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詩箋證稿(37)_陳寅恪

三七

　　依年推計，貞觀七年太宗年三十六歲。此前一年，即貞觀六年，太宗年三十五歲。六年，與《七德舞》相連之《功成慶善樂》成。七年正月七日，重制《破陣舞圖》成。正月十五日（癸巳）奏之於庭。則重制《七德舞》圖，亦在貞觀六年。此所雲「三十有五致太平」者，蓋功成治定，因而制禮作樂也。又岑仲勉先生《白集質疑》「太宗十八舉義兵」條論此事（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六五頁）云：

　　又《元龜》卷三五，六年，公卿百僚以天下太平，四夷賓服，詣闕請封禪者，首尾相屬，白詩其即取意於是歟。

　　雖與《七德舞》無關，然當貞觀六年即太宗三十有五之歲，群臣既以天下太平為言，似樂天此句亦不能與之無涉也。《冊府元龜》《唐會要》《兩唐志》所載，當系采自《太宗實錄》。

　　「速在推心置人腹」句，《貞觀政要》中雖無具體語句可以指實，但其《論慎終》篇中「論及漢光武事」云：

　　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年逾四十，唯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也。

　　考《後漢書》卷一《光武紀》云：

　　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則樂天此句之構成，固可能受《貞觀政要》此條之暗示，而牽連思及光武之故事。唯據《冊府元龜》卷九九「帝王」部「推誠門封同人」條（參《通鑒》卷一九二《唐紀·高祖紀》「武德九年九月丁未」條）云：

　　封同人為韓州刺史。太宗即位，引諳衛驍兵統將等習射於顯德殿。朝臣多有諫者曰，先王制法，有以兵刃至禦所者絞刑。所以防萌杜漸，備不虞也。今引卑碎之人，彎弧縱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正恐禍出不意，非所為社稷計也。同人矯乘驛馬入朝切諫，帝皆不納。謂之曰，我以天下為家，率土之內，盡為臣子，所恨不能將我心遍置天下（此三字據《通鑒補》），豈當有相疑之道也。自是後人人自勵。一二年間兵士盡便弓馬，皆為銳卒。

　　知亦本之《太宗實錄》也。

　　「亡卒遺骸散帛收」句，《貞觀政要·論仁惻》篇第四章雖記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高麗回，次柳城，詔集前後戰亡人骸骨設太牢致祭，親臨哭之之事。但樂天於詩句下有注文云：

　　貞觀初詔收天下陣死骸骨，致祭而瘞埋之，尋又散帛以求之也。

　　考《唐大詔令集》卷一一四有貞觀元年四月《掩暴露骸骨詔》云：

　　諸色骸骨宜令所在官司收斂埋瘞。稱朕意焉（《舊唐書》卷二、《新唐書》卷二、《通鑒》卷一九二《太宗紀》俱系此事於貞觀二年四月己卯）。

　　頗疑樂天本從《貞觀政要》此章以構成其詩句，其後複搜采前後詔收骸骨之事以證釋之也。

　　「饑人賣子分金贖」句，白氏注文與《貞觀政要》同，唯坊間汪本作貞觀五年誤，應依《全唐詩》本作貞觀二年。以《貞觀政要》新舊紀《通鑒》均系其事於二年故也。

　　「魏征夢見子夜泣」句，亦見《舊唐書》卷七一、《新唐書》卷九七《魏征傳》，新舊傳當亦采自《太宗實錄》也。

　　「張謹哀聞辰日哭」句，白氏注文不著年月。《貞觀政要》作貞觀七年，《通鑒》系張公謹之卒於貞觀六年四月辛卯。太宗以次日即壬辰日哭之。《冊府元龜》卷一四一「帝王」部「念良臣」門亦作貞觀六年。《貞觀政要》作貞觀七年，恐有誤。

　　「怨女三千放出宮」句，白氏注文中有：

　　於是令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于掖庭宮西門，揀出數千人，盡放歸。

　　之記載，而《貞觀政要》中則未著遣戴冑、杜正倫揀放事。考《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參《通鑒》卷一九三《唐紀·太宗紀》「貞觀二年九月天少雨」條）略云：

　　丁未，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憫。今將出之，任求伉儷。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等於掖庭宮西門簡出之（《通鑒》於此下有「前後所出三千餘人」一句）。

　　則白氏注文，亦依據《太宗實錄》書之者也。

　　「死囚四百來歸獄」句，《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云：

　　十二月辛未，親錄囚徒，歸死罪者二百九十人於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後應期畢至，詔悉原之。

　　《通鑒》卷一九四《唐紀·太宗紀》「貞觀七年九月死囚三百九十人自詣朝堂」條《資治通鑒·考異》云：

　　四年《太宗實錄》雲，天下斷死罪止二十九人。今年《太宗實錄》乃有二百九十九人。何頓多如此，事已可疑。又白居易《樂府》雲，死囚四百來歸獄。《舊本紀》《統紀》《年代記》皆雲二百九十人。今從《新唐書·刑法志》。

　　此種數字之差異，自是傳寫致訛，至於孰正孰誤，恐不可考矣。

　　「剪須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句，樂天自注云：

　　李勣常疾，醫雲得龍鬚燒灰，方可療之。太宗自剪須燒灰賜之，服訖而愈。勣叩頭泣涕而謝。

　　今戈本《貞觀政要·論任賢》篇所云：

　　勣時遇暴疾，驗方雲，須灰可以療之。太宗自剪須為其和藥。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

　　與《舊唐書》卷六七《李勣傳》（《新唐書》卷九三《李勣傳》、《通鑒》卷一九七《唐紀·太宗紀》「貞觀十七年四月李勣嘗得暴疾」條同）所云：

　　勣時遇暴疾，驗方雲，須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剪須為其和藥。勣頓首見血，泣以懇謝。

