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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鄭州會師前後(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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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軍事既已進展到鄭州,武漢方面的部隊亦陸續到達。政府及中央黨部許多朋友亦多到了鄭州,派劉菊村和熊哲民二位到潼關約我前去會晤。此時我已調宋哲元、石敬亭來西安主持後方。石時為參謀長,為人能耐苦實幹,任勞任怨,宋亦忠誠實在,能夠擔當(後來西安鬧的很多麻煩,多賴石、宋二位調處,未出亂子。唯三原、涇陽各部隊,不聽命令,麻老九、党拐子等時時相機擾亂。宋明軒一步步予以收拾,亦得安度過去)。我即由潼關出發鄭州,從靈寶乘火車前往。我們自在包頭撇了火車,走了數千里千辛萬苦的路到了陝西,此時聽到火車的叫聲,人人覺得歡喜高興。在車廂一路大唱其打倒軍閥帝國主義的歌,聲震天地,真是熱鬧。 同行者有何其鞏。我在車中仿出師表文調,擬一詞和寧漢分裂的文稿,拿給何看,何只說好好好,不置一詞。想來必是我那文作得不通,沒有評改的價值,而他又不肯明言,所以如此表示。我受此刺激,即立下決心,要發奮學寫文章,以求明白寫文章的甘苦與方法。後來在汾陽、在泰山,曾請許多朋友為我講文改文,自恨天資魯鈍、進步太慢。但我定時時要做小學生,時時抱一重新學習之志,努力不懈。我如今年六十,比之先賢梁灝,我尚是個青年呢。 在新安,下車看驗工事。自靈寶至新安,看古代戰場。楚霸王攻秦,坑秦師二十萬,信陵君統六國之師攻秦至函谷關等等,都在這一帶地方。在洛陽亦曾下車走看,其地有芒山,即邙山,滿山皆古代墳墓,曾經多次發掘,百姓亦結為發掘隊,掘得古物,出售于外人。上有司馬懿墓。又距洛陽城南不遠,有關帝塚,有謂塚中只埋一頭,又有謂只有一身子,沒有頭,都曾去憑弔一番。關帝塚南為伊闕,兩山相對,望之如闕,《水經注》稱為大禹疏以通水者。洛水由此經過。石壁上有許多大佛像,都少鼻缺腿,毀損不全,不知何人所為。說是樵夫砍壞的,我看他們不見得有這個工夫。也許是因為魏晉各代以佞佛亡國,後人故恨而毀之,以為他們並無靈驗,自身都不能保,怎麼能保佑人民?不知這個猜度對否?其他滿壁皆刻字,即所謂龍門十二種的便是。筆劃斜歪,如修腳刀形狀,甚不方正,然以其是晉字或魏碑,人多爭購拓本,以資臨摹。王鐵老甚不佩服這等字,以為不過當時工匠的手筆,說他們不一定識字,哪會寫得好字?後人泥古,總以為古代的就是好的,值得模仿的,其實可笑。我以為鐵老的話不為無見。 我從潼關動身時,鄧演達先生曾來,聽說也是為活動反蔣。因有人告訴他我們的態度,故未對我開口。此次途中同行,因為沒有人為我們介紹,所以也未深談。及至到了鞏縣,我去參觀兵工廠,又遇到鄧先生。聽他對工人講話,態度懇摯,言辭有條有理,很可佩服。工廠中實行八小時制,沐浴及其他衛生設備,都頗按真正的改進,絕非徒尚空談者可比。 車到鄭州,站上人山人海,有許多軍隊與人民團體,汪精衛、徐季龍、顧孟余、譚組安、孫哲生、唐孟瀟等先生亦都親來歡迎。這情形出乎我的意外,覺得實在愧不敢當。我背著把雨傘,穿著一身棉布褂褲,束一根腰帶,下車一一握手。自十月十一日開始,連續開了幾次會議,商量組織河南省政府並設立開封政治分會的事。軍事方面,解決隴海路以北,平漢路以東的敵軍,都由我們二集團軍負責肅清。唐孟瀟所部各軍,一律撤回武漢,藉以整頓休息。 此次得與張發奎將軍晤面,為最可高興之事。張將軍為人誠摯爽快,人品學識都是第一等的,真是党中忠實同志,軍中有作為的將領。哲生、季龍兩位先生和我詳談武漢的情形,指出許多方面,令人看不下去。第一是誇張的宣傳,例如每一次的開會,總說到了二十萬人,或是十多萬人,而實際到會的人眾連一萬也不夠。第二是社會秩序的紊亂,只以商店一項來說,就有百業俱廢的趨勢。他們在衣鋪定做兩套衣褲,過了約期,老是取不到手。 