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二章首都革命以後(2)

第三十二章首都革命以後(2)

　　記得有一次於右任先生來看我，他和我詳談政黨政治的道理。我們已是無話不談的朋友，故我不揣譾陋，老實說出我的意見。我說：「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我是竭誠敬佩的，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張，我也是擁護的。但是國家政治，總還是選賢與能的好，若定要結党成派，在我看來，總不免有私而不公的弊病。我現在還不能贊同。」

　　于先生不和我駁辯，只笑著說：「請你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請你入黨。」這以前，在天臺山時，有一次汪兆銘和吳稚暉先生來看我，談起打倒帝國主義的名詞，我也提出了質問。我說：「常聽到說打倒帝國主義，我總覺得納悶。人家欺淩吾國，我們反抗它，這是應當的；但是何必還要進而替人家去打倒皇帝呢？」我那時的知識有多高？連帝國主義名詞的概念尚不懂得！當時吳、汪二位都對我掩口而笑，現在想來，我自己也覺得好笑。

　　鮑羅廷和加拉罕也先後由人介紹相識，常來找我談話。每次都由陳友仁先生①擔任翻譯。我們所談的，主要是關於革命、宗教，以及取消不平等條約等等一類問題。我和他們說，中國的目的只是爭取自由平等，誰能贊助我們達到這個目的，誰就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接觸，越來越親密，越談越接近，於是我的思想和許多政治方面的見解也慢慢起了變化。因此我請他們二位介紹，從蘇聯請來三四十位顧問，步騎炮工等各項專門人才皆備，分在我們訓練班中任教。兩方均無條件，只為幫助我們完成國民革命。他們來後，幾時覺得不適宜，即幾時辭去。隨來隨去，沒有拘束。有位總顧問，中國名字叫做任江，曾參加歐戰。同時又在我們幹部中選派了數十個學生赴俄留學，此時鮑、加二位與中山先生也來往頗密，這自然是因為中山先生主張並倡導三大政策的緣故。

　　【①陳友仁（1875-1944）原籍廣東順德，出身于美洲牙買加島華僑家庭。早年在英國讀書，並在倫敦做律師。1913年回國，任北京英文《京報》總編輯，曾被袁世凱逮捕。1924年，任孫中山秘書。孫逝世後，在北京創辦英文《民報》。1927年，任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赴歐遊歷。1932年，又一度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部長，因主張抗戰，被迫去職。1934年，參加由李濟深等在福建組織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失敗後赴法，1937年後閒居香港。1941年日軍侵佔香港，被拘捕，強迫移居上海。1944年病逝。】

　　這時由北京傳來的消息，說中山先生的胃癌病漸漸地加重了。當時我離開北京到張家口時是通電辭職的，因此不便去拜看他，只請李德全帶著我的親筆信約汪兆銘太太陳璧君去謁見。這時中山先生送給我六千本《三民主義》，一千本《建國大綱》和《建國方略》，我便全數分發給各部隊，令官兵列為正課，悉心研讀。在教導團中，我和李德全分任三民主義一課，按時讀給學生們聽，使彼此都能獲益。此外，我也經常規定時間召集重要的官長在一起，一段一段地輪流挨著讀。對中山先生學說和主義，我們才第一次有了更深一層的有系統的全部認識和瞭解，大家對整個的政治思想才開始有了體系。

　　當時我們全體官兵那一種歡欣鼓舞、興奮難制的情形，實非筆墨所可形容的。此時我自承已為一黨外的中山主義的信徒，全體官兵亦莫不如此。不久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噩耗傳來，官兵們無不震痛。國民軍全體皆纏黑布，持服七日，以志哀悼。自官長以至目兵伙夫，皆無例外，又通令各部隊，以三民主義為官兵必修之課，以加緊收灌輸之效。北平方面，我致鹿鐘鱗，說國民軍部隊，即是中山先生的部隊，云云，故關於喪事一切保護守衛之事，皆鹿負責率部照料。有一次，孫哲生先生同好些其他的國民黨朋友來到張家口，我特設宴歡迎他們。在致辭的時候，一說到中山先生的死，我不禁一陣心痛，熱淚簌簌地落下。過後朋友都很詫異地說：

　　「馮先生和中山先生並未見過面，何以情感如此深厚？」

　　的確，我景仰中山先生幾已二十年，信使往還者已多年，但我一直沒有得著見他面的機會。這正是我私心中引憾的一點。可是我從敬仰中對他所生的一種敬愛之情，決不因此而稍有不同。我總覺得自己在精神上和他長在一起，從他跟前我得到啟示與鼓勵，使我循走大路，不致隕越。最使我感激的，是在當時淫佚驕奢殃民禍國的北洋軍閥集團中，他竟能深刻地認識了堅強挺立的我，累次派人來，送信來，予我以種種的指導和鼓勵。尤其一次專派孔庸之先生送給我他手寫的《建國大綱》，徵求我的同意，並叫我加以增減，這種知遇之感與特別瞧得起之情，是叫我沒法不深深感激、而永遠不能忘記的。現在一代的偉人死了，特別認識我知道我的人死了，我怎能不傷痛、不流淚呢？

