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二章首都革命以後

第三十二章首都革命以後(1)

　　首都革命最初的目的，原是要掃除軍閥勢力，打倒賄選政府，擁護中山先生主義，實現和平統一的主張。但因在軍事勝利之中，沒有能夠建立革命政府，結果僅是給予當時最兇惡的軍閥曹錕、吳佩孚一個致命的打擊，或能減去異日革命上不少的阻力。除此之外，這次革命的意義已在奉系軍閥與皖系政客為私人勢利的合作之下斷送了！

　　段祺瑞這回初到北京執政，誰都希望他有一番新的覺悟，能把他自己身上的大瘡和蝨子割盡除絕，使國家人民少受些弊害。誰知上臺不久，就證實了：不但舊有的蝨子未除，反倒加了臭蟲；不但大瘡未剖，反倒加了疥瘡。官僚買辦，二花臉，三花臉等等全都來了，成天搶官、搶權、分贓打吵，鬧得昏天黑地。同時他又宣言「外崇國信」，承認金佛郎案，維護帝國主義的特權，以與中山先生的取消不平等條約相對抗；一面召集善後會議，俾軍閥官僚政客買辦分贓攫利，以與中山先生的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相對抗。種種乖謬措施，總要使中山先生縱肯毅然來到北方，亦無法進行其為國為民的革命方策。

　　我看著前途一團漆黑，沒半點光明的氣象，遂決定避入天臺山，以示消極。此地在民國六年討閥復辟之前我曾住過，前面已約略提及。天臺山不甚高，路是緩緩通上去，雖不闊，亦不陡，走著不感吃力；東北上直通到香山。廟中屋子共有三四十間，所有門窗都以硃紅油漆，很是美觀。和尚有三個，一個老和尚，一個大和尚，一個小和尚。老和尚規矩甚嚴，起居功課都有定時，閒時不許下山，兩個徒弟都很受約束。廟中工人，都是老和尚「娘家」的親戚，還都樸實勤勞。三位和尚，都是我的熟人，相見很是歡洽。那天在後面山上，看見石工鑿石，我問他什麼，老和尚卻不肯說。後來大和尚告訴我，說是老和尚做的墳墓。

　　我覺得好笑，心想這和尚真是自私，又想成佛做羅漢，又要留戀軀體。廟後有一個老爺廟，或稱老佛爺廟，殿門關著。叫他打開看看，回說每年三月三日方開，平時不開。這麼一說，引起我的好奇，越要打開看個究竟。後來開了，裡面什麼也沒有，只有個乾巴肉胎，頭歪歪地望著北京。問這是什麼人，和尚附在我耳邊低聲說：「這是順治皇帝。」我笑了一下，明明又是和尚搗鬼，不知從哪裡打聽得順治有出家之說，就造出謠言，愚弄百姓。山後就是過街塔，居民極苦，住屋破敗不堪。那時天氣已經很冷，家家都無棉被，只拾柴火，把炕燒熱睡覺。找他們談談，無不愁眉苦臉、唉聲歎氣。不到鄉間看看，百姓的困苦，是想像不出來的。

　　我在天臺山住著，原是不打算見客的。但每天來訪的人陸續不斷，我也不能拒絕。其中奉系皖系以及國民黨的朋友都有。他們懷著不同的意見，同我提出不同的主張，都是勸我不要消極。鄧寶珊、汪兆銘和吳稚暉先生等來訪談的次數最多。他們來時，我總在帶著兵們在山上開墾，一段段都開成二丈長三丈闊的土地，極是肥美。他們見我幹這個，引為稀奇之事。我說：「這樣好的地，和尚卻棄而不用，真是太可惜了。我現在開出來，給他們看看。」黃膺白先生也常常來。我和他談，我想到外國去走一趟，考察考察，長些見識，回來說話做事，也可有個準兒。黃先生卻不贊成，說如今不是時候，其他國民黨朋友都不同意，部屬也常來相見，鹿瑞伯每來請示今後的做法，我總是告訴他說：

　　「你們第一要聽中山先生的招呼，其次要和李協和先生多多見面談話，還有胡笠僧、孫禹行諸位，必須常通聲氣，結合在一起。這三件是大事，其餘你們商量著辦就是。」

　　我每天按時讀書，讀的是《書經》、《詩經》，以及群書志要一類，嚴格地說多是一些廢書，不切合時代和社會的要求。

　　後來段祺瑞派人來告訴我，說我們的部隊都已另新編制好，任我為西北邊防督辦，請我到張家口去。本來我為陸軍檢閱使即兼有西北邊防督辦的這個名義，現在只留下這個，陸軍檢閱使的名義便無形中取消了。察綏一帶雖是苦寒之地，但那時我卻極樂意去。第一，中山先生曾派汪兆銘和吳稚暉、孫哲生等先生屢次到山上勸我不要消極，其他各方也函電交促，勸我出山，而我出國遊歷的計劃亦為各方勸阻不能實現。第二，我厭惡這個政治中心一烏煙瘴氣的北京，極想遠遠地離開，效法張留侯退居留壩的辦法，到那地僻人稀的區域裡，一則可以藏拙，二則或者更適宜於我的避免參加內戰的心願。主意既定，即離開天臺山。這時候天氣很冷，大約是民國十四年的春初吧。

