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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鄭州會師前後(2)


  我們所感到的困難,主要地是在財政方面。這時成立了一個財政委員會,由薛子良為委員長,主持一切。但現狀過於窮困,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委員會成立後,也還是一籌莫展。此間被劉鎮華圍攻八月之久,省城以外的地方,早被他搜刮得乾乾淨淨。省城以內,在圍城期間,單說餓死的就有三萬多人。富有者以油坊裡豆渣餅充饑,一般人民則以樹皮草根裹腹,到豆餅和樹皮草根吃盡了的時候,就只有倒斃之一途。地方糜爛到這個地步,一時萬難恢復,可是大軍由五原、甘肅不斷地集中到這裡來,士兵中一百人中有九十九個是穿的破衣破鞋,面帶菜色,同時政和黨兩方面也在急迫需錢。費用如此浩繁,怎麼擘劃經營,才有辦法出來呢?

  但是隊伍必得出潼關作戰,要出潼關,必得發給一點路費,這是不能動搖的事實。部隊出潼關,自靈寶、陝州一直到洛陽,形成一條深溝;南有秦嶺山脈,北有黃河天險,中間這一段路多是荒山野土,連人煙也有限得很。就算不顧革命的紀律,硬著頭皮,向經過的地方搜刮,也絕不能搜刮到什麼。然而什麼事都可將就,大家都餓著肚皮,怎麼能夠行軍作戰呢?

  財政的困難阻擋在我們面前,如同銅牆鐵壁,絲毫也不能撼動。薛子良一籌莫展,常常被逼得要喝大煙自殺。幸得于右任先生常常勸慰,大家才勉強撐持著。最後實在無法可想了,只得借了四百元大洋,到山西運城辦了些紙張,拿來以石印印了一百萬元的軍用券,票面寫明國民聯軍的字樣,以備民間日後可以兌換現款。此事由薛子良主辦,三萬、四萬分發給出關的各部,以為開拔費用。這實在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雖然再三地向地方宣告我們的苦衷,一再地聲明待革命成功之後,一定如數收回。這樣的辦法,在西安附近地方,行使起來已很困難,一出陝州,人民就多拒而不用。

  沿隴海線西進的部隊,與武漢方面軍隊在鄭州會師後,不久即打到開封。此時孫良誠和石友三在前方紛紛來電說,從武漢出來的友軍都用的現大洋,各地人民無不歡迎,唯有我們卻一塊現大洋也沒有,只是拿軍用券和人民淘氣。就算勉強用了,也處處受人民的白眼,使人民對我們部隊起惡劣印象。同是為革命奮鬥的軍隊,犧牲流血都是一樣的,為什麼待遇如此不同?試想我接到這樣的電報,心裡是什麼味道?我只好複電安慰他們說,富家子弟出門,自然盤纏充足;貧家子弟哪有辦法?犧牲流血自然是相同的,但我們從窮困的西北打出來,他們卻來自富庶的南方。來處兩樣,貧富也就不同了。你們想待遇一致,那還須相當的時候。你們向我發這種牢騷,我有什麼辦法,只可轉陳中央罷了。雖是說得唇焦舌敝,究竟只是空話而已。我知道他們實在處境太難,不得已才向我訴苦,否則他們也不會平白開口的。於是我又三令五申地囑咐,說所至之地,若友軍住村東,我們即住村西;友軍住城中,我們即住鄉間,免得士兵看見人家情形眼紅。

  對部隊是這樣地辦了,對人民卻無法可想。一方面用的是白花花的大洋,一方面卻只用廢紙,如此比著,無論怎樣解釋,也不能引起人民的好感和信任。於是票子慢慢由一元落到七角,由七角落到三角,最後弄到一文大錢也不值的地步。那時北伐軍已經打到南京,寧漢分家已經開始,我請武漢政府設法相助,武漢方面不理;向南京請求幫助,南京也無暇顧及。他們各為自己的問題苦惱著,管不了別人的事。後來此項軍用券商由鐵路局收用,始漸有起色。