　　適相符合，而與樂天注文以「龍鬚」為言者不同。龍鬚事殊詭異，頗類小說家言，但《大唐新語》卷一一《褒錫》篇「高宗初立為太子」條云：

　　勣嘗有疾，醫診之曰，須龍鬚灰方可。太宗剪須以療之，服訖而愈。勣頓首泣謝。

　　則與樂天注文相符。二者必同出一源，似無可疑。劉氏之書雖為雜史，然其中除《諧謔》一篇，稍嫌蕪瑣外，大都出自《國史》。劉書白注此條果出何書，今未敢決言，姑記之以俟考。

　　「含血吮創撫戰士，思摩奮呼乞效死」句及其注文，與《貞觀政要·論仁惻》篇第四章及《舊唐書》卷一九九上《高麗傳》、《新唐書》卷二一五上《突厥傳·上·思摩傳》、《通鑒》卷一九七《唐紀·太宗紀》「貞觀十九年五月丙申」條並同，謂之出於《貞觀政要》或出自《太宗實錄》，俱無不可也。

　　又此詩末「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二句，即本于太宗謂侍臣「功業由之」「示不忘本」（見上引《舊唐書》卷二八《音樂志》）等語也。

　　總之，樂天此篇旨在陳述祖宗創業之艱難，以寓諷諫。其事尊嚴，故詩中不獨於敘寫太宗定亂理國之實事，一一采自《國史》，即如「速在推心置人腹」等詞語，亦系本之《太宗實錄》。其為竭意經營之作，自無疑也。唯《太宗實錄》一書，部帙繁重，且系編年之體，若依之以構思而欲求得條理，洵屬非易。此又樂天曾用《貞觀政要》，即《太宗實錄》之分類節要本以供參考之故也。然則《七德舞》一篇必與《貞觀政要》及現存之史籍參證並讀，始能得其真解，斷可知矣。

　　又篇中「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之句，非泛語也。此詩題下注云：

　　自龍朔以後，詔郊廟享宴皆先奏之。

　　段安節《樂府雜錄·龜茲部》云：

　　破陣樂曲亦屬此部，秦王所制。舞人皆衣畫甲，執旗旆。外藩鎮春冬犒軍，亦舞此曲，兼馬軍引入場，尤甚壯觀也。

　　而微之《新題樂府·法曲》篇亦有：

　　秦王破陣非無作。作之宗廟見艱難，作之軍旅傳糟粕。

　　之句，故樂天即未見之於祭祀郊廟之上，亦可見之於享宴軍賓之間。其為親身經歷，因而有所感觸啟發無疑也。

　　茲更取此篇與《新樂府·總序》相印證，則《七德舞》一篇首句三字與其篇題符同，即《總序》所謂「首句標其目」也。結語「歌七德，舞七德，聖人有作垂無極。豈徒耀神武，豈徒誇聖文。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一節，說明太宗創作《七德舞》之旨意，亦樂天作此詩以獻諫于當日憲宗寓意之所在，即《總序》所謂「卒章顯其志」也。此篇詞語甚曉暢，結構無曲折，可謂與序文「其辭質而徑」「其言直而切」之言相合矣。樂天序和答詩，自謂為文所長在意切理周，所短在辭繁言激（見《白氏長慶集》卷二），觀此知非虛語。其晚歲傾倒劉禹錫至極，頗為後人所不解（見《白氏長慶集》卷五九《與劉蘇州書》，卷六〇《劉白唱和集解》，王士禎《香祖筆記》卷五，《池北偶談》卷一四），其故殆欲借夢得委婉之長（《白氏長慶集》卷六九《哭劉尚書夢得二首》之一云：「文章委婉我知丘」）以補己之短耶（詳見附論戊篇）？又此篇依據《貞觀政要》以構思，取材于《太宗實錄》以遣辭，得不謂之「其事核而實」乎？樂天所作，不似微之所作有晦澀生硬之病，實足當「其體順而肆」之義無愧。而此篇乃以小臣上陳祖宗功業之詩，即序文所謂「為君而作」者。其取此詩冠於五十篇之首，亦即此意。由是言之，樂天《新樂府》結構嚴密，條理分明。《總序》所列作詩之旨，一一俱能實踐，洵非浮誕文士所可及也。

　　複次，《大唐西域記》卷五「羯若鞠闍國」條（《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同）略云：

　　王曰，秦王天子，平定海內，殊方異域慕化稱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於茲久矣。

　　同書卷一〇「迦摩縷波國」條略云：

　　拘摩羅王曰，今印度諸國，多有歌頌摩訶至那國《秦王破陣樂》者，聞之久矣，豈大德之鄉國耶？曰，然。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

　　寅恪按：印度得聞《秦王破陣樂》，當在貞觀十四年平定高昌之後。此樂雖於貞觀七年改為《七德舞》，但樂舞中「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見《新唐書》卷二一《禮樂志》），故民間通稱仍用舊名，稱為《秦王破陣樂》。如《樂府雜錄·龜茲部》所載破陣樂曲云云，即是一例。天竺遠方，固應不以《七德舞》為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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