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四章在莫斯科

第三十四章在莫斯科(1)

　　一九二六年五月九日正午，我們一行人到達了莫斯科。經過五六天困頓的火車生活，一下車，便覺得耳目一新。在車站上歡迎的人員很多，步兵、騎兵，都人強馬壯、武器鮮明。蘇聯政府人員個個顯得精明強幹、富於朝氣。其中最多而且最使我注意的，是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的中國男女青年學生。他們約四五百人，整整齊齊地排列在那兒，都有一種英俊有為的樣子。他們手裡持著小旗，狂熱地高呼著「中國國民軍萬歲」的口號，使我極是感動。他們貼的標語各式各樣，諸如「歡迎國民軍領袖」之類。在別國留學多學機械、學工程、學礦務、學醫藥等等，蘇俄留學生則專學革命。這般有骨頭有血性的知識青年，後來回國後，流血汗，拼性命，為國家，為民族而英勇地奮鬥，有的已光榮地犧牲，有的方為國家的棟樑，那時我想到他們的責任與使命，即為之十分興奮。照相的把我們團團圍攏，重重層層，十分擁擠；也有拍攝活動影片的，拿著各種各樣的機件，真是從未見過。隨後有代表致歡迎詞，我也略說了幾句客氣話，答謝他們。

　　在站上擾擾攘攘，足足鬧了一個鐘頭，我們才走到街上。街道很寬闊，很平坦，很清潔，處處整齊活潑，井然有序。我們坐著汽車往蘇聯政府預備的歐羅巴旅館去，汽車是篷子車，篷子並沒放下來。我和徐季龍先生同坐一車，風馳電掣在平坦的街上急馳。走到半途，徐先生的帽子忽然被風吹掉，車走得太快，來不及停車拾取，滿以為這頂帽子是失了，要買一頂新的了。孰知我們到了旅館裡，沒過十分鐘，警察就把那頂丟失的帽子送了來。這樣優良的警政，很使我們羡慕。

　　歐羅巴旅館是一座堂皇富麗的大廈。蘇俄政府為我們預備了豐盛的飲食，招待得極是殷勤。我在張家口住的是土房，我一生也未住過這樣好的大樓，心裡老覺得不安，想自己找一家較小的旅館去住，招待的人一定不肯。我想著國內正與軍閥苦鬥的朋友與同志，對著面前講究的飯菜實在無法下嚥。於是自己上街買些蘿蔔、大蔥回來佐膳。招待者不明白我的意思，以為我是怕花錢，見而暗笑，一再申說這是他們政府預備的，不用我自己花錢。我說不是你說的意思，你不懂得我。再三糾纏，始允我辦。

　　在旅館住了幾天，我便遷到查理村去住。蘇聯政府為了我參觀與考察的方便，特派烏斯馬諾夫先生為我的顧問。烏顧問曾任過加倫將軍的參謀長，很有學問，談吐也好。他本來學習文學，後來投到軍隊裡當兵。那時還在帝俄時代，他在軍隊中宣傳革命，不遺餘力，長官屢次警告他，威嚇他，但他不聽，仍然堅決沉毅地幹下去，曾多次入獄。以後入軍官學校，繼續深造，求得很高的學問。我們在查理同住，他每天給我講一點鐘的辯證法唯物論，每次總在郊外的樹林下上課。這是我研究新興哲學的開始。同時，我還請了一位繪畫教師。那位先生很年輕，每日遠遠地坐二三十裡地火車趕來給我上課，沒到時間，即在屋外徘徊，到時再入我室。畫得很好，但教得不甚得法。雖然如此，一方面因為他的誠懇教導，一方面我自己也用心學習，所以我對繪畫，頗有些入門的心得。讀書繪畫之余，有時也到附近的一所玻璃廠裡做工。我想在居俄期間，也能夠自食其力，並能比較真正地和工農的生活打成一片。

　　我到莫斯科的時候，政府派了四位上校階級的朋友為我名譽保護人。其中有一位，每日跟隨著我在外面四處跑，實在太辛苦，另有一位大個兒，向我訴說他的苦處，我就送給他五十元。過了兩天，此人即被撤換。打聽之後，知道因為他受了我的錢，被人告發，捕去坐黑房子去了。此事使我心裡非常不安。可見人家一面教育，一面更有考績與賞罰之制。我搬到查理村鄉間住後，四位名譽保護人亦同住一處。他們都穿著便衣，白天站在不讓別人看見的地方，夜間爬在樹上，蹲在屋頂上。有一夜他們捕獲幾個小偷，都是帝制時代的親貴，有曾任宮中禁衛軍者，昔時好吃懶做，養成了習慣，現時社會改變了，不能做工，只有偷竊度日。我覺得他們警戒的辦法太好。我國站崗，老是站在門口，成「二鬼把門式」，進出行禮，實在失了此事的本意，可惜不能改革。

