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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漢中道上(1)


  在長安駐守的時代,我開始感覺到自己所統帶的部隊中幹部分子良莠不齊,而好的幹部人才尤其不夠。這使我在辦事上感到很大的痛苦。

  那時第一團團長是楊桂堂,五十餘歲,外號叫做楊傻子。這人老於世故,無是無非,任憑人家對他說什麼,他都是好好地回答著。又加利祿心太重,一心只算計著高官厚祿,如何討長官的喜歡,如何能升官發財,他就如何做。什麼國家人民,他都是不管的。我同他相處了兩年,時常見面、談話,但始終沒有聽見他說過一句肺腑裡的真話。第二團團長是何乃中,別號叫做芳譚,廣東香山人。為人忠誠,滿清最末一次的武進士,保定保府學堂畢業。他習的雖是武科,卻能寫作極流暢的文字,品行學問都是好的。只是不贊成革命,遇事過於慎重,不敢冒險。

  參謀長是宋子揚,日本士官學校炮兵科畢業,知識經驗都很豐富,稱得起一位幹練有為的人物。少校參謀是蔣鴻遇,河北省人,保定軍官協和第一期學生,學騎兵,曾在雲南當過騎兵營長,與蔡松坡相熟。為人機警幹練,足智多謀,韜略上尤遠在當時一般人以上。上尉參謀是劉郁芬,字蘭江,河北清苑縣人,速成軍官學校學生,忠厚老實,謹嚴穩重,做事很少有失察的時候。第一團第一營營長周心靜,西什庫學兵,做事很想要好,但可惜不喜歡讀書,氣量太窄。第二營營長杜占鼇,山東青州府人,性情方面有山東人的特質,耿直忠誠,方正不苟。第三營營長孫振海,就是上面提過的那位「孫氣」。這人火性太大,心浮氣躁,始終沒有什麼大建樹。

  第二團第一營營長陳正義,言行穩練,學識也很好。第二營營長董士祿,學識無多,性情油滑,無是無非,一味地只想升官發財。第三營營長王某,安徽蒙城人,一個大字不識,出身於地方上的巡防營,沒有在正式軍隊裡受過訓練。炮兵營營長楊某,好像染有嗜好,整天委靡不振,因此辦事也提不起精神,只是因循敷衍。騎兵營營長劉某,嗜好太多,利己心特別重,從他的身上,我找不出一絲半點像有為的軍人。—這就是我那時的一般幹部。從質與量兩方面看,都難使人滿意。

  綜合起來說:第一是缺乏朝氣。他們大多因循苟且,並沒有替國家人民做一番事業的抱負和決心。如何才能提起朝氣,想來真是不容易。第二是不愛讀書,不但新書不讀,舊書也不讀,科學方面的書不讀,普通的書籍亦不讀。終日懈懈遝遝,毫無求長進的心。第三,他們都有一點來歷。比如,楊桂堂和段祺瑞即有關係,常常給段送禮、寫信,拉攏得很親密。宋子揚和徐又錚有親戚的關係。其他各人,也都無不有一點來歷。因此辦事要振作,動輒得咎,處處掣肘;不振作,則又自覺對不住自己良心,對不住人民國家。

  那時共和初肇,袁世凱獨攬大權,政府的組織以及一切措施,都漸漸叫人大失所望。我每天從報紙上、從各地朋友的通信上,得來種種消息,使我一天天明白到國家再上軌道,人民解除苦痛,距離得還很遙遠,前面正不知有多少艱苦的路程,有待於我們的努力。我是一個行伍出身的人,常常感覺自己讀書太少,學識不足,而且所讀的書,又都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套舊東西。以此來應付這激變期的中國社會,時時顯得格格不能相入。中國舊有的政治哲學,我漸漸覺得有許多地方需要修正與補充。有時甚至覺得我以前讀書幾乎都是走的冤枉道路。但是時局越艱難,心情越彷徨,我向前幹的決心卻越發堅定。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總覺得自己沒有灰心頹志的餘地。

  為要擔負起我所憧憬的使命,健全我所統帶的部隊的幹部,實在是刻不容緩的。就在這種客觀與主觀的要求之下,我決定成立一個模範連。當以李鳴鐘為模範連連長,過之綱任排長,選用石友三、葛金章等為頭目,田金凱、馮治安、吉鴻昌等為士兵。科目除基本教練、體操、拳擊、劈刀等而外,還有戰術原則和應用戰術等。宋子揚、劉郁芬、何乃中、蔣鴻遇等為教官。全連共有一百三十人,大家很顯出蓬蓬勃勃的氣象。當時我對這個模範連,只希望做到使他們能自發地願為國家人民奮鬥犧牲,因此尤注重政治教育,每天集合講話,我統是按照這個目的灌注闡發。

  我們一面在長安努力訓練,一面奉命派出隊伍到各地駐防。其中趙冠江一營駐武功縣。一次,趙營長接得本地人報告,說他們村子裡到了土匪。趙即率隊往剿,把村子團團包圍起來。不料土匪卻已逃了。趙仍不肯罷休,於是挨家挨戶地搜查,緝拿嫌疑人犯和留下的槍支。當時卻在民家搜出許多煙土,趙一一予以沒收,並令百姓代為挑送。這一下,弄得百姓非常怨恨,紛紛到省城告狀。我查明了這事,氣憤難言,立刻將情由呈報陸將軍,趙冠江撤差,換杜占鼇接任。這事實在出乎我的意料。從這件事上,我益感覺到好的幹部分子的迫切需要,同時也深深認識到不良環境的可怕。因為那時陝西的情形窳敗之極,基礎薄弱的幹部們,置身其間,耳濡目染,一旦離開了長官的訓導,就不知不覺地為非作歹起來了。

