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別傳(148)_陳寅恪

一四八

　　複檢杜登春《社事本末》略云：

　　是時烏程【指溫體仁】去位，楊【嗣昌】、薛【國觀】相繼秉國鈞。西銘【指張溥】中夜不安，唯恐朝端尚以黨魁目之也。計非起複宜興【指周延儒】，終是孤立之局。乃與錢蒙叟【謙益】、項水心【煜】、徐勿齋【汧】、馬素修【世奇】諸先生謀于虎丘石佛寺。遣幹僕王成貽七劄入選君吳來之先生昌時邸中。時吳手操朝柄，呼吸通帝座，而輦轂番子密佈，內外線索難通，王成以七劄熟讀，一字一割，雜敗絮中，至吳帳中，為蓑衣裱法，得達群要。此辛巳二月間事。於是宜興以四月起【寅恪案：《明史·一百一十·宰輔年表》「崇禎十四年辛巳」欄載：「延儒二月召，九月入。」同書三百零八《奸臣傳·周延儒傳》云：「【崇禎】十四年二月詔起延儒。九月至京，複為首輔。」杜氏「四月」之語，誤】，而西銘即以四月暴病雲殂。

　　寅恪案：牧齋與張、項、徐、馬謀于虎丘石佛寺，杜氏雖未確言何時，以當日情勢推之，或即在崇禎十三年中秋前後，亦即臥子茶村賦詩贈牧齋之時也。俟考。

　　至於錢、陳兩人論詩之宗旨，雖非所欲詳論，然亦可略引牧齋之言，以見一斑。

　　《有學集·四七·題徐季白卷後》略云：

　　餘之評詩，與當世牴牾者，莫甚于二李及弇州。二李且置勿論，弇州則吾先世之契家也。余發覆額時，讀前後《四部稿》皆能成誦，暗記其行墨。今所謂晚年定論者，皆舉揚其《集》中追悔少作與其欲改正卮言，勿誤後人之語，以戒當世之耳論目食、刻舟膠柱者。初非敢鑿空杜饌，欺誣先哲也。雲間之才子如臥子、舒章，餘故愛其才情，美其聲律，惟其淵源流別，各有從來，餘亦嘗面規之，而二子亦不以為耳瑱。采詩之役，未及甲申以後，豈有意刊落料揀哉？如雲間之詩，自國初海叟諸公以迄陳、李，可謂極盛矣。

　　據此可知牧齋雖與臥子、舒章論詩宗旨不同，然亦能賞其才藻，不甚訶詆。臥子、舒章二人亦甚推重牧齋。觀臥子此次在嘉興贈牧齋之詩，及《陳忠裕全集·一八·湘真閣集·贈錢牧齋少宗伯（五言排律）》。

　　又臥子《安雅堂稿·一八·壬午冬上少宗伯牧齋先生書》並臥子《自撰年譜·上》「崇禎十年丁醜」條述牧齋、稼軒由蘇被逮至京事。其略云：

　　予與錢【謙益】、瞿【式耜】素稱知己。錢、瞿【被逮】至西郊，朝士未有與通者，予欲往見，僕夫曰：「較事者耳目多，請微服往。」予曰：「親者無失其為親，無傷也。」冠蓋策馬而去，周旋竟日乃還。其後獄益急，予頗為奔奏，聞于時貴。

　　等可為例證。至於舒章，則有一事關涉錢、柳，疑問殊多，頗堪玩味。舒章《蓼齋集·三五·與臥子書》第二通略云：

　　昔諸葛元遜述陸伯元語，以為方今人物凋盡，宜相輔車，共為珍惜。不欲使將進之徒，意不歡笑。弟反復此言，未嘗不歎其至也。但以邇來君子之失，每不尚同，自托山藪，良非易事。故弟欲少加澄論，使不至於披猖。是以對某某而思公叔之義，見某某而懷仲舉之節。談議之間，微有感慨，非好為不全之意，見峰岠于同人也。某某才意本是通穎，而嫋情嫫母，遂致紛紛。謗議之來，不在於虞山，而在於武水。弟欲大明其不然，而諸君亦無深求者，更無所用解嘲之語耳。春令之作，始于轅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與之連類，猶之壯夫作優俳耳。

