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四章在莫斯科(2)

第三十四章在莫斯科(2)

　　季龍先生說，蘇聯既願與中國站在一條戰線上，攜手奮鬥，便不應在中國正當進行革命力謀打斷日本帝國主義所加的鎖鏈的時候，而與中國的敵人—日本講什麼親善，說什麼敦睦邦交。日本是東亞的強盜，蘇俄為何要與強盜為友？拉狄克說，主義與政策不能混為一談，政策與外交手段又有不同。他說主義是一回事，政策是一回事，外交手腕又是一回事。季龍先生說，便是這樣，你們也當給我們一個信兒。現在如此辦理，我們國民黨的三大政策怎樣向人民交代？第一天他們辯論了兩個鐘頭沒有結果，第二天再見面，又辯論了兩三個鐘頭，愈是辯論，愈是激烈，愈是不得解決。看樣子他們真像要打起架來才能罷休。季龍先生心裡不服，尤其慷慨激昂，義形於色。我于此事極佩服季龍先生，真不愧為愛國家愛真理的有心人。

　　他對問題嚴肅認真的精神，真是少見的。

　　伏羅希洛夫是蘇聯海陸空軍的委員長。我訪會他的時候，提出一些關於蘇聯軍備的問題請教。他詳談我所詢問題，說話有條有理。人們都見過他的相片，大臉大口，濃眉大眼，渾厚而有精神。他的服裝和普通士兵一樣，只領子上符號不同，算是全蘇聯最高軍事領袖的特別符號。他的飲食也和普通士兵一樣，日常生活，非常簡樸，真正做到與士卒同甘苦的地步。後來他也問及關於我們國民軍和軍閥們苦鬥的情形，與國內政治的一般形勢。他說，中國是一個有偉大前途的國家，只要堅持主義，努力貫徹，沒有不成功的。陸海空軍委員會所即在大街上，門前看不見崗兵，崗兵站在門裡，老立著正，不許稍息。這樣的辦法，和中國的情形正相反。我們衙門，站崗的都擺在外面，好像唯恐人家看不見一樣。有的兩個，有的四個，張作霖的崗兵老是六個、八個，格外顯得耀武揚威。

　　蘇聯出版事業由國家經營，國家印刷出版的書籍，供應全國，日以萬千計。這機關歸他們的教育委員會管轄。教育委員長那時是盧那卡爾斯基。這人很有語言天才，會說幾種回回話。當蘇聯剛剛推翻帝制、革命基礎尚未鞏固的時候，帝國主義者聯合進軍圍攻，希圖破壞其革命政權。在南俄土耳其斯坦地方，有股革命農民軍興起，也將發生戰事。顯然的，那時的紅軍無論怎樣堅強，是不堪再加上這邊一支敵軍的壓迫了。軍事當局看著危局已迫，而又無法解脫這個難題。

　　這時候盧那卡爾斯基自告奮勇，要求派他到那裡去。他自信可以用理論去說服這頑強的敵人，取得兵不血刃的勝利。許多人都認為這太危險，恐怕他徒遭犧牲，他仍然堅持著去了。經過了多少困難，始得到達，一到敵人那邊，果然便被逮捕起來。他見了敵軍司令官說，我有幾句話，等我說完，你再殺我。乃與之侃侃而談，痛陳他們革命意義與價值和對於弱小民族的利益。那司令官初尚不聽，不等他的話說完，便要殺掉他；終因敵軍參謀長的緩頰，盧氏乃得盡陳他的理論。他說了足足四個鐘頭。那司令官心已動搖，便對他說：

　　「你如果能說服我們全體官兵，那我們就贊成你的意見，停止進兵的計劃！」

　　全體官兵召集好了。他剛剛站上講臺的時候，群眾對他感情極壞，詈罵叫囂，秩序大亂，甚至有舉起槍來做槍決他的樣式的。但他講了一點鐘後，群眾漸漸安靜了；講演完畢，全體官兵都傾心贊佩，異常堅決地舉起手來，願意與蘇聯革命政權攜手共同奮鬥。天大的一場風波就這樣漸漸地平息了。

　　我有幸聽他親自暢談這次事件的經過，心裡感到無上的興奮。

　　托洛斯基也曾會談。那時他方在病癒之後，住的屋子很是講究。他是個極有才能的政治家，那時已經快五十歲，相貌奇偉談吐也不俗氣，處處顯出堅毅果斷的神氣。我們談了三個多鐘頭的話，都是關於革命方略一類問題。我對此類道理，那時毫不熟悉，為要藏拙，我不大開口，只聽徐先生與之暢談。我素來聽說托氏是一個奢華風流的革命家。但我並不因此而歧視他。我以為聖賢是聖賢，英雄是英雄，不可並論。魏無知介紹陳平于漢高祖，高祖以其品行不端，欲拒之。魏曰：你需要的是英雄，不是聖賢。我若介紹伯夷、叔齊給你，于你何補？高祖乃悟。列寧當初信用托氏，恐亦此理。我想在生活習慣上，列寧一定和他弄不來。他住那麼好的屋子，那樣奢華地享用，茶碗點心拿出來，都與眾不同。列寧在當時看得慣嗎？但畢竟重用之，列寧真不愧為革命領袖。

