂典謨訓誥之文，或因其舊而次之，亦聖人之優劣也。伯起謂夏有《政典》，周有《六典》，僕謂《政典》者，果夏書耶？虞書耶？夏或有之，何不列之於《書》？或見刪于聖人，此又不足稱矣。周之《六典》者，《周禮》雲天官掌建邦之六典，乃周之法度，書於典冊，非記言之例也。夫子刪《書》之際，六典不預焉。伯起又謂有《漢典》、《魏典》、《晉典》、《梁典》，僕謂此四典者，必文人苟作，或佞之於前，或失之於後，非其正史，君子不取也。自堯舜而後，歷代之史，無以典為名者，何哉？蓋尊避堯舜，為萬世之師，使後之明王，有所稽仰，豈丘明、班、馬之流，咸不到伯起之心邪？

　　伯起又謂元結有《皇謨》、柳宗元有《平淮夷雅》，元、柳，唐人也，而深于文，不曰典，而曰謨，不曰頌，而曰雅，二君誠不佞歟！伯起非唐人也，反為佞乎？以其冊制，特謂之典，豈有優劣之心乎？如有優劣之心，則不當以錯綜治亂之文，躋於三代之上，炳堯舜之光明，如當優劣之心，唐三百年冊制之文，一旦易其名，則何以哉？進退無所據，而序引滋繁，枝葉之雲不復詳釋，豈莠言亂正，學非而博者乎？將固有所激而極其理要乎？周兄積學于《書》，得道於心，覽聖人之旨如日星之昭昭，願質其疑，使來者不敢竊亂於斯文，甚善，甚善，不宣，某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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