　　我在查理村住的屋子，原是一個汽車夫的私宅，完全是木頭製造的，此時由國家收買了去。屋中雇用一女工，每天上工，她脫了外衣，褲腿卷到膝蓋上，用一塊破麻布擦地板，大規模地擦，渾身用力，把地板擦得潔淨無塵。我問她何以如此賣力，回答說因為警察每星期要來檢查一次，擦得不乾淨，將受處罰。我就笑了。這是很重要的事，我國警察哪能管到這種事？因此，我想到規條、法律、章程等等，我國皆應有盡有，都不缺少的，所缺的就是這樣認真地實行，就是缺少任勞任怨的人，切實地執行。若能事事負責，處處實行，則十年二十年之努力，亦必能使面目煥然一新。

　　居俄的時候，和蘇聯政府的主要人員差不多都見過幾次面。第一個會見的是外交委員長齊趣林，我到莫斯科的第一天，他就到旅館裡來看我。隨著我又和徐季龍先生去看他，相見寒暄一番，無非告訴我旅館中派有人員招待，歡迎我參觀各機關團體，多多指教一類的話。會談之間，也曾談到中國的問題。他對中國的情形，尤其回教的情況，相當地熟悉。

　　第三國際負責人也會面談過一次，我現在已經忘記他的姓名。好像他曾被通緝，或者現在已經死去了。那次我們談了三個鐘頭，對於歐洲近勢和東方各民族革命的問題都談得很詳細。他留給我的印象，是說話很有條理，態度異常地誠懇。雖然說到後來，他因談話過多，不免顯出疲乏的樣子，但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地談下去。

　　蘇聯人民政府主席加列（裡）甯是農民出身。我和季龍先生按照約會的時間去拜訪他，看見他兩目深陷，滿面黃須，穿著一身半新不舊的西服，動作言語無一不是農民的風度。他那時已經五六十歲了，還很矍鑠健康。他和我們詳談蘇聯革命的過程以及那時解決土地問題的方策。當他談話的時候，先還好好地坐著，一會兒就在他坐的椅子上跪著一膝，一會兒走到桌子邊，兩手握著，有時兩手托腮，撐在桌子上，有時不動地搓動著，往往一談二三個鐘頭，完全是鄉下老頭兒談家常的派頭，深切活潑，隨隨便便，沒有一點官架子。後來詳談蘇俄建設的各方情形，及所遇的困難，又問及我們關於五卅慘案和首都革命之事，我們也一一詳述一番。

　　他的辦公屋子是在二層樓上。那天樓底下坐著很多的老百姓，男女老少，各色各樣的人物都有。我看見如此熱鬧，覺得奇怪，下樓的時候，我問其中一位老農夫：

　　「你們在這裡做什麼？」

　　「我們要見加列寧。」

　　「見他有什麼事情？」

　　「我有一隻耕牛病了，我要請加列寧替我想方法另外借給我一隻牛。」

　　我又問另一個抱著孩子的婦人，她回答道：

　　「我的孩子病了，現在雖然好了一點，但是病還沒有脫體。我要請加列寧替我想點辦法。」

　　我一連問了許多位，他們都以自己的困難，來求主席設法解決，這在我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可是主席一一延見他們，也有派秘書等人員一一代為接見，他們所要求必都予以妥帖滿意地處理與解決，我當時大受感動。我們的總統或國務總理哪能如此耐煩？他們時時擺著官僚的架子，他們視百姓如奴隸，百姓怕他們如虎狼。相互之間，永恆地保持著「治人」和「治於人」的關係，彼此隔膜，不相親近。百姓只知道替他們納糧服役，官吏則孜孜于搜刮與淫樂。

　　像加列寧似的和老百姓親愛如家人，彼此生活打成一片，中國的人民哪裡夢想得到呢？我以為我國官吏最須效法這種精神。

　　一天約定和人民委員會主席阿裡克夫談話，他住在帝俄時代皇帝住的舊皇城裡。皇城門口和裡邊警衛森嚴。我們的車子到了門口，警衛者迎接著，先向裡面打電話請示，後才放我們進去。這次我們談了兩個鐘頭，他也是談的蘇聯革命的情形。我把中國革命的現狀說了一個大概。

　　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原是德國籍，在德國因革命失敗，逃亡至俄。據說他是蘇聯的「中國通」，他對中國各方面問題很下了一番研究的工夫。他也住在皇城裡頭。他的書室在樓上，書架上擺滿中國書，室中陳列著許多中國的小擺設。第二天他請我和季龍先生吃飯，飯前他拿出他所珍藏的一隻嶄新的中國水煙袋（他用做一種擺設），要求我們吸一袋水煙給他看看。他也覺得中國水煙袋極有研究，世界各國都趕不上，言時甚表興趣。他的談鋒甚健，對問題不厭反復詳細地討論。有一次到中山大學訪晤他，季龍先生和他談到斯大林在某次群眾大會講演，宣稱蘇聯與日本的關係已很親善，將更進一步的敦睦邦交云云。季龍先生把此事向他提出質問，兩下起了激烈的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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