　　張家口接近外蒙，相距不遠。外蒙國民黨也常派人到張家口來看我。他們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丹巴多爾基先生和他們的陸軍部長都曾來我處訪談過。有一次，我和他們說，外蒙古長久獨立著，和中國不生關係，恐怕總是不好的，為整個中華民族計，為蒙族自身計，我以為應該早日取消獨立，歸複祖國。他們反問我道：

　　「你對於目前中國政府的一切措施，是不是都能滿意呢？」

　　我說：「那當然不滿意！」

　　接著，他們笑著說：「你自己看著就不滿意，我們怎麼願意擁護呢？若是中央政府真有好的氣象，我們自然自動地取消獨立。我們取消獨立的條件是很簡單的，就是要求中央政府真做到清廉，真正實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信約！」

　　這以前在南苑的時候，有一次我招待外蒙代表巴丹增先生，他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

　　這時班禪到了北京。內外蒙古的人民有很多往來北京去參見他，三百、五百也有，一千、兩千也有。每一批經過張家口，我都預備車輛護送。蒙古的王公們依舊保持著滿清時代的體制，隨侍的奴僕受著非人的壓迫和虐待。和清末時如那次我在朝陽所見的情形沒有兩樣。我看了這種情形，心裡非常難過，覺得是中華民國領域內的一個怪現象，正像溥儀前在北京自坐小朝廷一樣。當時曾向段執政拍去一通長電建議取消王公制度，伸張人權平等的原則。但是這與他本人的權力毫無關係，自然未蒙採納。

　　自首都革命而後，強頑的直系軍閥勢力被摧毀，同時南方的革命浪潮一天天洶湧澎湃起來了。全國一尤其覺醒了的中下層社會，無形在久壓之下慢慢抬起頭來。一時民眾運動空前的活躍，全國民氣空前的高漲。到這年一民國十四年，劃時代的五卅慘案終於在上海爆發了。這回帝國主義者赤裸裸地顯露了他們兇惡猙獰的面目，把我國的工人學生群眾殘酷地加以屠殺。這暴行，引起了全國民眾不可遏制的憤怒，促使全國民眾一致的覺醒，工人學生罷工罷課，各業商人也一律實行罷市，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全國各地到處普遍地激起了反帝的高潮。

　　我對這次事件的反應，曾有一通電致全世界基督教徒，籲請他們主持正義，予中國民眾以援助。因為我知道大多數教會裡純正的英美朋友都是同情我們的。一面在張家口召開反帝示威的民眾大會，以與全國的反帝運動相應和。同時更成立了幹部學校，在北京創辦了今是學校，以收容那些因參加此次運動而被學校（尤其基督教會學校）開除的大中學學生（這些青年學生，後來資送到英美德俄各國留學的很多；也有送入陸大的，大半都有很好的造詣，成為國家有用之才）。

　　我的這些舉動與當時壓迫民眾甘當帝國主義者鷹犬的軍閥們的行動成為明顯的對照。帝國主義者因此對於張家口的活動十分注意，對我尤極仇視，竭力造作種種謠言，挑撥離間，企圖予我們以打擊。為要使社會不致受愚，並宣傳革命的理論，我特敦請陳友仁先生在北京辦了一個《民報》，中英文都有，主張與態度，完全以中山先生的遺教為依據，以達成反帝的任務。此舉即是當時與國民黨相結合的一個步驟。

　　帝國主義者對於我的攻擊造謠，可謂無奇不有。比如有一個名叫佈施勝治的日本小子，這時寫了一本書，說我已與蘇俄訂立密約。這密約多少章多少節，若干條若干款，都寫得清清楚楚，簡直是千真萬確，實有其事。這個謠言竟使國內國外很起了一番波動。後來民國十七年我到了南京，這小子跑來見我。我問他說：

　　「那時你對我捏造那種謠言，今天還有臉來見我嗎？」

　　「請你原諒，是人家以兩萬元代價雇我寫的，看在金錢面上，我不能不寫。」說著，他尚對我深深地鞠躬。

　　「你真是把讀書人的臉丟完了！」我恨恨地說。

　　他卻微笑著，滿不在乎，完全是那種無恐的浪人神氣。我本想多教訓他幾句，又覺得大可不必了。

　　我除公開地反對帝國主義者的行為而外，還有幾件直接打擊外人在華利益的事情，也是造成他們仇視我的原因。有一位英國人，在察綏一帶創辦一個合記公司，專門經管牧畜，養的羊最多，約有二十萬隻，都很高大雄壯。牧羊者全是雇用的中國人，每人領牧二百頭，六人設一個頭目，六個頭目以上再設個大頭目。使用中國人的勞力，佔有中國人的土地，吃著中國人的水草，卻大賺其中國人的錢。這種不法的舉動，究竟有什麼根據？究竟什麼條約上給予他這種特權？但多年以來，卻無人過問。以往中國官廳不是不知，而是懾于外人之勢，不敢干涉。我到張家口後，一直不知道有此一事。後來他公司裡有一華籍職員，向居重要位置，但為人很有血性和良心，因為五卅事起，激於義憤，乃自動地來我處，將此事秘密告發。我派人調查屬實，即毅然把他們的羊全部沒收。此事大出該公司主人的意外，直控告到外交部。但並無任何條約的根據，他們的使館也沒話可說，只好自認晦氣。這回所沒收的羊，肉皆給士兵們吃了，皮則全數制為軍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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