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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豫東大戰(1)


  我從徐州回到河南,武漢方面的清黨運動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我到鄭州的時候,接到汪精衛從廬山來的電報,通知我鮑羅庭即將由漢口經過鄭州回俄,請我把他扣留並殺之。我心裡想說,你要殺他,你自己何不在武漢下手?他顯然學的是曹操的做法,想殺禰衡,自己卻不下手,把禰衡送給劉表,劉表又借手于黃祖而殺之。可是我決不是黃祖。等鮑羅庭到了鄭州,我特去接他,留住幾天,談話數次,而後派了張允榮和李連山二位具辦了一點禮品直把他由潼關經蘭州而送至庫倫,使他平平安安地回返蘇俄。昨天同在一個桌子會議,今日無緣無故就要翻臉相害,這等事我是萬萬做不到的。和鮑羅庭同車到鄭州的,還有鄧演達先生,想必也是聽見什麼謠言,對我懷了疑忌之心,竟扮作鮑羅庭的汽車夫,以為我們就不認識。我覺得這也是不認識我的地方,大可不必如此。我何至聽從汪精衛的話,來加害於他們!

  在河南以及在我們二集團軍中的共產黨人員,用一軍車向武漢送走,劉伯堅等許多位半途就下車他去。顧問烏斯馬諾夫我也送他回俄。原先他曾向我說:「聽說你也贊成分共,你的意思怎樣?」我就把鄭州會議時,聽徐季龍、孫哲生以及何雲樵諸位先生所談的事告訴他,我自己所親歷親見的許多情形也一一和他細談。他說這都是幼稚病,是革命的過程中所免不了的。我說蘇聯是我們最忠誠的好朋友,這回我返國參加革命,幫助我許多槍械,派來幫助我們革命的朋友至誠至懇地努力,犧牲性命的也有,我等豈有不感激之理。但是就事論事,許是由於對中國情形隔膜,第三國際的許多辦法,實在也有不妥當的地方。我把一些主觀的意見都約略吐談。他亦不能置答。

  有一位朋友浦化人牧師,是我為陝西督軍時認識的,為人富於熱情,堅毅果敢,同我共處甚久。在張家口辦一學校,亦頗有成績。五原誓師時,我派鹿鐘麟到蘇俄考察,他亦隨鹿同去。他到莫斯科後,竟以一聖公會牧師而加入了共產黨,成為一個忠實活動的共產黨黨員。可是我並不知道。不久他隨鹿等回國,鹿任河南代理主席,我即發給他三千元,派他和另一位名董賢武的朋友,負責辦理鐵路工人的福利事業。一天他忽留一字條給我,悄悄離開鄭州,所領款項亦不報銷。

  我不相信他會做攜款潛逃的事,派人查問,才知道他把錢這個三十那個四十地散給了窮苦工人,他自己並未取用分文。他的出走,也是為分共的問題對我誤會而然。民國十七年在南京的時候,他的老太太托人來見我,說願變賣家中田產,以清償此款。我說:「那錢他都散給了勞苦的工人們,並無一文入了他的私囊。這還要賣田賠償做什麼?」民國二十年我到上海,曾與浦先生見面,那時他為商務印書館編輯。二十五年我在南京,他由獄中寫信給我,請我替他設法保釋。我即拿著他的信去見蔣先生,把他的出身為人以及一切實在情形一一詳告,蔣先生說查一查,沒什麼事即可釋放。後來終由憲兵司令部審查數次,交請鹿瑞伯保釋出獄。

  我從徐州回來,先到開封,派薛子良為代理主席,負責一切政治事宜,而後即到鄭州,致力於軍事的調度。此時寧漢正鬧著意見,革命陣線為之動搖,大江一帶甚至有爆發戰爭的醞釀。奉直魯軍閥時刻眈眈而視,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來一個大規模的襲擊。我為了鞏固河南,乃集中部隊,由鞏縣渡河,對立足未穩的奉軍施行襲擊。萬福林等不支,被孫良誠、吉鴻昌等部如風捲殘雲一般,一直打向新鄉潰退。彰德、衛輝、懷慶,所謂河北三府的人民亦群起對奉軍截擊,斬獲無算,各該重鎮均次第為我克復。經此大捷,河南局勢暫告穩定。但我深知軍閥必不甘休,未來的大戰將緊隨而至,乃積極整頓內部,將若干動搖的部隊予以收編,藉以應付即在目前的暴風雨的襲來。

  劉鎮華自從陝州及新安潰敗,退到禹州一帶,勢窮力蹙,屢次派人前來輸誠。我為免得他們再和張作霖等勾結,即予收編,給以第八方面軍番號,令負由曹州推進濟寧的任務。他們的部隊多蔡老八、王老五之數的烏合之眾,無所謂紀律,無所謂訓練,接奉命令後懈懈遝遝,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才慢慢開拔完竣。後來從他的駐區中訪察,知道此時他們仍和軍閥方面不斷接頭,並沒有放棄投機取巧的企圖。

