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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窮困的陸軍檢閱使(1)


  陸軍檢閱使署設在北京南苑航空署舊址。命令發表之後,我即率領部隊開駐南苑。我們從河南開拔時,吳佩孚本答允每月仍由河南撥助二十萬元為我們的餉項,但這顯然是一句哄騙的話。在他,是唯恐我們的隊伍不潰散,原有的款,亦必克扣不發;哪裡還會為我們在別處籌餉的道理?我一離開豫督之任,他那不值一文的諾言,早已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那時的北京政府完全仰承曹、吳鼻息,吳佩孚此次將我調職,其用意即要置我們於絕境,使我們即不餓死,亦必瓦解。因此財政部亦不敢捋其虎須,為我們籌發餉項。我們全體官兵多年在饑困之中掙扎,幸賴上下一心、艱苦奮鬥,得以自存。在河南兩月,稍得喘出一口氣,至此又重新陷入糧匱餉乏的境地。

  但是天無絕人之路,那時的國務總理陸軍部長為張敬輿先生,辛亥年間他為二十鎮統制,我在他部下為八十標第三營營長,曾共同醞釀革命、討伐復辟之役,他又為我贊劃甚多。這些前面都已說過。因此他對我有極好的印象。此時看我處於如此困境,就盡力為我幫忙。首先把我的部隊改編為一師三個混成旅:第七混成旅,旅長張之江;第八混成旅,旅長李鳴鐘;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長宋哲元。十一師包括二個旅:一以鹿鐘麟為旅長,一以劉郁芬為旅長。部隊有了名義,餉項就不難設法。經我多方奔走呼籲,始得由崇文門稅關和京綏鐵路局兩處每月合撥十五萬元。數目雖然不敷分配,並且要到十二年下期方開始撥付,但洛吳的陰謀詭計也畢竟沒有成功。

  關於餉項方面的事,後來派薛子良、鄧鑒三及楊慕時三人分任督辦與總辦,整理得弊絕風清,稅收增加甚多,真是點滴歸公。自有崇文門監督之設,當以此時辦得最清明。在我們部隊的餉項還無著落、正在百般籌措的時候,張敬輿先生尤熱心為我們設法。他常常向黎總統替我們說話,黎總統以我們在浦口在武穴擅自停兵不受命令為詞,表示對我不放心。張對他極力解釋,並勸他去看我們部隊,希望能從我們隊伍整齊與精銳上引起他的些許同情,而予我們相當幫助。但黎總統是個圓滑的角色,他怎肯平白為我們出力?那天張先生同蔭午樓先生陪同這黎總統看完了隊伍以後,黎總統集合全體官兵講話,大意說:

  「你們是有革命歷史的隊伍。什麼叫做革命?就是拼過命的必定都有飯吃。我從床底下被革命黨拉了出來,領導民軍,推翻滿清,所以才當到總統。你們將來慢慢遇著機會,自然也會和我一樣,能夠高升,能夠飛黃騰達。」

  我真不明白他的話是什麼意思!隨後敬輿先生說了幾句,勉勵大家刻苦努力,勉勵大家奮進不懈,勉勵大家要做救國救民的軍人,而不為一派一系的私人走狗。都是有益好話,頗能助長官兵的精神。散後我和蔭昌先生同坐一車,他發表他的感想說:「您這沒有別的,就是賣什麼的吆喊什麼。不像別人,明明賣的油條,卻吆喊著賣饅頭,明明做著政客土匪,卻還頂著軍人的頭銜。」時蔭午樓先生為總統府侍從武官長。

  在餉項窘乏之中,部隊的訓練工作並未一刻懈怠。學科方面,分為士兵、正副目、初級軍官、中級軍官與高級軍官幾個班次。一般兵士的課目有軍人教科書、八百字課、簡明軍律、軍人教育、精神書、軍歌和各種兵教科書幾種;正副目於一般課外加授軍士戰術和軍士勤務二種;初級軍官複另加初級戰術、軍人寶鑒、典範令、曾胡治兵語錄、《左傳》摘要五種;中級軍官再加高級戰術、軍器學、歐洲戰史以及各種經書和子書的選讀;至於高級軍官則另組各種研究會,從事各種專門問題的研究。

  除教導團繼續開辦外,又舉辦高級教導團以教育在先前成立的教導團畢業的學員。所請教官大都是陸大的優秀分子。以段雨村為高級教導團團長,熊斌負教育之責,孫連仲、石友三、梁冠英、李忻等都是那時的學員,他們的學識能力,得於此者甚大。

