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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首都革命(6)


  在這次戰爭的過程中,我得到這麼幾個經驗:

  第一,對於敵我的實在情況與處境須有透徹的認識。古兵家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又不知己,每戰必敗」的話,是一點也不錯的。在這次戰爭中,我因聯絡周詳,對各方面的情形都頗為明瞭,所以雖以較薄的兵力,也能戰勝素稱雄厚的吳部。

  第二,將領對於所部的作戰能力,須有相當自信。這次孫二哥帶著三軍前往保定,一到定興縣便與敵人接觸,一方打著,一面卻沉不住氣,覺得自己力量單薄,不能支持,告急的電報如雪片一般飛來。我這時一因隊伍太少,無法抽調;二因綏遠馬福祥態度不明,須派隊守備。接他電報後很為躊躇。但增援畢竟是緊要的,於是我勉強將佟麟閣的兩營派了去。可是這兩部分援軍開到那裡,並未起任何作用,保定的曹部便解決了。若是孫二哥對於自己有相當自信,不是這樣的連電告急,我即可從容把增援隊伍派調他方,豈不要收更大的戰果!

  第三,截斷敵後,在我國舊戰術上很是講究,用之得法,確可決定戰役的勝敗。這次楊村之戰,正面的攻擊雙方勢力幾乎相等,但等到谷良友率部抄到敵後,吳軍便很快地潰敗。因為後路一斷,彈藥糧秣的接濟,以及消息命令的傳達,都發生了阻礙,無論什麼勁旅,處此情狀,都不免發慌,戰鬥精神一經喪失,還有不慘敗的道理嗎?

  第四,為將領者不明戰術,專憑勇氣,鮮有不失敗者。這次被派往攻唐山的一路未得預期的勝利?使我很是奇異。因為此路敵軍,全系由前線撤退的敗兵潰卒,早已喪失鬥志,迎頭一擊,如摧枯拉朽,必收極大戰果。但為什麼竟不能得到預計的勝利呢?等到鄧寶珊先生回來,報告那邊的作戰情形,才知道完全是將領頭腦過於簡單之故。原來笠僧先生部下的將領,講究的是肝膽義氣,吃苦耐勞,衝鋒陷陣尤稱勇猛。但其中沒學過戰術率兵術的人亦確實不少,因此部隊過了一千人,他們往往無法指揮。這次在唐山車站截擊敵軍殘部,他們看見站上停著一列(由兩列並成)兵卒,上面滿載潰兵。當即派了一營人前去繳械。敗兵已無鬥志,情願繳槍。但他們就不知道派人將車頭上的司機先行監視,只顧三三五五地爬上車去忙著收槍。就在這時,隨車的敵軍官長即命令司機開車出站,把那列車拖到二十裡以外。我們上去的不過三四百人,而敵兵則不下三四千之眾,結果上車收槍的反被人家全數繳槍或槍殺,沒逃回一個。又有一次,他們沒等把部隊分配妥當,大批的敵兵已由前方撤退下來了。當時無可措手,兩方面即混到一處,也認不清哪是敵人,哪是自己。弄得混亂不可收拾,後經鄧寶珊用盡方法始把自己人整頓調齊,結果竟損失了很多。幸虧當時敵軍在潰敗之余,無心作戰,否則他們這一次便不免全軍覆沒!

  我們部隊到了天津,吳部槍炮彈藥大量拋棄,統統堆在新車站。張之江派人前去收存保管,引起笠僧部隊的不滿。他們久居陝西那窮僻地方,一旦看見新式槍炮即不免紅眼。後經張之江竭力解說,才算誤會冰釋。足見訓練缺乏的隊伍,畢竟難於控制,一遇利害關頭,便越軌行動。若非張之江應付得好,豈不鬧出笑話?這次國民軍在天津,未出半點亂子,地方上秩序井然,也都是張之江的功績。

  天津局面既已穩定,段祺瑞即速來數電約我到天津討論政治機構改進的問題,當時我因中山先生已在北來途中,故複電說須等中山先生到天津的時候,我再去不遲。過了沒一天,段祺瑞又派了一位曾為陸軍部軍需司長的羅某來促我早日赴津。我想如果堅執不去,必因猜疑而生誤會,若先去一談,一則可示我坦白之懷,二則也可以歡迎中山先生的來津,覺得未嘗不可。遂決定赴津,即一面複電說准明日去津,一面召集將領說明去京的原委。

  次日我動身去津,火車行至楊村,忽由後面另來一車,開得飛快,致撞上我們的車,一時震盪顛簸,不啻天翻地覆。我的行軍桌翻倒了,韓多峰摔倒地上,熊斌他們坐在頭等車上,把頭也撞破了。我當時正在鐵悶子車上的行軍床上躺著,所以一點也沒有受傷,就是再震得厲害些也不會怎樣。後來打聽,知道這回意外,是曹、吳餘孽幹的鬼蜮伎倆,可笑他們心勞日拙,白費了一番心計。