  一天,劉鎮華為領餉項及委令事到鄭州來見我,我和他暢談革命的意義和愛民為國、努力訓練部隊等等問題。那天我們同吃飯,飯很簡單。水餃而外有鹹菜一盤,沒想到他便不勝感想,問我道:

  「你何必這樣自苦?這樣的飯,怎麼吃得來呢?」

  我笑道:「我也贊成吃好的、穿好的,享樂生活,不然的話,還要革命做什麼?可是有一點我要說明白,我說贊成享樂,可不是指個人享樂而言,我是指民族社會普遍的享樂,人民大眾個個都過自由幸福的生活。你看看現在百姓吃的什麼?士兵吃的什麼?我們自命為革命軍人,到底是幹什麼的?我們縱有珍饈羅前,可以下嚥嗎?」

  他說道:「您說這個話,我倒要勸勸您。你老是百姓如何,士兵如何,難道百姓是人,我們就不是人嗎?我們只應該想著百姓和士兵的利益,就不能為自己的利益設想設想嗎?」

  我告訴他說,社會的構成,主要的是人民大眾,不是軍人或政客。我們不應當把自己視為特殊的人物。整個的社會是分工合作,各司其職。工人為社會建造生產,農人為社會供應糧食,我們軍人的責任就是為社會剪去賊民肥己的強盜,打倒出賣國家為害民族的軍閥官僚。於是他又跟著提出一個問題,說是我們性命只有一條,若是為人民為國家犧牲了,豈不就完結了嗎?我就說,我認為個人生命小,社會的生命大,犧牲個人的生命而保全社會的生命;犧牲少數的生命,保全大多數的生命,就叫做成仁取義。這是人生最崇高的意義和目的。即使就個人言,亦可為自己留下英名,傳之萬代而不朽,則其人肉體雖死,精神永生。俗語說:「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也就是這個意思。他遲疑了半晌說道:

  「一個人死就死了,還管什麼名不名做什麼?就是死了遺臭萬年,他本人反正是不知道了,有什麼痛癢?」我吃驚他會說出這種話。我說:「你有這個見解,那就太高明了!人死了失去知覺,後世的唾駡,固然與他本人無關;但儘管如此,一個活著的人,除非他喪心病狂,總是愛惜名譽,想往好裡做,誰也不會甘心願意地要做一個受人鄙視、遭人唾駡的敗類及惡徒。比如一個姓嶽的和姓秦的在一起,彼此問起先世,姓嶽的總願意說自己是岳武穆之後,可是姓秦的卻決不肯承認自己是秦檜的子孫,他寧願說是秦叔寶的後裔。岳飛和秦檜都早已死了,但他們留給後人的印象卻如此不同。我們活著的人還不該知所警惕嗎?」

  這一天我和他談得很久,最後我問他部下現有多少人,他說有八萬多人。我說:「你尚有這許多人是值得高興的事,將來開上去與張、吳等軍閥作戰,即是很大的一分力量。但有一點不可不注意,就是必須是八萬能同生共死的弟兄才好,若是八萬個自己的仇家就糟了。什麼是仇家?你不好好訓練他們愛護他們,就變成你的仇家了。」他很注意我這番話說:「我一定本著總司令的意思盡力去做。我一定要做一個為社會謀幸福、為國家爭光榮的好軍人。」說完之後他就回到考城他的部隊中去了。

  我從潼關出陝的時候,靳雲鶚派了代表與我接洽,表示願意歸我指揮。我和靳雲鶚相識,是在民國九年我在信陽駐防的時候。那時他任第八混成旅旅長,駐鄭州,一次他來信陽,我約請他參觀我們部隊的體操和各項特殊訓練。他很是讚美。不久我以餉源問題與趙倜動武,他亦對我表示同情。那時期我們過從很密,他也有許多地方對吳佩孚不滿。末後我由豫赴陝,臨別時他十分誠懇地規勸我說:

  「你們部隊,紀律嚴明,處處能獲得人民的愛護和好感,只是所駐之地,總要破除迷信,把泥塑菩薩毀去,把廟宇改做學校或工廠。這在你原是好意,可是百姓不瞭解,往往以此類事引起人們的不快,我知道你是主張信教自由的,我覺得還是讓百姓自由信教好些。」

  他這種坦白的忠告,使我非常地感激。民十一我們在鄭州同打趙倜,又共了一次患難,彼此之間的感情顯得更進一步。不過因為那次沒有償他當河南督軍的心願,不免常常不高興。同時又因其胞兄勒雲鵬身為國務總理,他竟驕盈得意,一天天地向官僚腐化的路上走去。最出名的就是懶惰,由於煙癮太大,早上總起不來,常常有約會,到時卻不起身,弄得副官在臥房門口跺腳,他還是不動。這次他派人對我如此表示,我以為曾共過患難的老朋友,而今能站在一條線上來是很可喜慰的,故即接受了他的誠意。此時他為河南保安司令,駐郾城。一天到鄭州來見我,談起防務的事,我和他說:「這時候你最好能帶你的部隊去進攻山東方面,你若需用什麼東西我可以設法接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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