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詩箋證稿(47)_陳寅恪

四七

　　▼捕蝗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參《舊唐書》卷三七、《新唐書》卷三七《五行志》）略云：

　　興元元年，是秋螟蝗蔽野，草木無遺。貞元元年四月，關東大饑，賦調不入，由是國用益窘，關中饑民蒸蝗蟲而食之。五月癸卯，分命朝臣禱群神以祈雨。蝗自海而至，飛蔽天，每下則草木及畜毛無複孑遺，穀價騰踴。七月，關中蝗食草木都盡。甲子，詔蝗蟲繼臻，彌亙千里，菽粟翔貴，稼穡枯瘁，嗷嗷蒸人，聚泣田畝。朕自今視朝不禦正殿，有司供膳，並宜減省，不急之務，一切停罷。

　　考貞元元年樂天年十四，時在江南，求其所以骨肉離散之故，殆由於朱泚之亂。而興元、貞元之饑饉，則又家園殘廢之因。觀《白氏長慶集》卷一三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弟兄離散，各在一處。因望月有感，聊書所懷。寄上浮梁大兄，于潛七兄，烏江十五兄，兼示符離及下邽弟妹。詩云：

　　時難年饑世業空。

　　可證也。又《通鑒》卷二三二《唐紀·德宗紀》「貞元二年夏四月」條云：

　　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複五之一，數月人膚色乃複故。

　　夫兵亂歲饑，乃貞元當時人民最怵目驚心之事。樂天于此，既餘悸尚存，故追述時，下筆猶有隱痛。其貞元十四十五年間所作寄家人詩（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岑仲勉先生《〈文苑英華〉辨證校白氏詩文》附按），實可與元和四年所作此《捕蝗》詩互相證發也。樂天於元和中不主張用兵，固習於貞元以來朝廷姑息藩鎮，以求苟安之措施。難與此似亦不無心理情感之關係，未必悉因黨派之分野，而反對李吉甫、吐突承璀之積極政策也。《舊唐書》卷九六《姚崇傳》（《舊唐書》卷三七、《新唐書》卷三六《五行志》及《新唐書》卷一二四《姚崇傳》略同）所記捕蝗之事，多可與此篇詞語相參證。茲略錄其文如下：

　　開元四年，山東蝗蟲大起，崇乃遣禦史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執奏曰，蝗是天災，自宜修德，仍拒禦史不肯應命。崇大怒，牒報之曰，古之良守，蝗蟲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饑饉，將何以安？若水乃行焚瘞之法，獲蝗一十四萬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勝紀。時朝廷喧議，皆以驅蝗為不便，黃門監盧懷慎謂崇曰，蝗是天災，豈可制以人事，外議鹹以為非。又殺蟲太多，有傷和氣。今猶可複，請公思之。崇曰，若殺蟲救人，因緣致禍，崇請獨受，義不仰關。

　　寅恪按：姚崇所謂「古之良守，蝗蟲避境」與白詩所謂「我聞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驅蝗蝗出境」並可參閱《後漢書》卷五五《卓茂傳》。白詩所謂「豈將人力競天災」者，即如倪若水「蝗是天災，自宜修德」及盧懷慎「蝗是天災，豈可制以人事」之說。樂天對於蝗蟲之識解，同于盧、倪，此則時代囿人，賢者不免，亦未足深責也。

　　詩末自注云：

　　貞觀二年太宗吞蝗蟲事，具貞觀實錄。

　　寅恪按：此篇結語以文皇吞蝗事為言，疑亦為樂天作《七德舞》時扯尋材料所采摭之餘義，可與論《二王后》《海漫漫》《百煉鏡》諸條相參證。又此事亦見今戈本《貞觀政要》卷八《論務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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