　　那時斯大林住在黑海養病，不在莫斯科；僅只給我一信，說等他病好，再行約會。我很想和他見面談談，可是始終不曾見到他，引以為憾。

　　又見到列寧夫人，那時她為教育委員會副委員長。又有列寧之妹，亦同時見面。列寧夫人莊重懇摯，說話不慌不忙。那次她贈我一部《列寧全集》（二十六冊）和一座列寧雕像；那像看去如銅質的，不想掉在地上竟打碎了。列寧之妹亦贈我同樣一份。

　　蘇聯是個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上一切設施與制度，都是為平民著想。比如飲食，那時肉類、雞、魚和其他珍貴的食品，定價非常昂貴；生活必需食品，如麵包、牛奶、白糖、食鹽之類則大量出賣，價錢非常地低廉。在莫斯科生活，每人每月有十元的費用就可心很舒適地過日子。這在其他國家的都市里萬萬辦不到。有兩次，我們從街上買來麵包，剖開來裡面有半截煙捲。初時不懂什麼緣故，覺得不衛生，拿去告訴警察。警察處罰了那家麵包公司，此後即未再有此事。想來皆因做得太多，工匠不小心，所以把煙捲頭弄了進去。這類麵包公司，都是大規模地製作。這樣，人工柴火等等皆較經濟。若家家戶戶自製，則一萬家人家，即需一萬個爐灶，一萬個人工，所費為如何？凡事都是集體化為佳，是我們應當學習的。衣服一項，也是如此。為平民預備的，已經製成的衣服，價目極賤。如果要穿考究的衣服，必須自己到成衣店裡特製，價目可就賣得駭人了。

　　蘇聯行的是保護稅制，為要限制私人過分地享樂，對於人口的奢侈品例征極苛之稅。比如為私人享受的福特汽車，每輛要征九千元的稅。為公共用的大汽車，則征很低的稅，甚至不徵稅。

　　那時蘇聯政府還在禁酒，但俄國人民好酒成性，在禮拜日仍有很多人跑到野外樹林裡喝酒。他們對於音樂有特殊興趣，在風和日麗的天氣，坐在蓊郁蒼翠的樹林中，一面喝酒，一面奏樂唱歌，確也可以消除一禮拜來工作的疲勞。可是在街上時常發現倒臥地上的醉漢，三三五五所在都有；這就未免過於沉溺了。

　　蘇聯雖是一黨專政，但對於非黨員毫不歧視，對於黨員亦毫不偏袒。黨員和紅軍犯罪，反較非黨員或普通人懲處更嚴，往往加倍治罪。我在莫斯科的時候，他們的經濟副委員長和總務處長兩個人因購買黃金，有舞弊情事（若以為共產黨中不會有貪污之事，那是錯誤的，但不同的是他們嚴究不貸，並不認為究辦了就失黨的面子）。這事若是普通人做的，至多不過處以無期徒刑，但因為他們身為官吏，又是黨員，所以都執行槍決，並把他們的罪狀公佈於全國。這樣公正嚴明，執法如山，人民怎不信服？反觀那時我國政府，卻上下欺騙，狼狽為奸。所謂「官官相護」，同僚們舞弊犯罪，彼此心照，擠擠眼就算完了事。主官亦「掩耳盜鈴」裝做不問不聞。雖有彈劾之例，但對於有權勢的人則輕易不敢相加；即使偶提彈劾，也輕易不發生效力，甚至寧可修改條例，以將就袒護之。如此紀綱不振，法令無從執行，吏制鮮有不窳敗者。

　　蘇聯政府官吏待遇，最高的每月不過二百三十元，最低的也有七八十元。完全本著大官不過多，小官不過少的原則。雖然還未完全平等，不分軒輊，但已經相當合理了。工人的待遇卻特別優越。我住在歐羅巴旅館的時候，和旅館裡的一個女工閒談，我問她每天工作多少時間，每日多少錢的報酬。她告訴我說：

　　「我在這兒每天工作八小時，每月得四十五元的報酬。我在這兒服務已有二十年了。在帝俄時代，每月僅有三四元的工資；革命以後，政府提高工人的待遇，便增到現在這個數目。在工人之中，我的報酬還算是最少的。這完全是法律給我們的保障，政府給我們的福利。」

　　「你原先僅有三四元的收入，怎能維持生活呢？」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