質問老闆,老闆說,我們現在都是處在打而不倒的境地,工人每天出去遊行示威,工作連天地停頓著。他們僅只回店來吃飯,吃完飯,又出去開會或是遊行。我們本要停止營業,可是停業又要受工會的處罰。現在勉強開著,事實上等於停業。你們做的衣服不要說兩個星期不能交貨,就是再過兩個月,還是不會做得出來。市面上情形如此,其他方面可以想見。第三,各機關團體依舊不脫舊時散漫泄遝的惡習。比如開會,僅是十幾個人的一個會議,召集起來也不容易,往往規定兩點鐘開會,四點鐘還不能到齊。會桌上水果點心擺得滿滿的,西洋點心、美國橙子,一切都是窮奢極華,舊官僚的習氣全都學會了。他們從未想及自己正在幹的是什麼事,人民百姓過的什麼日子,前線上拼血肉的弟兄們吃的什麼?他們說的這種種情形,都無半點誇張,因為我此次回到鄭州,連開會議,亦有同樣情形。汪精衛就多次不曾出席。 我忍耐不住,因編一副對子,給他寫好送去,那聯文是: 一桌子點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間疾苦; 兩點鐘開會,四點鐘到齊,豈是革命精神。 對聯而外,再加一張橫批,是「官僚舊樣」四個字。這雖未免過於刻薄,但確是當時革命政府官吏的寫實。聽說汪對此甚為惱恨,在許多朋友面前罵我。 又得見何雲樵先生,承談湖南情形,也是糟成一團。兵們帶了三元、五元或十元、二十元回到家鄉,當地農民協會就要對之收稅,甚至加以拘禁;說大家都是無產階級,私人不當隨意受用此錢。連長、營長的父母兄弟,都被農民協會拘捕,當土豪劣紳懲辦。何先生所部都是湖南人,此時駐在河南,時刻懷念家鄉,不能安心,急著要回湖南老家去。何先生家的親屬亦有被拘押者,何先生亦很氣惱。這都是當時的事實。 甯漢兩方意見越鬧越深,但真實內幕畢竟如何,我一點都不清楚。此次參加鄭州會議的朋友,有的曾共患難,有的為我素所欽敬。他們都是個中人,我正想乘著會議完畢的時候,和大家詳細地談談,把各項問題討論討論,商量一個辦法。可是想不到他們突然間說走就走,怎麼也留不住。我到車站送行,問他們何以來去如此匆忙,都說武漢有要緊事亟待料理,故不能耽擱。我心真是有點納悶,後來才知道是因為陳某拍給他們一個電報,說我已與蔣先生勾結好了,此次要在鄭州扣留他們。 唉!這話哪裡說起!曾參的母親方在織布,有人告訴他說,曾參殺人了,曾母不肯相信;第二個人又來說,曾參殺人了,曾母覺得可疑;說到第三次,曾母竟相信曾參真的殺人了。謠言之可怕,有如此者。此事至今想來,一方面我以為是許多朋友那時恐怕還不真認識馮玉祥是個什麼人;一面我也要承認自己的過錯。我的錯誤在哪裡?就是這個老粗太老實,太坦直,不會周旋應酬。我若是能隨和隨和著請請客,說些好聽的門面話,使大家—其中汪精衛一人最有關係—心裡痛快痛快,當也不至如此。我一生吃虧就在此類地方,老毛病恐怕總改不掉了。 我在鄭州,住一所教會的空屋子中,有一位濟汴學校校長史愛禮來見我。史為美籍,個兒與我相似,大眼睛,話語緩,很是溫和典雅。民十一時我們結識,算是一位老朋友。他在地方熱心公益,很得人民愛護,教務之暇,致力於畜牧之事,在他學校中養著許多牛羊雞鴨,牛和雞都有「種牛」、「種雞」和「肉牛」、「肉雞」之分。「肉牛」、「肉雞」專供人們吃的。對於配種之事,極是考究。比如以一種矮牛,和高牛交配,所生小牛品種即特別優良,價錢也大。羊和雞鴨也都注意擇種。 我對這種生產事業,素感興趣。我說,農家若多能經營此類副業,即可增加收入,否則將益見貧窮。他又拿出許多畜牧雜誌給我看,各類家畜的飼養與選種之研究,都各有專刊,各有專題。人家對於事業真肯實實在在地用心研究,殊值得我們學習的。他又談在彰德有一外籍牧師,亦喜畜牧,一日坐樹下看書,冷不防被自己養的一頭牛一頭頂過來,竟被頂死。這也是從未聽見過的事。那時我常和他談自己想到歐美各國去讀幾年書,他極是慫恿,並要我制辦西服,把他的西服拿給我試穿,教我穿用和打領結等等。我就常穿他的西服見客。 後來到北平,曾自製西服,穿著總覺得不慣。我覺得西服有兩個大缺點,一是領子太硬,又用釘子釘,用帶子縛,不但煩瑣,也太不合衛生,工資材料手工都太貴,非一般平民力所能勝。此外還有一個小缺點,就是全身都是零碎布塊拼湊而成,若衣服破舊了,連一塊整布也找不著。