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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在常德 一(3)


  這裡薛子良很疑慮地和我說,我們的士兵並沒有受傷,到那天拿什麼給他們慰看。我說,我們的士兵挨了他們一個耳光,當然受傷的,怎麼沒有受傷?到了約定的那天,即請我的軍醫院院長馬瑛把兩個弟兄的頭上臉上都捆上紗布繃帶,等他們那邊拿禮物來慰看了,我們這邊也派薛子良和馬瑛為代表去看他們的士兵。至此,一場風波,始告了終。

  我曾讀到《柏拉圖對話集》,上記蘇格拉底氏和他弟子的問答,討論一些哲學上的問題。蘇氏問:「你們以為說實話好,還是說假話好?」答曰:「說實話好。」蘇曰:「若有敵人偵探來查問我們虛實,當如何?」曰:「這可不當說實話。」蘇曰:「怎麼又不應當說實話呢?」曰:「對朋友說實話,對敵人不應當說實話。」蘇格拉底又問曰:「若有小孩生病,喂給他藥,他不肯吃,說這是糖水,不是藥,那孩子就高興地喝了。當如何?」曰:「要孩子病好,應當說是糖水,不能說實話。」蘇曰:「這又為何不能說實話呢?」答曰:「是為事情好。」有人說,馮某這次對日人辦的事,說話有不實之處。我就請他看看這段問答。

  此外還有幾件和日本人起交涉的事。

  那時不但城門口盤查甚嚴,就是城牆頭上也派人日夜巡查,由班長帶四個弟兄負巡查之責,另又派上級官長帶兩個人巡查巡查者。一天晚上,巡查的弟兄在一處偏僻的城角上捉著一個爬城牆的日本人,盤問的結果,知道他是為某方做偵探的,當即押禁起來。那位高橋新二知道了,連忙來我處要求取保釋放他。

  「你們貴國的僑民,太不替貴國爭氣了,什麼正經事不做,卻在中國做匪類奸徒,在地方上搗亂。我負有保安地方的責任,怎麼可以輕易釋放他?」

  高橋連連鞠著躬,自認不是,左求,右求,請我把人交給他去訓導監視,擔保以後再不會做這樣事。我說:「你既然自認罪過,又負責擔保,姑念這次是初犯,我就把人交給你吧。但你可得好好監視他,我隨時還要提審他的,到時你得交出人來。」

  高橋滿口答允,說了許多道歉的話,才把那日本浪人交給他領走了。

  那時張之江的團部駐在桃源,要路上也設崗兵盤查行旅。一天,張部又捉著兩個販賣煙土的日本人,連同煙土都送到常德來。我在院中坐著,左右站著衛兵,地上擺著幾根軍棍。犯人押解進來,一個年老的,一個年少的。他們看見這情形,慌作一團,渾身只哆嗦,尤其年少的一個,跪在地上叩頭如搗蒜,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年老的只哀求著:「饒我們一次吧,饒我們一次吧。」嚷個不休,這次也是高橋新二來要求,把人交他取保領去,但說明不可釋放,我要隨時提審。查獲的煙土都沒收充公,也是接來當地紳士查明收存,作為修路的費用。

  一九一八年底,延續數年的歐洲大戰告終,翌年一月開和會於巴黎,中國在名義上亦是參戰國之一,所以也派有代表出席。但關於山東問題,畢竟沒有得到公平的解決。此時日本乘機佔據青島,使中國複蒙喪失領土之恥。這一件事,激起中國普遍的怒潮,北京大中學校的學生尤為激昂,罷課遊行,抵制日貨,毆擊賣國賊,浪潮波及全國各地,演成中國文化史上最有意義的「五四」運動。

  常德的學生受了這一運動的波動,情緒也極是熱烈。每日三三五五在街頭宣傳,痛哭流涕,勸說國人不買日貨,不乘日船。那種愛國熱情,真是可愛可敬。一天,全城學生罷課,結隊遊行,經過大街時,群眾情緒憤激難過,幾家日本洋行,都被他們搗毀,貨品什物,狼藉滿地。南門外碼頭上,更經常地派有學生值班,勸阻國人不買日本船票,商家貨物不得交日本輪船運輸。常德是湖南西部第一個繁盛的碼頭,日本大阪公司輪船定期往來於上游及下游。學生們這一舉,使他們營業受到致命的打擊。

  我為常德鎮守使,地方上發生這樣的事情,自須負相當的責任,於是本地日本商人代表去見湘督張敬堯,提出質問,張就派外交部駐湘交涉員伴同他們來常德與我交涉。日人代表中,又是高橋新二為首。他向我提出四項要求:一、賠償損失;二、懲辦兇手;三、正式道歉;四、保證以後不再發生同樣的事。說這是他們極合理的要求,我必須一一接受。

