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詩箋證稿(20)_陳寅恪

二〇

　　又《白氏長慶集》卷四五《策林·序》略云：

　　元和初予罷校書郎，與元微之將應制舉。揣摩當代之事，構成策目七十五門。

　　四十四　銷兵數

　　若使逃不捕，死不填，則十年之間，十又銷其三四矣。故不散棄之，則軍情無怨也。不增加之，則其數自銷也。

　　然則「銷兵」之說，本為微之少日所揣摩當世之事之一。作《連昌宮詞》時，不覺隨筆及之。殊不意其竟與己身之榮辱升沉，發生如是之關係，此則當日政治之環境實為之也。

　　又微之賦此詩述玄宗時事，托諸宮邊野老之口，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之例，其有與史實不甚符合者，可置不論。然今日流傳之本，亦有後人妄加注解者，則不得不亟為刪訂。如「明年十月東都破，禦路猶存祿山過」之句，今《全唐詩》第一五函《元稹》卷二四此句下注云：

　　天寶十三年祿山破洛陽。

　　寅恪按：《舊唐書》卷九、《新唐書》卷五《玄宗紀》及《通鑒》卷二一七同記，天寶十四載十二月丁酉安祿山陷洛陽，「十月」自是微之誤記，至「十三年」之誤，更不待言也（又《元氏長慶集》卷二四《新題樂府·立部伎》亦有「明年十月燕寇來，九廟千門虜塵污」之句）。其最可異者，莫如「爾後相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之句下注云：

　　肅代德順憲穆

　　六字。據詩中文義，謂「今皇」平吳蜀，取淮西（《連昌宮詞》此數句，可與《元氏長慶集》卷二一代嚴綬《諭淮西書》參證），則「今皇」自是指憲宗而言，自玄宗不到離宮之後，順數至「今皇」即憲宗，只有五帝，何能預計穆宗或加數玄宗而成「六皇帝」？嘗遍考諸本，俱作「六」，無作「五」者，可知此誤字相傳已久。頗疑微之于本朝君主傳代之數，似不應訛誤至此，而諉為野老記憶不真之言。如《元氏長慶集》卷五二《沂國公魏博德政碑》所云：

　　五紀四宗，容受隱忍。

　　其「四宗」自指肅代德順四宗而言，所言既無訛舛，以彼例此，則應亦不致誤述也。或者此詩經崔潭峻之手進禦於穆宗，閹椓小人，未嘗學問，習聞當日「銷兵」之說，圖複先朝巡幸之典，殊有契于「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之句，遂斷章取義，不顧前後文意，改「五」為「六」，藉以兼指穆宗歟？此言出於臆測，別無典據，姑備一說於此，以待他日之推證可也。然其後敬宗欲幸東都，殆亦受宦官之誘惑者，經群臣極諫，並畏藩鎮稱兵，不得已中止。其事本末見《舊唐書》卷一七〇、《新唐書》卷一七三《裴度傳》，茲移錄《通鑒》原文及胡三省注於下，似亦與「望幸」句意關涉，讀此詩者可並取以參證焉。

　　《通鑒》卷二四三《唐紀》「敬宗寶曆二年」條云：

　　上（敬宗）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眾，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及道中行（胡注：自長安曆華陝至洛，沿道皆有行宮。如壽安之連昌宮是也），裴度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陀。陛下儻欲巡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言不當往。如卿言，不往亦可。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丁亥，敕以修東都煩擾，罷之（胡注：史言修東都之役，非以群臣論諫而罷，特畏幽鎮之稱兵而罷耳）。

　　複有傳本訛寫應即校改者，如「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成花萼廢」之句，《唐詩紀事》本（卷二七）作「玄武樓前花萼廢」。《全唐詩》本「成」字下亦有「一作前」之注，案《唐六典》卷七云：

　　興慶宮在皇城之東南，東距外郭城東垣（原注云：即今上龍潛舊宅也。開元初以為離宮。至十四年又取永嘉勝業坊之半以置朝。自大明宮東夾羅城複道經通化門磴潛通焉）。宮之南曰通陽門，通陽之西曰花萼樓（原注云：樓西即甯王第，故取詩人棠棣之義以名樓焉）。

