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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入伍前後(2)


  第二年,我改入一位馬先生的學塾裡繼續讀了一年書。馬先生只有三十多歲,年輕性躁,每天用板子責打學生。我所得的益處依然很少。因為那種嚴厲暴躁以及糊裡糊塗讀死書的辦法,一點也不能引起我的興趣。不過我要特別申說的,就是縱使是那樣的學塾教育,但居然也有我的份兒,我已經覺得萬分欣幸了。上學讀書,原是有錢人家子弟的專利呀。

  到了年底,由於環境的逼迫,我不得不結束了學塾生活。合計我正式上學的日子,一共只有一年零三個月。一生永不再來的童年教育時期,便這樣匆促地告終。然而這段生活,我卻永遠不能忘記。

  十二歲這年,我就到營中拿槍,練習打靶。那時我的身體異常發達,身高足有四尺七八,我記得有一次同一個三十多歲的同伴相比,我還高他一寸多。這年春夏之交,保定府突然發生了空前的瘟疫,傳染迅速,死亡極多,後來越是蔓延,越是厲害。不記得是誰異想天開,出了個主意,要調軍隊進城,轟打瘟神。那天絕早的時候,我們的軍隊就奉命進城。我們都穿著滿身雲頭的軍衣,興高采烈地去執行這個奇怪的任務。

  進了城,隊伍分作若干排,每排十人,每走過一條胡同口,就砰砰地一排槍,從早到晚打了一整天,打得滿城都是火藥氣。那時我就有憤恨外國人的心理,總覺得他們欺壓我們,不是好東西。我這種排外心理的出去發點,當然只是一種幼稚簡單的民族感情。這一天我們走到北門,路東恰巧有一座外人傳教的福音堂。我看見了不由得十分厭惡,就托起搶來,瞄準福音堂的上半部,砰砰打了兩槍,我看見門匾上立時黑了一大塊,心裡覺得很痛快,背起槍來,回頭就走。從這種幼稚的行為上,很可以想見當時一般民眾的情緒。

  晚清的時候,有兩次意義影響都極重大的對外戰爭:一是鴉片之戰,一是甲午之戰。前者是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的第一炮,並且加速了太平天國革命的爆發;後者完全暴露了滿清政府的懦弱與無能,使人民對它根本失去信任。戊戌政變和辛亥革命諸役,可以說大部分都由此釀成。

  保定府在滿清時代是京畿重地。自從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以後,軍事上的地位益形重要。朝鮮事變甫起時,五營練軍即接到加緊操練的命令。這時保定府就有很多的謠言在流行著。一會兒說皇上不願打,一會兒又說李鴻章不肯對日本開戰。一般軍民對於日本,更有許多懵懂愚昧的估量,簡直荒謬可笑。

  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清廷終於下令正式和日本宣戰,練軍前後兩營即奉令調開大沽口警備。命令剛到,官長尚秘而不宣,到了下午,方始集合目兵講話,宣佈了開赴大沽口警備的命令,囑咐大家準備一切,決定第二天早晨開拔。命令一宣佈,不啻晴天一個霹靂。同伴弟兄們平素過慣了自在安閒的生活。不要說對國外作戰,就是連鄉門都還未出過,驟然間聽說要向大沽口開拔,抵禦日本兵,大家立時駭得失神失色,十分恐慌。

  整個的下午,營中就同煮開了的水鍋一般,七嘴八舌,嘈雜不休。有的三三兩兩聚在房裡,指手畫腳地瞎猜胡說。有的聚在空地上交頭接耳,來回地走著閒談。有的躲在牆角裡唉聲歎氣,有的坐在板凳上撅嘴咋舌,種種奇形怪狀,不一而足,好像在演著一幕滑稽劇,叫人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好氣。家庭方面,聽說隊伍即要開拔,都紛紛到營中探詢,一探聽,果然屬實,回去的時候,也有拭眼淚的,也有垂頭喪氣的。還有些家長們走到營門口,大聲地對他兒子嚷著:

  「小三兒!你可不能去呀!家裡就剩我自個兒啦!萬一有個好歹,可叫我怎麼著?」

  這天晚上,大家睡在鋪上,好似熱鍋上螞蟻一般,滾過來,翻過去,整整一夜合不上眼皮。第二天起來一看,大家的眼睛都腫得像桃子一樣。

  怪劇接著出演了。

  這天早晨開拔,情形就如杜甫《兵車行》所描寫的一樣。軍隊走出保定府城外半裡路的光景,忽然看見當地的男女老幼—同營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們—手連著手站在路旁,一直排了三四裡路,哭天叫地地送行。我親眼看見一個老太太,拉著她兒子的手,淚流滿面,嗚咽不已,死也不讓她的兒子成行。這樣的情形,觸眼皆是。從早晨直到正午,奇哭怪號,聲震雲霄,只是不肯罷休。

  在不明底細的人看了,一定會以為是誰家大出殯,所以驚動這麼些人來哭送。決想不到這是保定府五營練軍開往大沽口警備,去抵禦敵人,為民族爭生存,為國家爭光耀。原來他們只想著大沽口就是死地,就是陷人坑,如今去了,一定不能複回的。所謂國家觀念,民族意識,在他們是淡薄到等於沒有的。至於這場關係中華民族命運的中日戰爭,意義有多麼重大,不消說更是絲毫也不懂的。這種可悲可惱的現象是怎麼造成的呢?我敢肯定地回答:這完全是專制政治和愚民政策的結果。

