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詩箋證稿(18)_陳寅恪

一八

　　寅恪按：《舊唐書》卷一五八《鄭余慶傳》云：

　　九年拜檢校右僕射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三歲受代，十二年除太子少師。

　　又《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云：

　　九年三月辛酉以太子少傅鄭余慶檢校右僕射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

　　同書同卷（參吳廷燮《唐方鎮年表》卷四）又云：

　　冬十月丁巳以刑部尚書權德輿檢校吏部尚書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又《白氏長慶集》卷一七《題詩屏風絕句並序》云：

　　十二年冬微之猶滯通州，予亦未離湓上（詩略）。

　　據此可知微之自元和十年六月至十二年冬，皆在山南西道區域。興元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治所，鄭權俱為當時之文儒大臣，而載之尤負盛名。微之之能久留興元，要非無因。且通州即在山南西道管內，故微之因病求醫，得至其地。若連昌宮所在之壽安縣，則隸屬河南道。微之非有公務，不能越道境而遠遊。今既無微之奉使越境之事，此《連昌宮詞》不能作於元和十一年或十二年暮春之證也。

　　第二說　淮蔡平後作

　　《連昌宮詞》既不能作於元和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暮春，即不作于淮蔡用兵之時。元和紀年凡十五歲，憲宗暴崩於十五年正月庚子（見《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等），則僅十三年十四年暮春，與此詩之著作有關。複依前例條，辨之於下：

　　（丁）元和十三年暮春

　　《白氏長慶集》卷二六《三遊洞序》云：

　　平淮西之明年（即元和十三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授虢州長史。又明年（即元和十四年）春祗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參會於夷陵。翌日（即三月十一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即三月十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

　　又《白氏長慶集》卷一七載《七言十七韻詩贈微之·序》云：

　　十年三月三十日別微之於澧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三遊洞序言，三月十日參會於夷陵。微不同），遇微之於峽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別。

　　據此，則微之雖於元和十三年冬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至十四年春，始下峽赴新任。則十三年暮春仍在山南西道管內，無由得至壽安，此《連昌宮詞》不能作於元和十三年暮春之證也。

　　（戊）元和十四年暮春

　　《舊唐書》卷一六六《元稹傳》云：

　　十四年，自虢州長史征還，為膳部員外郎。

　　《新唐書》卷一七四《元稹傳》云：

　　末召拜膳部員外郎。

　　寅恪按：憲宗崩於元和十五年正月。微之於十四年已由虢州長史征還長安，為膳部員外郎，則《連昌宮詞》之作，似即在元和十四年暮春，自通州赴虢州，就長史新任，便道經過壽安之時。

　　《元和郡縣圖志》卷五云：

　　河南道河南府壽安縣，東北至府七十六里。

　　同書卷六云：

　　河南道虢州，東至東都四百五十里。

　　是微之未至虢州之前，必先經東都。而東都與壽安，僅七十六里之隔，便道經行，亦頗意中之事。北地通常桃花開放之時，約值舊曆清明節時。唐孟棨《本事詩》崔護「人面桃花」之句，為世所習知，其所謂「去年今日」即清明日也。然考是年清明在三月三日（此系據陳垣先生《中西回史日曆》，未知與當時實用之曆如何？即使不同，要不過相差一二日，與本文論證之主旨無關也），微之發夷陵時，已為三月十二或十三日，據《通典》卷一八三《州郡典》卷一三云：

　　夷陵郡南至江陵水路二百三十七里。

　　江陵郡北至襄陽郡四百四十五里。

　　又同書卷一七七《州郡典》卷七云：

　　襄陽郡去東京八百五十七里。

　　今複加計自東京至壽安七十六里，共為一千六百一十五里。縱唐代裡度較今略短，又微之行程較前元和十年由唐州至長安由長安至通州二役為迅速，然亦非四月初不能到壽安，是距清明已一月之久，恐不及見連昌宮牆頭千葉桃落紅簌簌之狀矣。且元和十四年二月憲宗平定淄青最為當時一大事，《通鑒》卷二四一《唐紀·憲宗紀》「元和十四年條」（參閱《舊唐書》卷一二四、《新唐書》卷二一三《李正己傳》等）云：

　　元和十四年二月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戶部侍郎楊于陵為淄青宣撫使。己巳李師道首酉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

　　據此，微之即行色匆匆，所經過之大都邑如洛陽等，似不能不稍作淹留，與當地官吏及平生親故相見，因從得知平齊消息。《連昌宮詞》若適作於是年暮春，則雖不必如劉夢得《平齊行》（《劉夢得文集》卷一五）之誇大其事，亦不能僅敘至淮西平定而止，絕不道及淄青一字。於此轉得一強有力之反證，此《連昌宮詞》不能作於十四年暮春之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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