　　寅恪案：前第三章論春令問題中已略引及舒章此書。據《臥子年譜》推測舒章作此書時當在崇禎十年臥子將由京南旋之際。書中所謂「虞山」乃指牧齋，自不待言。「武水」疑指海鹽姚叔祥【士粦】。可參《初學集·一七·移居詩集·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

　　據舒章之語，則對於牧齋殊無惡意，可以推見。所可注意者，舒章所謂「才意通穎」之某某，究屬誰指？其所「嫋情」之「嫫母」又是何人？據李《書》此節下文即接以春令問題，似此兩事實有關聯，即與河東君有關也。前第三章引錢肇鼇《質直談耳》謂河東君「在雲間，則宋轅文、李存我、陳臥子三先生交最密」。錢氏之語必有根據，但關於李待問一節，材料甚為缺乏，或者此函中「才意通穎」之「某某」，即指「問郎」而言耶？以舒章作書之年月推之，謂所指乃存我在此時間與河東君之關係，似亦頗有可能。若所推測者不謬，則舒章以「嫫母」目河東君，未免唐突西子，而與牧齋《有美詩》「輸面一金錢」之句，用西施之典故以譽河東君之美者，實相違反矣。一笑！

　　牧齋此次之游西湖及黃山，不獨與河東君本有觀梅湖上之約，疑亦與程松圓有類似預期之事。據前引河東君《與汪然明尺牘》第三十通云：

　　弟方耽游，蠟屐或至，閣梅梁雪，彥會可懷。不爾，則春懷伊邇，薄遊在斯，當偕某翁便過通德，一景道風也。

　　考此劄之作，當在崇禎十三年庚辰冬季。此時松圓亦同在牧齋家中。頗疑牧齋因松圓此際正心情痛苦，進退維谷，將離虞山歸新安之時。特作此往游西湖及黃山之預約，以免獨與新相知偕行，而不與耦耕舊侶同遊之嫌，所以聊慰平生老友之微意，未必遲至崇禎十四年辛巳春間，始遣人持書遠至新安作此預約也。但檢《初學集·四六·游黃山記序》略云：

　　辛巳春，余與程孟陽訂黃山之遊，約以梅花時相尋于武林之西溪。逾月而不至。余遂有事于白岳，黃山之興少闌矣。壬午孟陬，虞山老民錢謙益序。

　　及《有學集·一八·耦耕堂詩序》略云：

　　崇禎癸未十二月，吾友孟陽卒於新安之長翰山。又十二年，歲在甲午，餘所輯《列朝詩集》始出。【初】辛巳春，約游黃山，首途差池，歸舟值孟陽于桐江。篝燈夜談，質明分手，遂泫然為長別矣。

　　《黃山記序》作於崇禎十五年正月，《耦耕堂序》作年雖不詳，亦在孟陽既卒十二年以後，皆牧齋事後追憶之筆。兩《序》文意，若作預約孟陽于辛巳春為黃山之遊，而非于辛巳春始作此約，則與當日事理相合。然繹兩《序文》之辭語，似于辛巳春始作此約者，恐是牧齋事後追憶，因致筆誤耳。或者牧齋當崇禎十三四年冬春之間，新知初遇、舊友將離、情感衝突、心理失常之際，作《游黃山記》時，正值河東君患病甚劇。作《耦耕堂詩序》時，撫今追昔，不勝感慨。此等時間，精神恍惚，記憶差錯，遂有如是之記載耶？至若《游黃山記》之一云：「二月初五日發商山，初七日抵湯院。」證以《初學集·一九·東山詩集·二》下注「起辛巳三月，盡一月」之語，則此記「二月」之「二」字，乃是「三」字之訛，固不待辨也。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