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認識的蔣介石第三十七章在天氣很冷時脫下士兵棉衣

第三十七章在天氣很冷時脫下士兵棉衣

　　我從永川到內江，看這地方上的軍隊，這裡的一旅人還算是好，我對他們講了很多話，不外乎抗戰救國的道理。這裡的憲兵團長對我說，他們的憲兵近來逃走的太多了。他們的憲兵至少都是中學畢業的，他們願意到前方作戰，不願意留在後方。因為一到前方，馬上就可以當排長。留在這裡無論如何是個兵。一個兵當了排長，怎麼好抓他回來呢？近來憲兵團沒有法子維持，因此憲兵的空缺就太多，逃走了一個不容易再招了來。

　　內江是出糖的，周圍八十裡都是紅土，種甘蔗最相宜。我以前從這裡過，看見做出來的冰糖有三尺直徑的，由地下擺到房頂上。聽說這裡的糖設有專賣局，專賣局局長也是一位與特務有關係的人，大發橫財，弄得全四川的人起來反對。起初執政的人拿定了主意，民眾們罵，就叫他們罵去，反正不聽他們，後來搶錢搶得太不像話了，這才把搶錢的局長換掉。為什麼這麼辦呢？原因是蔣介石要利用誰，無論他多麼壞，還是要用他。這真是一件得罪主人的事。從內江到了資中，縣長專員許多人歡迎我。正說著話，好多老百姓來喊冤說，他們的孩子去當兵，剛走了八九百人，都是穿著新棉衣的，縣長叫他脫下，穿著單衣。馮先生，你看這大冷天還不要凍壞了麼？我問縣長：「你是怎麼辦的？」

　　縣長說：「請領棉衣上邊不發，我怕凍壞了士兵，我用地方上的款給士兵做了一套棉衣。若他們穿著走了，再來了新兵怎麼辦？不是還得凍著嗎？」

　　專員說：「打電報到成都，成都不管；打電報到重慶，重慶不回。好容易得到重慶的回電說，前頭的新兵穿著走了，後來的新兵還是凍著，不如把棉衣留下來，反正新兵到營裡會有棉衣的。」

　　我問計算計算多少日子這新兵可以到營呢？他們說：「慢著半月，快著要十天。」

　　要說凍死人，別說十天，一兩天就可以凍死。我對專員、縣長說：「你們趕緊把棉衣送去，好在才出發兩個鐘頭，還趕得上。」

　　專員、縣長齊聲說：「衣服送走了，錢誰給呀？」

　　我說：「你們可以拿筆記下來，作證向上報銷；如果政府不承認，我將來賠償，可以不可以？」

　　專員、縣長都很高興地把我的話記下來了。那些剛走的新兵們的父母親戚都感激的不得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的。

　　從資中到了成都，經過龍泉驛，坡度很大，彎彎曲曲很不好走。聽說有好多汽車在那裡出了事，有的翻了車，有的自己撞了。這地方一下雨，黃土很黏，汽車最難走。從重慶到甘肅、陝西、成都、川北，這個地方是必經之路，偏偏地弄得這麼壞。為什麼弄成這個樣子？

　　在蔣介石手下辦事的人，無論做什麼事都是敷衍，不負責任，並且說是省錢。實在說起來，這些車不值錢麼？這些人命就更值得多了。看見小利，看不到大事。這就是蔣介石的病根子。

　　就在這一天，一位副官對我說，前三天有四輛載重車是押解著兩萬萬元的票子，送到前方去當軍費和發餉用的，有的走到成都北邊，有的走到龍泉驛，就被押解的人，把款子全搶去了；還開槍打死了人。他們留下的話說：「與其每天吃不飽、穿不暖，給別人送錢，不如我們發個小財。謝謝你們！」

　　這件事弄得蔣介石哭不得，笑不得。

　　成都城裡是賀國光負責任，還有就是鄧先生和田先生。我在這裡見了很多舊朋友，他們對我說：「我們得快點想辦法，我們是加入軍統，還是加入黨統；不然我們是不能存在的。」

　　看那樣子，人人都在自危。我對他們說：「只有抗日和愛國是最重要的事，若要說到根本，是要拿老百姓做主人。」

　　他們都向我笑了一笑，好像是瞭解我的意思。我在成都東北角的操場上看軍隊，人數不多，有一兩千人，都是吃不飽、穿不暖的樣子。我到軍官學校去看了一看，也給他們講了話。成都人民對我說：「軍官學校的學生紀律太壞，他們時常不斷的手裡拿著手榴彈往魚塘裡扔，炸彈一響，魚死了，浮在水面上，軍官學生就撈回去吃。百姓們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成都城裡的戲院和電影院子，軍官學生今天逛這個戲院子，明天逛那個，誰也不敢管。」

　　不久以前有一期軍官學生畢業，分發到前方去，他們的川資被軍需人員給剝削了。學生們氣憤極了，把軍需人員打傷，屋子也給破壞了。軍官學校裡有好多很好的教官，我請他們來，問是什麼緣故這樣做，他們說：「校長是蔣介石，一年也來不了一次或二次。負教育責任的，用人用錢，都不能做主，如何不壞呢？」

　　他們又說：「蔣介石一身兼著軍官學校校長，步兵學校校長，炮兵學校校長，交輜學校校長，工兵學校校長，騎兵學校校長，航空學校校長，陸軍大學校長，軍醫學校校長，中央政治學校校長，又曾任過一度中央大學的校長，還有許多軍官分校也是蔣介石當校長，只有一個獸醫學校校長不兼。大概算起來，蔣兼了三十七個校長，教育長都當不了家，事情怎麼不壞？軍紀怎麼不壞？」

　　我看那些教官們都憂愁極了！

　　在華西壩給五間大學學生講抗日的事情。那天本來預定的在一個大講堂裡，臨時來的人比屋子能容的多了十倍。沒有辦法，就在大院子裡臨時來了一個電燈，在一個桌子上站著講的。學生們聽了我的話有時落下淚來，有時大笑起來，有時鼓起掌來。青年們是有血性而且又純潔的，他們只知道愛國家、愛人民，因此就容易受感動。散會後，有幾個學生對我說，他們可憐得很，很受壓迫。我問他們什麼緣故？他們說：「學校裡佈滿了特務，誰說了不滿政府的話，不是失蹤挨打，就是被開除。還有念書好的，就稱他是共產黨，更有那些吃苦耐勞而幫助人的學生，那就是紅色帽子戴上了。」

　　我聽見他們報告的這一切實情，真覺得難過。

　　我曾到過華西大學教授費爾普先生家裡，他是美國人。這裡有三對美國夫婦都是很好而又熱心的基督徒，共同寫了一本《為人的耶穌》。這個意義很高明，既然是基督徒，當然基督還不是老師麼？真是很平正，很公道的說法。但謠言卻因此出來了，說他們不該說神話，一定是共產黨。我想連美國人寫一本書都拿紅帽子給他們戴上，中國人那還得了！

　　成都西門外，一二十裡的一個地方，有一個特設的黨務訓練班找我去講話。我對他們說：「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先生說，什麼叫民國？民國就是人民的國，人民是主人，公務員是僕人，僕人要服侍主人，僕人要處處討主人歡喜才對呢！你們大家受了訓練之後，是做主人呢？還是做僕人？我希望大家做個真正的僕人，時時刻刻要為老百姓服務，那樣你們就沒有白受訓練了。」

　　散會後，有人對我說：「先生這種講話很像共產黨的論調。」

　　我說：「是那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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