  我在長安駐軍期間,目見許多情形,都很使我覺得痛心疾首。我順便說幾件,以見一斑。

  第一,就是關於查大煙的事。督軍署的參謀長、副官長三四個人勾結起來,滿處搜查大煙。查得一兩土,罰洋一元,煙土充公。搜得的土,都用大箱子裝釘,派人押著,一車車運往北京、天津販賣。算算這個賬吧,每兩土罰一元,又把土收去販賣。一方面是受著雙重的剝削,一方面是坐得雙重的橫財。只此一件事,就把人民弄得含恨刺骨。

  第二,就是鄉親用事。參謀長葛某是蒙城人,副官長李某是蒙城人,……他們打成一片,恣意胡為。這樣的情形給局外人看著,已經夠礙眼的了,然而意猶未足。副官長李筱芬等又上條陳,索性公開要求大用鄉親。當時因有「口裡會說蒙城話,腰中就把洋刀掛」之諺,以為諷刺。督軍後來的失敗,正就在這種事上種下了根由。關於用人的事,我們一定先問賢不賢,不問親不親,只問能不能,不問鄉不鄉。若是違反了這個原則,則弊病叢生,害人害己,必無好的結果。

  第三,姑息養奸,也到了使人詫異的程度。如一天我們去見督軍,大家坐著談話。當時有一個人走到督軍面前,嬉皮笑臉地說:「報告督軍,這裡有一件事可以大大地發財,給督軍說說好吧?」督軍毫不生氣,慢慢笑著回言道:「在我的眼裡,也看不出哪是好人,哪是壞人。可是想來見人就說發財的事的,總不是好人吧。」那人反而很得意,仍舊嬉皮笑臉地說著。看看督軍一句話也不斥責,使我驚訝極了。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居然以至於此!若不是我親眼看見,誰說我也不會相信的。又比如當時有所謂收攬門生的事。陝西第二混成旅旅長奉獻二萬兩煙土,以為拜儀,而對方居然收受。有這種駭人聽聞的事!後來長安兵變,繳督軍械的就正是這位旅長。

  還有督軍左右的一批大賢小賢們,有的是西洋留學生,有的是東洋留學生,有的是將弁、武備、速成或講武堂的學生。他們因為出身不同,來歷不同,就各自成派。有所謂土派、洋派、東洋派、西洋派等,終天爭著官大官小,錢多錢少,或則吸煙打牌,吃喝玩樂。彼此之間,互相造謠,互相攻擊,總是要搶官做,要發大財。青年人如此生活著,而督軍毫不過問。

  這些事,我是沒法看得過去的。那時第十五旅旅長賈焜亭(名德耀,日本士官學生,平日手不釋卷,筆不停揮,頗有學識眼光)對這些情形也總是搖頭,和我抱同樣的感想。我們不自量力,忍不住常常要在督軍面前說說。比如拿煙土的事,我們苦苦地勸說,總是說不動。以後甚至我們去了,左右使我們不能見面,把我們引到客廳裡,叫個人陪坐著,使我們無從說起。又比如那批肮髒的大賢小賢們的情形,我們每次到督軍署,也總要忍不住說幾句。後來他們一見我們來了,就罵著說:「混帳又來了!」不久,我和賈焜亭都被派赴外縣各地巡視。賈和我說,這是有意差使我們出來,免得礙他們的眼。

  順便再在這裡說一點那位副官長李筱芬的事。這人我在北京的時候原就認識。那時他也住在京防營務處。我每次到那兒去,都要遇見他。他說話滿口新名詞,表面上似乎很有學問,其實肚子裡淺薄得很。穿一身時髦的綢緞衣服,塗滿一臉雪花膏,頭髮梳得精光,鞋襪也都挺考究。大概他之所以得勢,也許就因為這些緣故。那時他已染上鴉片煙的嗜好,常和秘書長劉某在一起躺燈,不過還不好意思公開。見了人,特別是我,就把大煙藏起來,怕人家恥笑他。我有時勸勸他,他總還在口頭上接受。從這一點看來,證明他那時還有點羞恥觀念,還有去惡遷善的可能。

  不久,他就飛黃騰達起來了,在爛泥裡滾久了,前後就判若兩人了。我在長安遇見他時,他竟恬不知恥地把各種煙土拿出來給我看,並且將熬好的幾大瓷缸(每個一尺多高)煙膏指給我說:「這是川土,那是北土,那是雲貴土。」言下神色飛舞,得意之極。後來又聽說娶了兩房姨太太。可是等我走到褒城的時候,就接到他的訃聞了。死時年紀不過三十五六歲。軍中有句俗諺說:「鴉片、煙、酒、姨太太,三個星期進棺材。」李筱芬完全應了這句話。對於這個人的一生,我常常感慨不已。腐惡環境的害人,有這樣的可怕!我記敘這個人,對於今日一般少年得意的朋友,或許可以有些幫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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