  我們在夾板縫中掙扎,弄得焦頭爛額,軍食軍餉毫無著落,自總司令以至目兵都是以「革命飯」吃個半飽不飽;衣服褲子一概沒法添制,如叫花子一般。各部自南口退後,轉戰數省,直到此刻,自然死傷甚多,兵額多不足數。我們一軍在河南招募補充兵員,因費用匱乏,非常艱難。日日三令五申,還是辦不出成績。槍彈的補給,亦是沒有辦法的問題。新兵無槍,只好每人發給一把大刀,刀是當地定打的,比北平所制品質差得太遠。又打大鎬、鐵鍬和大斧,作為兵器。每日朝會議論,總是說著「三粒子彈打到山海關」的口號,其實只是口號罷了。事實上怎麼辦得到?此外傷者病者沒有醫藥,殘廢者沒有人抬扶,死者連棺材也沒有,只以布袋裹著埋葬,名之曰「革命棺」。言之真堪痛心。

  物質方面的困苦無法解除,整頓與訓練我卻片刻也不放鬆。此時陝西境內許多部隊都有「站起來小,坐下來大」的弊病。這就是說,他們一部實際不過三五百人,但在領餉項槍彈的時候,卻總浮報成三四千人,這原是一般缺乏訓練的部隊的通病。但我不能容許這種不整齊的現象存在,乃著實地加以一番整頓。我看出一般將領都有一種精神上的缺點,就是經不起大的勝敗。他們得一小勝,即躊躇滿意、驕傲自恃起來,遇一次折挫,又立刻垂頭喪氣,再也不能振作。這種勝驕敗餒的現象,原也是軍隊的通病。但我們在南口敗退之後,方在力爭新生命以擔當重任。故我於整編訓練之中,特別加意于此項的糾正,除將古今中外偉大英雄的奮鬥事蹟,向官兵作普遍與深入地宣傳外,又印發《革命精神書》及《九一七新生命》二種,使官長士兵加工誦讀。

  我所住的紅城前面,有一廣大的空場。所有駐西安的部隊如魏鳳樓、馬鴻逵等部都在此加緊訓練,每日天尚未明,就舉行朝會。談話之後,繼以問答。先和各級官長問答,問畢,複令各級官長向其士兵問答。朝會完後,操演開始。比如某日課目為刺槍(其他有劈刀,打拳等等)即先教官長整個動作,官長會了,即由他領著隊伍,細細教與士兵,而後一一檢看。這時已經八點,吹號停操,即在操場上與官長士兵共同吃早飯。自總司令以至目兵都是吃的一樣的菜,一樣的飯,完全實行同甘共苦的教條。

  飯後,操練重新開始,目測距離,利用地物以及各種戰鬥動作,均一一教練,也是先教會了官長,而後由官長去教士兵,切切實實行「兵會者官長先會」之教條(因馬部官長多不會操),並廢棄徒重形式與統制式的教練。到十點半吹號,召司務長送開水來,喝完水,又操。直到下午四點鐘,方得散隊伍停止操練。唯留營長以上官長,細問其所部一切的情狀,有何困難,發生何事,病者傷者多少,病況傷狀如何,而後分別派人去問視傷病。從操場回來,我即率中級官以上到大講堂,聽講戰術及政治講演,都請由專家名流分別擔任之。講至晚八點,批閱信電,十時始睡,每日都是如此;看見官兵精神及技術顯著地天天不同。其中馬鴻逵一部原不大整齊,初加訓練時,官兵甚以為苦,但兩三月後,他們都習慣了,同時進步飛快,氣象日見振作。一日,有曾為靖國軍旅長小名高景娃的前來見我。時值我們朝會已經開始,他即站在牆根下看著我們教練,從朝會起,一直看到下午四點,先還站著看,到後來蹲著,又後來背靠牆壁坐著。可是看得入神,總是不走,及至見了我的面,和我說:

  「你這麼大的年紀,做這麼大的官,還是這個幹法,你們真是革命軍隊呀!我們平常只當做了官就是享福,哪兒夢見過這個,我們真是土匪隊伍呀!」

  三翻四覆誠懇地說著,滿面眼淚和汗水交流,到後來索性掩面大哭起來。我看他如此激動,真是想不到的。即令人擰手巾給他擦臉,婉言安慰之。他在我家同住數日,每天都隨同我到操場看一整天,他才知道我們日常功課即如此規定。這位旅長雖為土匪出身,但為人肝膽義氣,到處興辦學校,修橋補路,實在是位善根未泯、真誠可愛的人物,要不然他也不會那樣地易受感動。

  後來我們出了潼關,任石敬亭同志為陝西主席,石氏卸任即任訓練總監之職,負後方教育訓練的總責。那時訓練總監之下,共有十六個學校,如高級教導團、軍官教導團、軍士教導團、騎兵教導團、炮兵教導團、機關槍教導團、輜重兵教導團、交通教導團、航空學校、軍械學校、軍需學校、軍醫學校、警察學校、覺非學校(專教犯罪軍官)、軍官學校、政訓班及學兵團等。十六校共有員生八千餘人。

  石敬亭字筱山,山東利津人,出身第一混成協學兵,前清時曾考秀才,故寫作俱佳,記憶力極強,考試常得第一。民元灤州起義時他在七十九標任排長,第三營張建功出而壓迫,他首當其衝,九死一生,方逃性命。民國成立,他至綏遠任參謀及騎兵營長,以吃苦耐勞,為徐廷榮所賞識。我停兵浦口時,徐介紹他來我處,歷任差遣及教導團教官,學生無不敬愛。其為人肝膽義氣,勤勉惕勵,對主官真心實意,處同僚上和下睦,言動有定則,事事都有計劃,國民軍訓練教育之事,他負責最多,出力最大,功勳是不會泯滅的。後來又任山東主席,畢業于陸大特三期,于戰史一門有特殊心得,真是國家有用的大材。

  我們在西安,一面百般設法打破財政的難關,一面加緊訓練部隊,同時積極籌劃出兵潼關。劉菊村和熊哲民二位代表蔣先生來西安,與我共商鄭州會師大計。劉、熊二位在我處多年,同甘苦共患難,皆陸大畢業,學識很深。劉足智多謀,長於打算計劃;熊則沉默寡言,深思遠慮。那時正值桃花盛開,念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語,覺得機會可貴,乃同攝一影,以留紀念。當時軍事形勢,大略如下:平漢路全線都是奉軍盤踞,張學良率部駐信陽南北一帶,隴海路直到洛陽亦為其勢力範圍,萬福林即駐洛陽。

  孫傳芳、張宗昌部隊在南京、九江、安慶一帶,長江下游及津浦線全為他們所有。北伐軍從廣東出來,直到長沙,一路勢如破竹,極是順利。唯武昌費了很大氣力,左右圍攻,方始攻下。從此一路進攻南昌,孫傳芳等部集結南昌以西以南相對敵。因為攻下南昌,九江即唾手可得;九江下,安慶即易得手。南昌為一重要戰略據點,故直魯聯軍與孫傳芳部拒守甚力。這邊左攻右攻,犧牲甚大。然而北伐軍銳不可當,又以政治宣傳做得好,深得民心,人人怨惡軍閥之橫暴,對北伐軍極力幫助。攻南昌終亦攻下,不久就打到了南京,凡此都有史書詳載,這裡不必細說。

  至於潼關內外的情形,吳佩孚在河南鞏縣兵工廠中住著。劉鎮華軍出潼關後,退至陝州靈寶一帶,據聞得有某方源源接濟,槍械彈藥,都有擴充。當直魯聯軍在蘇皖邊境與北伐軍激烈爭奪時,奉軍亦已決定南下,同時吳佩孚殘部又謀與四川某部及駐鄂北的張聯升聯合,企圖直襲武漢,傾覆國民政府。潼關以外形勢如此險惡,陝境以內則有麻老九盤踞同州朝邑,田玉潔佔據三原、涇陽,黨拐子佔據鳳翔、興平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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