我素不喜中國的長袍大褂,以為使人委靡懶怠,必須改良。常聽說高麗人喜穿長袍坐在樹蔭下喝茶談天,緩遊終日,全國如此,結果亡國。若說高麗之亡,即亡在穿長袍上面,自然失當,但穿長袍養成懶惰習性,卻是真的。而且用布也太不經濟,剪掉下擺的布,以送甘肅同胞,有多好?何苦多此下擺,糟蹋布料,又妨礙行動。記得南京舉行第一次國民會議,討論衣服的問題,一位朋友說,我們男子又無月經,何須此下擺蔽人眼睛?覺得這話真有意思。但我以為亦不可定要模仿西洋衣服,那也太繁文縟節。我常穿的鄉農的短布褂褲,我自己覺得極好,但人家總以為奇怪。中山先生提倡的中山服,今日已漸盛行,這才是中西兼長,至美至宜的服裝,我真佩服極了。 洋浦線上的北伐軍此時已經佔領徐州。蔣先生和胡展堂、李德鄰、白健生、張靜江、李石曾、吳稚暉、李協和等各位先生都將陸續到那裡約我前去會晤。我亟欲借此機會能對寧漢之間的紛爭,盡一番調停之力,所以欣然前往。車到歸德,看見站上滿滿的數列車隊正要向北開行,派人打聽,知道是湖北某某兩部分的部隊,此刻已為高某所收編。高為二軍朋友,資格實在不老,而所收編的兩部將領,都比他資格老得多。 我在鄭州時,高曾來見我,談到收編的事,我就老實和他說:「你的能力和志氣都是很可欽佩的。不過你的資格都不及他們,若他們意在利用你以為掩護,將來你必後悔。」我的話說得太坦直、太露骨,當時他很不樂意。但後來我的話果然證實,所收編的兩部在重要時忽然叛變,臨走時還說:「吃孫喝孫不謝孫,不要你性命就算人情了。」一個人做事,若不揣度別人,衡量自己,也不慎察環境,到頭不得良好結果,是當然的事。 我們的車子過了碭山—距徐州還有一站—遇著蔣先生親自乘著車子前來相迎(那時蔣先生為革命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地位甚高,而猶如此謙下,如此周到,真是從學養中得來。我於此等處往往疏忽,非我存心驕傲怠慢,實是想不周到)。這是我們第一次的會晤。見其風采及言談態度,無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見恨晚之情。我們同坐一車,且走且談,一直到了徐州,許多朋友都來見面。他們都住花園飯店,大家聚談,討論的就是北伐和清黨的兩個主要題目。我是堅持團結一致完成北伐的主張的人,故仍本著平素態度,極力說我的調和寧漢的意見,以為分則必致功敗垂成,軍閥及帝國主義者時時巴望著我們分裂,我們必得以大局為重,竭力相忍為要。又舉太平天國之事為例,左說右說,全是我心坎中的話。當時頗蒙大家贊同。吳稚暉先生十分高興,便自告奮勇地替我擬了一個通電的稿子。 我仔細看了數遍,改了數處,因為此時我的立場應該站在當中,說話無偏無倚方妥,而吳先生代擬之稿,則不免稍偏南京,有些地方太不像調停者的口氣。這個電稿左改右改,唯恐把事情弄糟,直到自以為十分妥當,而後發出。但汪精衛仍是極不高興。等我回到鄭州,他即來電報罵我。後來我才知道汪的脾氣,凡事都要占個第一,若不恭維他是第一,不說他應高高站在蔣、胡之上,叫蔣、胡全受他的支配,則他必不高興,必要相罵。這就是所謂「領袖欲」。這毛病不但可毀自己,亦可毀國家。我當時旨在調停紛爭,故對於他的電罵,亦只好含忍不理而已。 次日承許多朋友在花園飯店開一盛大歡迎會。我講演的題目是「南赤北赤交流」。因為張作霖、吳佩孚等軍閥都說我們赤化,南赤就是蔣介石,北赤就是馮玉祥。我說,誠如所言,我們是赤化了,哪裡赤化?就是赤心赤膽,流赤血以救赤子;除此而外,我們何處赤化了?接著吳稚暉先生也以「紫氣東來」為題,說了一回歡喜高興的話,當即與蔣先生聯名,共發一個堅持北伐的通電。 此時我看清了一點,就是奉直魯以及孫傳芳等軍閥依舊保有相當實力,正虎視眈眈地窺伺著我們。倘若得到帝國主義者的援助,趁著寧漢分裂的時候,重振旗鼓,大舉襲來,則我們國民革命的前途必受巨大打擊。因此我一面趕著從徐州返回河南,作一切必要的佈置,一面仍繼續連電勸告甯漢兩方,消釋意見,團結努力,以完成北伐的大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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