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七章鄭州會師前後

第三十七章鄭州會師前後(1)

　　我到長安，仍是住在舊皇城一民十一年時我所建造的督軍署中，省政府另設他處，此地已由於右任先生改名為紅城（後來石敬亭同志為陝西主席，又改名為新城）。首先來見談的就是于右任先生。他和我詳談陝西軍政党各方情形，討論今後治標治本的對策和辦法，于先生頗有所顧慮。我就請他以駐陝軍總司令名義負責辦理一切，只管放手做去，我決不干預。至此，他方擬出一個方策，和我斟酌決定。方案是極周妥而切合實際的，可惜還是老毛病，沒有兵權在手，盡有好辦法，各方面都陽奉陰違，不肯照辦。最顯著的就是二軍、三軍，如田玉潔、麻老九等許多人，對之完全不聽，使全部好的辦法、好的條款，都成廢紙。也曾召開一次會議，各部分首腦都經到場，我鄭重地說明當前的狀況及調整一切的決議與方案。他們當場一口不開，好像完全不成問題似的，可是散會後他們回去，誰也沒有笑臉，算能照著辦的，是極少數中之少數。那時候革命方在發動之初，我們的景況又太艱苦，軍閥張、吳等正在作最後掙扎，百般地設法煽惑挑撥，因此之故，大家都存一種觀望不前的心理，只是虛與委迤，看不出誰有什麼誠意。

　　我到長安不久，各方面相繼派遣代表前來見面。中央派郭春濤和鄧飛黃二位同志來，隨後簡又文先生亦來。他們都是派來我處擔任政治工作的。蔣先生的代表為彭程萬先生，民元時曾為江西督軍，李協和先生和他相知，故亦有函介紹。記得那天在西安城東北角地方接見他，我們曾作長談。他談蔣先生人格如何偉大，為人如何有作為、有魄力，將來必如何有為雲，至今我還不忘。我派一傳令員照應他，替他打了一次燈籠，他即賞以十元大洋。而那傳令員不識抬舉，不肯受他的這錢，並且質問他道：「我也是革命黨，你怎麼可以這樣污辱我？」第二天彭先生見我，和我談及此事，誇獎我們說：「我很佩服你們國民軍，怎麼訓練出這種精神和紀律來？」我說：「他們窮得襪子也沒得穿，不想能夠如此，或許也有人不能這樣做的。」

　　其實這是潮流所趨，青年人都和舊時代完全不同了呢！彭先生為日本士官學生，為人深沉，不苟言笑，以後在江西也曾見過面。唐孟瀟先派來一位代表，我已忘其姓名，為俄國留學生，與劉伯堅為同學，是位共產黨。我請他講演，他當場請聽眾出題目，希望聽什麼，他即講什麼。一講就是兩三個鐘頭，學問好像極其淵博。閻百川先生代表為南桂馨，我優加款待，希望他回去可以盡力說閻先生早日發動，共同為革命而奮鬥。哪知他回山西後，只說西安情形如何赤化，連城也叫做「紅城」，把閻先生說得躊躇起來。劉驥、熊斌等各位此時也都成中央代表，來西安接洽一切。代表一多，頭緒複雜，他們中間便不免有些鬧意見的。我向來是個不講情面、實事求是的人，但至曲直不明、是非莫辨的時候，也只好聽之而已。

　　關於當時此間黨務的情形，略舉數事以說明之：

　　此時各方代表及軍政党各方人員常常聚會，提出一切迫切問題或是最新發生的事故，大家討論討論。有一天一位國民二軍的何旅長從他部隊駐防的盩厔和鄠縣一帶來，很憤慨地報告一件事，說他們部隊分駐西安附近數縣，農民對於納租、納稅都嚴加拒絕，每逢徵發給養，必受當地農民協會的反對。農協在黨部的主持之下，非常兇橫不法，往往不得地方行政長官的同意與准許，就私自擅行捕人殺人，有幾個鄉鎮長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被他們用鍘刀腰斬。說著他就拿出省農民協會發給各縣農協的一封信來，上面說，本黨有生殺予奪之權，你們看著地方敗類，該殺的只管捕殺云云。上面蓋有省農協的圖章，一點不假。我看他們這個鬧法，將來還不知要出什麼事，當即把原信送給于右任先生查看。于先生即把省農協的負責人找來，問此信是不是他們發的。那位先生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把信端詳了半天，才慢慢囁嚅著說：

　　「圖章確是真的，命令可不是我們發的。」

　　據他說，農協的關防放在房內桌上，不知道什麼人假造指令，偷蓋了關防。農協會的關防怎麼無人經管，任便人家去竊用？鬧出事來，哪個負責？這話就說得十分叫人驚訝。于右任先生也很是焦慮，請他負責趕緊更正，並使以後不要再有同樣的事件發生。第二天省黨部開會，各方面的人都出席，討論到這件離奇的公案，有幾位黨部青年，非常激昂慷慨地發言道：

　　「不管農民協會也好，什麼協會也好，哪人當殺，就可以殺掉他；只要沒殺錯了人，管什麼法律手續！我們革命，不能怕殺人；怕殺人，還談什麼革命？」

　　又有一位青年朋友說：

　　「有他們軍閥殺人的，難道沒有我們殺人的？張作霖他們殺死邵飄萍、林白水，我們就不能殺人嗎？」

　　他們說得理直氣壯，像真有那麼回事一般。我當時忍不住狠狠地駁了他們一頓。我說這裡有駐陝司令，有省政府，若有你們管這類事，還要他們做什麼？正因為軍閥草菅人命，我們才起來革命。革命必須有紀律、有組織，革命不是以暴易暴。這種事，今日看來好像成了笑話，但在當時竟是只有他們的做法才算正確。有些人甚至罵我無革命勇氣，不敢大刀闊斧地徹底去做，其可笑如此。