　　下山以後，先料理軍隊的事。那時我們國民軍第一軍共改編為六師：李鳴鐘一師，鹿鐘麟一師，劉郁芬一師，張之江一師，宋哲元一師，鄭金聲一師。這原先是五個旅，擴充成師；外加鄭金聲一師。我的治軍理想，原是重質不重量，貴精不貴多。但西北幅員太廣，不有足夠的兵額，即難於分配。如甘肅，必得有一師方可維持無虞；察哈爾、綏遠亦各需一師。鹿鐘麟時為北京衛戍司令，非有一師之眾不能勝任，而南苑駐防的隊伍亦不容太少。六師之外，石敬亭、石友三各編為一混成旅，外加炮兵兩旅，交通隊一團。人數約在十五萬左右。人數既已擴充，長官士兵的教育不能不加緊努力。特組織了軍官教導團、交通教導團、騎兵教導團、炮兵教導團、鐵甲車團等教育機構。更於南苑設訓練處，內分步騎、炮工、輜重等科，任熊斌為總監，劉驥為參謀長，曹浩森為副參謀長，鈕惕生為總參議，分負考察監督之責。

　　這些編制上的更張，當然由陸軍部決定。那時陸軍部部長吳子堂，屬奉系的人物。吳子堂一心要和我們的國民軍作對，在陸軍部會議的第一天，他即提議取消國民軍的名稱。那次是段先生主席，劉定五先生為國民軍代麥，劉坐段右，吳坐段左。吳最先起立發言，說同為國家軍隊，不當另立名目，國民軍名義現還聽其留著，究竟有何用處？……說了許多拐彎話。劉定五先生聽不入耳，當即予以駁斥。劉說：

　　「今天多麼重要的會議，有許多經綸大事須得商決，為什麼一上來就抓個名義不名義的題目和國民軍搗鬼？國民軍的名義自有其光榮的意義，應當尊重保留的。沒有國民軍，這回哪來的段執政？是誰打倒曹、吳的？是誰驅走滿清皇帝的？若必取有子不要母的辦法，國家的紀律如何伸張？你們上次搗鬼已經把段先生搗得要不得，現在你還要搗鬼，你和段先生究竟有什麼仇恨？」

　　於是指罵他不像一個部長，簡直是奉軍的馬弁，吵得個不亦樂乎。段先生見情形不佳，就把定五先生拉到內室裡去喝茶，說：「今天是第一次會議，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我們還是喝茶好。」第一天會議，即如此結束。但國民軍的名義畢竟還是取消了。自此改編如前，統稱為西北軍。這次吳子堂一上臺就拿國民軍開刀，實種下了後來的惡根。

　　我既為西北邊防督辦，以張之江為察哈爾都統，李鳴鐘為綏遠都統。不久，又發表我兼任甘肅督辦，我乃派劉鬱芬代理之；又派蔣鴻遇為幫辦，開駐寧夏，並保舉薛篤弼為甘肅省長。任鄧鑒三為綏遠民政廳長。

　　我到了張家口，第一件積極辦理的事情，便是修築由包頭到寧夏的汽車路。這條路沿著黃河，極是荒僻難走，土匪隨處出沒。沿路有一種雉雞草，叢生，非常高大，都是幾千年來任其留著，從來沒有除過。白石嘴子到流沙河一段，尤其艱難。當時派石友三帶著一旅人任其事，費了極大勁，吃了極大的苦，直鬧了四五個月才算竣工。與此同時，我又呈請任命王鐵珊先生為包甯鐵路督辦，打算把包寧間的鐵路也修築起來。王鐵老的為人，清廉不苟，督辦此事，最為合宜。

　　可是王過去曾參過交通部一案，因此交通部表面對之極表恭敬，稱為深慶得人，而實際則恨之刺骨，處處掣肘，什麼也不叫辦，什麼也辦不動。鐵珊先生和我歎息道：「你派我做這個事，恰好派錯了人了。」這一條重要的鐵路，竟因此沒有動工。我老以為個人的事和國家的事無關，然而結果如此，可見我知道得太少了。人心真是不可解。中國的政事，恐怕大半壞在這個人事的關係上。應當是對事不對人，而實際則恰好相反，偏是對人不對事。這種病根隨處可見，到而今也不能免。

　　張之江為察哈爾都統，對於地方政治，很肯努力。在處境艱難、部隊那樣困苦的時候，他還節省出一筆款項來，在上堡地方建築一座鐵橋。原先那是一座木橋，夏季水漲，車馬行人往往出險，鐵橋築成，化險為夷，旅行大感方便，因此地方上很是感激。

　　我在張家口住著，曾修築一個新村，由馮治安、張自忠兩人負責，帶著他們的隊伍修築的。此外又蓋好了一個誠潔旅舍，因為這裡來往的旅客很多，平時他們都住俄國飯店，價錢極是昂貴，我為減輕他們的消耗，特築這個旅舍為他們食宿之地。

　　這時各方面的朋友都三三五五地來看我，大約國民黨朋友來得最多。許多闊別多年的，許多聞名而未見過的，這時都得到會晤的機會。那時所謂新興社會科學，只在萌芽。三民主義在舊政治的壓迫之下，也未普遍地公開於世，因此社會人民對於新興社會政治的知識，都很簡陋。我那時讀書，尚未脫傳統的窠臼，在此方面自然也不能例外。尤其許多術語和名詞，我簡直弄不清楚它的概念。而中國舊有的政治哲學，深入我的腦筋，使我對於黨派的組織不免懷著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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