  與段先生見面,他表示得非常誠懇。事先他已在離他的住處不遠的地方替我預備了一處寓所。此時就請我到那邊去住。一日,請李景林、張學良、楊宇霆、張宗昌、梁鴻志等大家吃飯,飯畢先照一相,便散坐著商議時局的整頓。這夥傢伙,在曹、吳未到,大敵當前的時候,誰都表示得光明磊落,但這時事過境遷,當時的諾言也就拋到九霄雲外,全不承認,又重新勾心鬥角,只從個人私利著眼了。他們都懷著鬼胎,在言談之間,對於真誠歡迎中山先生北上的國民軍,不免常常流露歧視之情。其中吳光新坐在席上,老是把頭低著,一言不發,過了好一會兒,忽然抬起頭來貿然說道:

  「孫岳是個共產黨!我們大家都要小心他。」

  我知道這般小子的居心,在他們的心意,凡是誠意歡迎中山先生北來主持國政的人,都當加上一個共產黨的頭銜。我就滑稽地說道:

  「你把孫二哥看得太高了,他每天要吸二兩大煙呢?有這樣的共產黨麼?」

  這話說完,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地隨便談笑起來,每人都戴著一副假面具,聽不見半句真話。大家這樣胡扯了一頓,便算結束了一場會議。其時外間關於我的謠言很多,不是說被刺,便是說被扣。我為了消釋這些無聊的揣測,不多幾天便回北平去了。

  在天津,最使人氣憤的一件事,便是王承斌的被迫出走。首都革命的計劃,王本可算是一個預謀者,如今張作霖竟違背不進兵關內的諾言,把王用武力驅走,豈非是十足的馬賊行為!張作霖那次到天津住在曹家花園,門口的崗兵,都和義和團似的拿著長槍大刀,槍長二丈,刀長一丈,一對對十數對兩邊站立,排成行列。那種氣派真叫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如此人物怎樣能與共謀國事!

  我回到北京不久,段祺瑞、張作霖都先後到了北京。段在北京即對國民軍崗兵拒而不用,另以唐志道所部二千人為其衛士。這種舉措,也使我極不明白。段就了臨時執政,黃膺白先生即辭掉了總理之任(執政就職之日,他應當將黃高高捧出,然而相反,竟使黃立于第二行人眾中,人人見了為之不平)。於是一批批安福系餘孽都連翩入京,瞪著眼珠,急於想在新政權裡分些贓品。局面急轉直下,演變至此,糊糊塗塗混下去,豈不是為強盜馬賊當夥計?如此一想,不由得我對新局面萬分消極。

  這時,胡笠僧在彭德府正和李倬章打得激烈,胡左一電右一電地催我增調援兵,與嶽維峻、鄧寶珊兩位商量,他們都不肯去。一日岳、鄧二位跑來見我,我說:

  「笠僧請兵甚急,你們兩位為什麼不去應援!」

  回答道:「我們不去!那方面的事小,我們此時有更大的責任!」

  「什麼更大的事?」

  「處置張作霖父子是件大事!今天晚間我們就預備暴動,把他父子倆捉住槍決,以快人心,而戡禍亂!日本人已替我們探聽清楚,他們這回入京,帶的兵不多,只要總司令允許,我們馬上就去動手。」

  我聽了頗為吃驚,當即和他們說:

  「這事無論如何不能實行!就算你們能把他倆捕獲,京外奉軍必然激起異動,演成混戰之局,那時不等兩方分出勝負,日本就會趁機進佔東三省。日本人幫忙,決不會懷好意的。」

  我這樣地說了,他們仍然固執地堅持原來主張(以為奉軍多烏合之眾,若收拾了張氏父子,則奉軍將領之識大體者必然願隨我們走云云),直到深夜三點多鐘,才慢慢把他們說服。次日即接洽車輛,請他們率部開赴河南,去應援胡笠僧去了。

  我既已決心擺脫當前烏煙瘴氣的政局,便對張作霖說明我精神不好,要上山休養的意思。張作霖跳起來說:

  「你可不能走!我若讓你走了,我就是混帳王八蛋!」

  他雖然這樣表示,但我說什麼也不願幹下去了。回營後即召集將領講話,說明我此次不得不入山休養的衷曲,並囑咐他們務要服從中山先生的主張,貫徹所志,繼續為國家效力。是日張作霖特來訪我,我於回看了他之後,便往京西天臺山中去了。

  此時我滿腦子裡裝著一套「謙謙君子」的道理,覺得高揖群公,急流勇退,是最好的風度。同時胡、孫等雖與我志同道合,莫逆於心,然政治的認識亦殊不充分。其他朋友如徐季龍、黃膺白、劉允丞、王勵齋、焦易堂、李石會、王承斌等諸先生,雖過從甚密,亦畢竟未至無話不說的程度。故自己只有好的理想,而未能根據現實環境,拿出良好辦法。至今思之,猶覺當時才能不夠,有負國人期望之殷,深為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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