　　以後開會時候，常常免不掉為這類事彼此衝突。青年朋友總嚷著工農革命，說這個不是，說那個不對，罵張三反動，罵李四封建。另一方面則說：工農革命，不是革革命軍的命。革命軍隊沒有飯吃，難道讓他們餓死？就是你們不管他們死活，你們也不能任意殺人。總之，這些青年是熱情有餘，勇氣很大，只是如列寧所著的一本書所指說的：幼稚病太深，實在不能擔當大事。

　　有一次一位婦女代表秦德君女士來見我。她是西北大學某教授的太太，要求我給她們女子參加宣傳的工作，我說：

　　「諸位女界先進出來獻身革命，願意努力宣傳工作，我是十二分地佩服，十二分地歡迎。目前的情形，不只普通民眾對革命不瞭解，對主義沒有認識，就是一般官長也不免如此。官長不懂得革命的道理比民眾不懂更其妨礙革命。你們既然熱心宣傳工作，我想建議你們分出緩急，先向官長們做一番宣傳。他們都是男子，你們站在婦女的立場，盡可以把所有關於婦女問題的革命理論，向他們做一番宣傳，使一般男子的腐舊腦筋、傳統觀念，可以改變改變。」

　　她們同意了我的提議，於是每天集合部隊官長講話的時候，總要留一個鐘頭請婦女協會的先生來宣講革命理論。頭一天，一位女士說女子也應該讀書，痛辟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謬論，慢慢就談到自己的婚姻問題。第二天秦女士來講，也是先說了一番男女平等的道理，而後說自己婚事的經過。說的道理同是人云亦云，絲毫沒有真知灼見，而所談婚事，又只是自誇如何詆罵父母，如何反對丈夫，如何脫離家庭和離婚的一套。他們共有二三十位，多是些年輕女學生，說來說去，總是那一套。當講話之前，又扭扭捏捏，你推我拉，不肯走上講堂，甚至低著頭，掩著口，嘻嘻哈哈，種種態度，都使聽眾不能發生敬重之心。聽眾往往弄得不耐煩，對之搖頭瞪眼。

　　我聽了多次，只有一位王女士講得較有內容（這位王女士後來和劉伯堅結婚），其餘簡直沒一個講得通的。我覺得她們過於幼稚，怕以後弄不出好結果，所以講了幾次之後，即令停止。我以為她們主要地還應該充實自己，使自己能有生活技能，自己能夠獨立生活，同時虛心地、切實地學習，不徒講表面，不隨波逐流，比空談革命重要多了。這除主觀的努力而外，社會的扶植也是必要的。

　　西安街市上到處貼滿了婦女協會的標語。標語之中，嚷得最熱鬧的就是「打倒賢妻良母」的一條。一日王鐵老到街上走，看見此條標語，覺得奇怪，回來說：「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我告訴他說：「我也不懂。」在那時，王鐵老固然是個老腐敗，就是我和于右任先生也是常被人家目為封建頭腦的。但我不見她們踏踏實實地做事，不見她們莊莊重重地讀書、討論問題，更沒有見過她們拿槍打靶，到醫院去照應傷兵。她們所會的，就是罵父母，罵丈夫，討厭兒女，討厭家庭，動不動就離婚。以這些為自己不落後與真革命的條件，我實在不敢苟同。

　　我想她們所企求的，也許是說婦女不僅要做一個賢妻良母而已；除做賢妻良母而外，更要取得與男子共同擔當社會與國家的義務與權利。她們的標語應該寫「婦女們到軍隊裡去！」「婦女到工廠去！」「婦女到政府機關去！」等等之類，而不應當提出「打倒賢妻良母」的口號，使一般人以為他們主張妻不應賢、母不應良，她們所擁護的倒是「惡妻壞母」的主義。我不懂為什麼必須做惡妻壞母才是革命，因此對於她們所提的口號也不能同意。有時婦女協會中有代表來找我談論婦女問題，我就老實說，我只知道無論男女，此時都應該共同努力爭取民族國家的自由和獨立，必須民族國家有了自由，而後方談得上個人的自由。必須相當地犧牲自己的自由，而後方能爭取到民族與國家的自由；否則必入死路。而且革命是實幹實做的事，不是空口說白話、唱高調，所可奏功的。大家都要兩腳踏地，吃苦耐勞，堅毅不拔地奮鬥。若只是飄在雲彩裡，一任自己好惡，胡思亂想，那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那時的前進婦女也和一般的青年革命朋友相似，多半是些空想家，多半是些浪漫主義的革命家。我說的這些話，當時自然不能使她們聽著入耳。

　　但把話說回來，上述種種錯誤與幼稚的行為，固然無可否認，但在當時革命的初期，也是必然不可避免的。

　　我到西安不久，和于右任先生遵照國民政府發下的命令，設立了政治分會。同時籌劃了幾個星期，慢慢把駐陝司令部也成立了起來。一切組織與規章定妥之後，于先生向我要人幫忙。我即派李興中為其參謀長。從此關於陝西政治方面的事，均交請于先生全權負責，遇著有什麼困難，我再從旁相助。他沒有兵權在手，辦起事來未免常常感到棘手，而大軍雲集，地方過於窮困，難關是打破一道，又來一道，彼此若不通力合作，是無法辦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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