  我們的軍隊開到大沽口,日本軍艦正在對岸二十裡名叫攔沙崗的地方「掛口」。這攔沙崗是多年海沙淤積而成的平地,在這兒開炮,正好轟打大沽口的炮臺。我一到這裡,看見這樣被威脅的情形,就感受很大的刺激。心裡想:「今後我不當兵則已,要當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決不許由我手裡讓日本奪了去!」現在看到我們國家民族所處的境狀,再回想那時的豪志,一方面固抱有極大的隱痛,一方面卻使我的意志愈加堅強,精神愈加奮發起來。

  這次戰爭的結果,中國大敗,旋即停戰,議和于日本馬關,清廷特命全權大臣一等爵肅毅伯李鴻章前去出席。和約成功,中國賠款庫平銀二萬萬兩,給予日本種種利益,朝鮮獨立,並把遼東半島和臺灣澎湖割讓。日本獨吞了這樣大的一塊土地,立即引起歐洲列強各國的嫉妒,特別是帝俄,那時正銳意侵略南滿,對於這事決不甘於默認。所以《馬關條約》剛剛簽訂,帝俄即聯合德法向日方交涉,將遼東半島的割地強行索還中國,由中國再出三千萬兩以為贖償之費。由此遂種下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的根苗。

  和議進行的時候,我們的隊伍正奉令修築大沽口炮臺。那時我年歲尚小,抬不動土,白天除做些雜務外,就幫著掃掃土,夜間隨同父親巡營,整天過的都是軍隊中的生活。李鴻章畢竟不愧為一位深通洋務的大臣。為時不久,北洋海軍造船所,已在他的擘劃之下宣告成立,炮臺上也新從西洋購來了十幾尊二十四生的新式大炮。政府迷信大刀,妄自尊大的心理,至此可說受到一個致命的打擊。炮臺修了二年,才告成功。工程的偉大,建築的堅固,在當時的確稱得起全國首屈一指的海防工程。不幸後來庚子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列強逼迫中國將大沽口炮臺拆毀,深可痛惜!

  我們在大沽口住了一年多,頗有幾件事情可寫。一是老兵吃新兵的故事。那時駐守大沽口的各隊伍中,都招有大量的新兵。這些新兵,年紀輕,見識淺,又沒有受什麼訓練,因此有些油滑奸詐的老兵就想盡方法加以欺騙恐嚇,從中獲取利益。老兵常常故意對他們說些恐怖的事,無中生有,張大其詞。一會兒說:「日本兵在對面掛口了!「一會兒又說:「日本兵在對面一開炮,我們大家都成為碎粉,一個也別想活!」又說:「每月三兩三,就賣了我們的命,太不值得!」他們整天在新兵耳朵裡這樣嘰咕,說得那些新兵們恐慌萬狀,都要想法子溜逃。要溜逃,白天是沒有機會的,必得在夜間。

  那時他們的衣服用品,一件也不能帶,只能赤手空拳地逃走。於是南下的東西都由那些奸詐的老兵得去,賣成了錢,就買肉來燉了吃。一邊吃著,一邊笑駡那些無知的新兵:「冤大頭!好好的兵不當,要溜逃!東西也不要了,給我們吃燉肉!」罵著,笑著,吃著,津津自得。回頭又用同樣的方法去欺騙恐嚇別一批新兵,把他們嚇跑了,於是老兵又大吃燉肉。

  有一次颶風襲來,立刻發生海嘯,大風大雨,翻江倒海。海浪拼命地往陸地上奔騰傾注,低窪的地方都成澤國。那時有位曹總兵,統帶著二十多營新兵駐在大沽口的雙橋。那是一個窪地,在巨風駭浪的猛襲之下,立時水深二三十尺。那些沒有多少訓練的新兵一個個都慌張亂逃,也不看清方向,也不辨別高低,只是你擠我推,一個勁地亂跑,越跑,水越深,結果二十多營人都慘遭滅頂,一個不留。長官沒有周詳的籌劃,士兵沒有良好的訓練,其危險有如此者!

  那時駐在大沽口的各軍,都毫無軍紀可言。官長以及士兵不受約束,荒唐百出。那兒的街市有東大沽和西大沽,都相當的繁華。士兵們就隨便上街逛窯子。在此駐守的還有個之字營,士兵都是奉天錦州人。我們的練軍則都是保定人。為了逛妓,兩方面發生衝突,一次二次地打架,結下了大仇恨。有一次因為爭風吃醋,又打起架來。當時練軍人手多,又都長於武術,之字營在場的人少,武藝上也不能相及,即被練軍痛打了一頓。

  之字營的弟兄吃了虧,氣憤得不得了,跑回去邀集夥伴,打開了倉庫,拿出槍彈來。練軍這邊也不相讓,立時兩邊排陣對壘,準備大打。後由韓協台和羅鎮台出面調解,費盡心力,方把一場風波平息下去,但兩方打傷的人已經不少了。這件荒唐的事鬧了出來,當地的報館—那時初有報紙,辦報的人往往借此為要挾圖財的工具—覺得有生意可做,就聲言要把事情起稿發刊。直隸總督王文紹以此事太礙體面,急得不得了,派人去和報館疏通,結果是送報館二千兩銀子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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