  那時—民國十二年,聽說王鐵老先生為辭去江蘇省長,在定縣閑住。我自幼對他仰慕,每以未能朝夕向他領教為憾,此時特派鹿鐘麟專誠敦請,為我們各級軍官團講書。多蒙鐵老另眼相看,欣然允諾,但提出三個條件:一不能信奉基督教,二不能戒紙煙,三不能改穿短服。三件事我都一一依允。但是及至來到南苑,他卻自動地不肯吸煙。問他為什麼緣故,他說不能因為個人的嗜好,破壞團體的紀律。日常相處,鐵老先生尤能言語有則,起居有定,潛移默化之間,予我們全體官兵極好的薰陶。除聽講《易經》、《書經》外,我還讀了一部《群書志要》。課外時間並且隨時領教,得益匪淺。

  此外還有一位張先生和一位陳老先生,也請來為我們講經書的。陳老先生是我的參謀陳琢如的尊翁,福建人,那時還留著小辮子,每談及父母,必流淚歎息。張先生後留張之江處為秘書。玉、陳、張三位先生各講過一篇《易經》,駐南苑期間,《易經》共講四遍。我以為在新文化尚未普及時代,要讀中國經書,《易經》甚為重要。這是中國的一部哲學大著,卦辭爻辭所說的人生處世,國家大事的原則原理,都有一番大道理。但讀者卻不可迷信,尤不可執泥。可惜我那時讀它,就不免過於崇信的毛病,以致待人處世種種方面都受其影響。比如謙卦中三翻四覆說的一個謙字,「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謙尊而光」等等,使我總以為消極的退讓,是人生最大美德,因而對政治往往不能出以積極態度。其實這並不是書不對,而是我自己的錯誤。我以為對人處世固當謙下,但對國事,對政治,卻必須有一種當仁不讓,積極負責的精神。一這不過舉起一端而言之罷了。

  我在南苑又重新建造了一座思羅堂,以紀念在常德為瘋人擊死的羅感恩大夫。我用此堂作為請名人給部隊講話的處所。王儒堂、顏惠慶諸先生都在那兒講演過;黃膺白和蔣百里二先生更應我們的約請,經常地來講話。黃講的都是關於國際現勢及中國政治的問題,蔣講的都是軍事學方面的問題,每星期兩次。使我們全體將領,耳目均為之一新。

  除上述者外,術科的訓練還和往常一樣,軍官隊及軍佐隊成立的體操團尤予嚴格注意。刺槍、劈刀、射擊、器械體操等人人都會數套。至於應用體操,每連中除二三情形特殊者外,其餘的人都能在杠子上拿頂,跑八道阻攔。此外還有一種特別的訓練,便是在嚴冬三九天舉行的溝疊比賽。在那樣的天氣,大地到處結著很厚的冰,土層也凍得三四尺,堅如鐵板。各團營官長目兵在下半夜集合出發,在裂膚墮指的寒風中揮舞著鎬鍬鋤鏟努力各自團體的溝壘工作,到黎明的時候,各團營的溝壘都掘好了。工作最快捷最堅固適用者,予以勝利的獎狀。此時優勝者每個人臉上都含著愉快的微笑。這種比賽,意義是很大的。第一,可使部隊養成耐寒冷耐困苦的習慣,以及不怕艱辛險阻的精神;第二,可以打破個人主義的優勝觀念,激勵並加強其團體活動的精神與紀律。至於在溝壘工作中獲得實際知識與經驗猶其餘事。

  打仗是拼性命的事,官兵之間「共生死,同患難」的精神,必須修養于平時。在階級上固然有官長士兵種種高下之分,但禍福利害卻必須絕對一致。士兵的痛苦便是官長的痛苦,士兵的福利便是官長的福利,官長士兵應該覺得彼此的關係如同家人父子,息息相關,渾然一體。因此我於教育訓練而外,對於每個官兵的生活,自早即知所注意。而于殘廢和陣亡的官兵在可能的範圍尤多方設法,予以特殊之關切。

  殘廢和陣亡的官兵,為最勇敢最有為且為對團體最有功績者內。我們於戰鬥之後僥倖不死的人,對於他們致深切的敬佩和哀悼,盡力予以安慰救濟和撫恤,實是義不容辭的事。對於殘廢的官兵,我總要很鄭重懇摯地贈送給他們一些禮品,並每年舉行一次特別宴會,以表敬重之意。聚會的地方搭蓋一座很高的台座,分作五層,歷年戰陣受傷的官兵,都有詳細的光榮記錄。據此查考,凡受傷三次有特別勳勞者請坐在第一層臺上,每人面前都有很豐富的五碗菜肴;受傷二次者第二層,每人菜四碗;受傷一次者坐第三層,菜三碗;僅有輕傷者坐第四層,菜二碗;沒有受過傷的坐第五層,每人只菜一碗。飯後,贈給禮品,也按著層次的高下而分厚薄,禮品的價值有三元、四元、五元、八元數等。又每年舉行一次音樂會,專門招待並娛樂殘廢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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