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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督豫(3)


  此時於公事而外,我也抽空辦了一件多年牽腸掛肚、迄今未辦成的私事,那就是遷葬我的父母的骸骨。讀者想必還都記得,我的父母棄養時,因為無力好好安葬,只買了幾塊薄板,送埋在保定府的安徽義塚上。此事在我雖覺得無足輕重,但老人家在日時,卻是講究這些的,因此我也感覺無以對父母,很是不安。此次我特意回到保定,同我的兄長商議著,在保定西北買了五畝空地,把父母的骸骨由義地亂塚中遷葬過去。此事我什麼人也沒通知,遷葬的那天,我自己幫著抬棺,我兄長在前面打幡,很快便很簡單地完畢了遷葬的手續。我父親的棺材由墳堆中掘出,因是一百五十兩銀子置辦的好棺木,故還沒腐爛;母親的是柳木棺,乍出土時看了還好,但一見空氣,就朽壞得不堪抬動了。事先我已預備好兩口套棺,這時便把舊棺套放進去,一如重新裝殮一次。我素來反對世俗對於婚葬的繁文縟節,招搖鋪張,所以我這次將父母簡單移葬,任何親友都沒驚動。第二天曹錕知道,便埋怨我不告訴他。

  此次在保定逗留數日,辦理遷葬之餘,也常常出外走動。我的家住在館驛街,每次到巡按使署去,我都是步行。走過街上的時候,人家以為我不夠官派,都看不順眼。他們說:「不坐汽車,也應當坐頂大轎,做了督軍的人哪兒有在街上步行的道理!」

  我從保定回到河南,便聽人告訴我說吳佩孚已向中央提議,強迫調我為陸軍檢閱使之職。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我一點都沒驚異。趙倜在河南的時候,每天午後三四點鐘方起床。我在那兒,大早上便騎著腳踏車各處辦事。吃飯時一菜一湯,客人來了,每位加一個菜,也不預備煙酒。在曹、吳他們一般人,簡直看我為活妖怪!本來在那樣的年頭,什麼事都是講究夤緣手段,論不得什麼功勳勞績的。我調河南督軍的時候,若是論功績,陝西督軍的遺缺自應由胡笠僧繼任。但是曹錕、吳佩孚卻授意中央竟把此職讓給會送禮會奉承的劉鎮華署理了。功績哪裡論得呢?我聽到這消息一笑置之,一面照常辦理職內之事。

  不久吳佩孚便來電報給我,叫我替他在河南籌措八十萬元的款子,並且以後要每月經常劃撥二十萬元。對於這個強橫的命令,我連思索也沒有,馬上複電說我無此搜刮壓榨的本領,不能遵辦。你如一定要錢,那就請你來當河南督軍好了。他接我這電,更把我恨入骨髓。那時他打退了張作霖,自以為再無內顧之憂,便專心致力要對付幾個不肯隨便附和他的人。胡笠僧、孫岳和我都變成了他心中之刺、眼中之釘,每時每刻都在想方設法要把我們弄掉。

  我原先是希望吳佩孚往好道上走的,曾經很誠懇地對他上了二十條條陳,詳抒我對於省刑薄稅愛民愛國的意見與辦法。但他覺得沒有恭維他、奉承他,不但不被接納,反而引起他的很大反感。那時他在得志之餘,真是驕橫恣肆、妄自尊大,什麼人也沒看在他的眼裡。對上把長官看做傀儡,對下把朋友部屬都當做奴才,人民士兵則一律視如草芥。那時的朋友中,王承斌可算得第一流人物,孫岳是極可倚重的俊傑,但他都不能容納。他所能接受的,一是諂媚巴結,二則挑撥離間者,因此張福來、蕭耀南之流,倒成了他親信之人。對國家大事其迂執與悖謬,尤到了使人難以相信的程度。

  有一天,我到洛陽和他晤談,我說對日的外交應該確立方針,嚴切注意,日本國內的情形應該努力設法詳加調查。他卻說日本的事不必看重,因為日本人是中國的移民,聽他們說話,就是吳音,和我們江蘇口音一樣。他自己是吳太伯之後,日本皇帝和他是同輩,若有交涉,他只要發一電報去,以此段歷史說之,無事不可成。也許人們會以為他是說笑話,後來「九·一八」事起,他真有這樣一封信發到日本,可以證明他那時決不是說著玩的。我又說我們此時當傾注全力建立國防,而創辦空軍,培育航空人才尤為切要。他卻說我國自古就放風箏,這種風箏即足以制禦飛機而有餘,敵人若以飛機作戰,我們只要放上風箏就可以把他們掛下來。

  最後我又談及河南的旱災,以為此事可憂,當設法防救。他馬上把桌子上的籤筒拿過來,從裡面挑出六個製錢,嘴裡還唧噥了一會,一連下了六七卦,和我說,不要著急,明天午後二時定要下雨。我覺得好笑,問他哪方面下雨,他說在西北方。我那時住在他的巡閱副使署裡,到了第二天午後三時,天上仍是蔚藍的晴空,不見一塊雲、一絲雨意。我去問他何以不下雨。他說已經下了,還正在下著。我問在哪裡?他答道:在莫斯科!我的意思是要請他設法開渠築壩,而他卻來這一套,真是活見鬼!

  我拒絕洛吳籌款的要求以後,不久,有一天熊秉琦到開封來見我。我和他談了半天,究竟不明白他的來意。最後我忍不住了,直接問他,才知道他是奉了洛吳之命,和我傳達讓開河南的意思。我告訴他說,我不是為做官而來,只要中央有命令,我隨時都可走開。

  中央調我為陸軍檢閱使的命令,果然在洛吳示意保系閣員高恩洪向黎元洪總統提議與威逼之下,這年(民國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頒佈下來了。我接到命令,三天之內便把部隊全部調完,轉赴新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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