  我說:「既是張督軍派請我們的交涉員,同你們來和我商辦此事,那麼許不許我發表意見呢?」

  高橋說:「依你的意見怎樣?」

  「依我的意見,」我停了一下,慢慢地說道,「我要竭力替日本商民著想,必須確確實實地把你們的真實利害方面都加以考慮,第一,要使你們居留常德的僑民,生命財產能夠永遠安全;第二,要使你們日常的營業能夠日益興盛發展。……」

  「那好極了,那正是我們所要求的。」

  我繼續說:「所以,我們就必須考慮到:你知道我和我的部隊是流動的,駐在常德是暫時的,而你們日本商民在這裡卻是固定的,永久的。我不能長久地負保護你們之責,不但我不能,任誰也不能夠。因此你們居留此地,必須要使本地人民對你們有好感,你千萬不能開罪於他們。根據這個原則,你提出的那四項辦法,我為你們的利益著想,我不能照辦。我現在替你們想了一個最周妥,最徹底的解決方法。只怕你們眼光短小,不能瞭解我的好意……」

  「請快說你的辦法。」

  「我的辦法是:你們各家洋行都貼出告白,說明你們過去營業方法的不良,以後當極力改革,必使大家滿意。這次搗毀所受的損失,甘願認受了,但請以後不要再予搗毀。你們若能這樣辦理,我敢擔保本地人民必能對你們發生好感。不但你們的財產能夠永遠安全,而且生意也必定一天天興隆起來了。到那時,你們這次所受的一點損失,又算得什麼呢?……」

  高橋聽著,連連皺眉搖頭,我說道:

  「你們若是不能辦的話,那今晚又出了意外,我絲毫不能負責!」

  「馮鎮守使,」高橋皺著眉說,「你的辦法,第一是說我們受的損失由我們甘認,你們不負賠償之責;第二是說你不肯懲凶;第三是說反要叫我們向你們道歉;第四是說今晚再有意外,你不負分毫責任。這從哪裡說起?從哪裡說起?」

  「我說你們眼光短小不是?我告訴你:你們若是還打算在常德居住做買賣,本地人民—尤其地方上青年人,是萬萬不可得罪的。你看你們被打了,不算一回事,這顯得多大方,多體面,人民以後自然對你們有好感了。」

  高橋憤憤地說:「鎮守使,怪不得人家說這次的事是你唆使的。你說的話全是偏護那些暴徒的話。」

  「他們是愛國的行為,是出於義憤。你說是我唆使的,我心裡高興極了。我的好話你既然不聽,那你照你的辦法辦去好了。我是不能夠的。」

  這樣糾纏了許久,兩面都不讓步。我說:

  「既然這樣,那高橋先生,請你另外想辦法去吧。這事我們不必多費唇舌了。我們還是談些別的。前次交給你兩批貴國罪犯的事,我現在正想把他們了結了結,請你回去把三個人犯交來,我要提審他們……」

  高橋先生跳起來說:「你怎麼把那些事和今天的攪在一起?那不是早已了結了嗎?」

  我說:「都是要辦的事。今天的事是不必再談了,談也沒有結果的。—你不能記性這麼壞,我交給人犯時,一再和你說明,我要隨時提審。怎麼天大的罪案,就會糊裡糊塗了結了呢?」

  「馮鎮守使,你這人太難纏了!太難纏了。」

  高橋說著站起來就要走,想想忽又坐下來,重新和我談判。這次提出我們補償一半損失為他們修理費的辦法。我說:

  「為你們自己計,我一文錢也不能出。我若賠了錢,地方上的人氣不憤,必定還要二次三次地砸你們鋪子。你們願意受更大的損失,我可不願意和你找那些麻煩!」

  又糾纏了一會兒,他又提出補償四分之一修理費的辦法。我告訴他說修理費是一個也沒有。不過我可以邀請本地的父老和青年學生來談談話,勸他們對日商加以體恤,以後不要再有搗毀商店之事。並且我是本地負治安之責的官吏,此後我自當保護你們日商的安全,我要派人去為你們商店站崗,以免再有意外。除此之外,我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了。說著我就站起來送客,同時派了兩個副官跟住高橋新二,向他索要交保的日本人犯。

  高橋等一班代表都沒了主意,嘰嘰噥噥商議了半晌,終於接受了我那最後的話。

  他們走後,我即為他們的洋行每家設崗兵二人,以為保護。有中國人到他們店鋪裡來買東西,崗兵即先加以盤問,而後再渾身搜查,戒備很嚴。如此過了數星期,那些日商洋行弄得門可羅雀,誰也不再上門。這時高橋又來找我,要求我撤除崗位,說這樣,他們沒法做生意,損失更大了。我道:

  「你們提的條款要我擔保以後不再出事,而你們又不肯結好於人民,我當然只有這麼辦。崗兵是不能撤的,撤了,若再出事,我擔不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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