　　宋敏求《長安志》卷六「大明宮」條（參考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一）云：

　　北面一門曰玄武門（原注云：德宗造門樓，外設兩廊，持兵宿衛，謂之北衙）。

　　據此，玄武樓在大明宮之北面，興慶宮遠在大明宮之東南，而花萼樓又在興慶宮之西南隅，則花萼樓准諸地望，絕無在玄武樓前之理。昔人譏白香山《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之句為誤，以峨眉山在唐代嘉州境內，明皇由長安至成都不經過其下也（見《夢溪筆談》卷二三《譏謔》及《詩人玉屑》卷一一）。殊不知微之使東川，作《好時節》絕句（《元氏長慶集》卷一七），亦有「身騎驄馬峨眉下，面帶霜威卓氏前」之語（並見《長恨歌》章）。此皆詩人泛用典故率意牽附之病，不足深責。獨此詩說長安今昔之變遷，托諸往來年少之口，乃寫實之詞，與泛用典故者不同。其于城坊宮苑之方位，豈能顛倒錯亂至此。若斯之類，自屬後人傳寫之誤。況花萼樓建于玄宗之世，為帝王友愛之美談。玄武樓造于德宗之時，成神策宿衛之禁域。一成一廢，對舉並陳。而今昔盛衰之感，不明著一字，即已在其中。若非文學之天才，焉能如是。此微之所以得稱「元才子」而無愧者耶？又《五代會要》卷一八「前代史」條載賈緯之語，謂「自唐高祖至代宗，紀傳已具」。則今《舊唐書·玄宗紀》實本之舊文，夫君舉必書，巡幸陪都之大典，絕無漏載之理。考《舊唐書》玄宗自開元二十四年十月丁醜自東都還西京之後（《新唐書》卷五《玄宗紀》及《通鑒》卷二一四俱作「丁卯」。而《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作「丁醜」。當依張宗泰校記改為丁卯），遂未重到洛陽。是後率以冬季十月或十一月幸華清宮，從未東出崤函一步。故《通鑒》卷二一四「開元二十五年九月」條（參閱《新唐書》卷五三《食貨志》）云：

　　先是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法於關中。戊子敕以歲稔谷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癸巳敕河南河北租應輸含嘉倉者皆留輸本州。

　　《國史補·上》略云：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時在東都，因宮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張曲江諫。是時李林甫初拜相，竊知上意，乃言，兩京陛下東西宮也。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悅。自此駕至長安，不復東矣。

　　雖冊壽王妃楊氏在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乙亥（見《通鑒》卷二一四及《資治通鑒·考異》並《唐大詔令集》卷四〇、《全唐文》卷三八《冊壽王楊妃文》），其時玄宗尚在東都，未還西京。然自楊妃於開元二十九年正月二日入道，即入宮之後（詳見《長恨歌》章辨《曝書亭集》卷五五《書〈楊太真外傳〉後》），明皇既未有巡幸洛陽之事，則太真更無以皇帝妃嬪之資格從游連昌之理，是太真始終未嘗伴侍玄宗一至連昌宮也。詩中「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憑欄杆立」及「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等句，皆傳會華清舊說（樂史《楊太真外傳·下》云：「華清宮有端正樓，即貴妃梳洗之所。」）構成藻飾之詞。才人故作狡獪之語，本不可與史家傳信之文視同一例，恐讀者或竟認為實有其事，特為之辨正如此。

　　至《元氏長慶集》卷一七《燈影七絕》云：

　　洛陽晝夜無車馬，漫掛紅紗滿樹頭。
　　見說平時燈影裡，玄宗潛伴太真遊。

　　則亦微之依據世俗傳說，姑妄聽之，姑妄言之。既有「見說」之語，則更不足辨。而《全唐詩》第一九函《張祜》卷二《連昌宮》七絕所謂「玄宗上馬太真去」者，又在微之之後，尤可不論矣。又詩中「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鬥風」之句，《容齋續筆》卷二「開元五王」條已言其非事實，故茲不再辨。唯洪氏以「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則殊疏舛，殆誤會《通鑒》書法所致。寅恪別於《長恨歌》章詳論之矣。

　　更有可論者，詩云：

　　明年十月東都破，禦路猶存祿山過。
　　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

　　寅恪按：《通鑒》卷二一八《唐紀》卷三四「至德元載六月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條《資治通鑒·考異》略云：

　　新傳又雲祿山至，怒，大索三日。按舊傳通儒為西京留守編檢諸書，祿山自反後未嘗至長安，新傳誤也。

　　是祿山自反後未嘗至長安。連昌宮為長安洛陽間之行宮，祿山既自反後未嘗至長安，則當無緣經過連昌宮前之禦路，故此事與楊貴妃之曾在連昌宮之端正樓上梳洗者，同出於假想虛構。宋子京為史學名家，尚有此失，特附論及之，庶讀此詩者不至沿襲宋氏之誤也。

　　此詩複有唐代當時術語須略加詮釋者，如「賀老琵琶定場屋」之定，及《樂府雜錄》敘貞元時長安東西兩市互鬥聲樂事中，「西市豪族厚賂莊嚴寺僧善本，以定東廛之勝」之定，其義為「壓」及「壓場」之意也。又如「蛇出燕巢盤斗拱」之「斗拱」，即近日營造學者所盛稱之「斗拱」。鬥字義不可通，蓋古代工匠用以代鬥字之簡寫，殊非本字，然今知此者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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