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別傳(125)_陳寅恪

一二五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十》「欽定四書文」條略云：

　　乾隆元年內閣學士方苞奉敕編《明文》，凡四集，每篇皆抉其精要，評騭於後。卷首恭載諭旨，次為苞奏摺。又次為《凡例》八則，亦苞所述，以發明持擇之旨。蓋經義始于宋，《宋文鑒》中所載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一篇，即當時程試之作也。元延祐中兼以經義、經疑試士。明洪武初定科舉法，亦兼用經疑，後乃專用經義，其大旨以闡發理道為宗。厥後其法日密，其體日變，其弊亦遂日生。我國家景運聿新，乃反而歸於正軌。列聖相承，又皆諄諄以士習文風，勤頒誥誡。我皇上複申明清真雅正之訓，是編所錄，一一仰稟聖裁，大抵皆詞達理醇，可以傳世行遠。承學之士，于前明諸集，可以考風格之得失；于國朝之文，可以定趨向之指歸。聖人之教思無窮，於是乎在，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時文選本汗牛充棟，今悉斥不錄，惟恭錄是編，以為士林之標準。

　　《欽定四書文》卷首載《乾隆元年六月十六日諭》略云：

　　有明制義諸體皆備，如王【鏊】、唐【順之】、歸【有光】、胡【友信】、金【聲】、陳【際泰】、章【世純】、黃【淳耀】諸大家，卓然可傳。今朕欲裒集有明及本朝諸大家制義，精選數百篇，匯為一集，頒佈天下。學士方苞于四書文義法，夙嘗究心，著司選文之事，務將入選之文，發揮題義清切之處，逐一批抉，俾學者了然心目間，用為模楷。

　　同書《凡例》云：

　　唐臣韓愈有言，文無難易，惟其是耳。李翱又雲，創意造言，各不相師，而其歸則一，即愈所謂「是」也。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即翱所謂「造言」也。

　　《紅樓夢》第八十二回云：

　　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鵑：「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沏一碗。二爺如今念書了，比不得頭裡。」紫鵑笑著答應，去拿茶葉，叫小丫頭子沏茶。寶玉接著說道：「還提什麼念書？我最厭這些道學話。最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誆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要說代聖賢立言。好些的，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也罷了。更有一種可笑的，肚子裡原沒有什麼，東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還自以為博奧。這那裡是闡發聖賢的道理。目下老爺口口聲聲叫我學這個，我又不敢違拗，你這會子還提念書呢！」黛玉道：「我們女孩兒家雖然不要這個，但小時跟著你們雨村先生念書，也曾看過。內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遠的。那時候雖不大懂，也覺得好，不可一概抹倒。況且你要取功名，這個也清貴些。」寶玉聽到這裡，覺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從來不是這樣人，怎麼也這樣勢欲熏心起來？又不敢在他跟前駁回，只在鼻子眼裡笑了一聲。

　　寅恪案：清高宗列陶庵之四書文為明代八大家之一，望溪又舉退之、習之為言，尤與牧齋之語相符合。今檢方氏所選陶庵之文多至二十篇，足證上引朱長孺「陶庵先生四子經義，為有明三百年一人」之語，實非過情之譽。至林黛玉謂「內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遠的」，即《四庫總目》所謂「清真雅正」及「詞達理醇」者，如陶庵等之經義，皆此類也。噫！道學先生竟能得林妹妹為知己，可視樂善堂主人【清高宗《禦制樂善堂文集》，初刻原有《制義》一卷，後來定本刪去。見《四庫全書總目·一七三·別集類》「禦制樂善堂定本」條】及錢、朱、方三老之推挹為不足道矣。一笑！又顧純恩《寓疁雜詠》「父命千金猶不顧，未須惆悵柳蘼蕪」詩注所言「【河東君】為《落花詩》，諸名士悉和。程孟陽諷【陶庵】先生為之」之事，則今存河東君詩中，固無《落花詩》。《初學集》《耦耕堂存稿詩》等，自崇禎十二年春至十四年冬，即陶庵館於牧齋家之時期，其所作諸詩，亦不見類似《和落花詩》之題目。懷祖之言，未識何據。檢顧雲美《河東君傳》云：「宗伯賦《前七夕詩》，要諸詞人和之。」懷祖所記，或因是致誤。若謂孟陽諷陶庵所和者，即指《前七夕詩》言。則孟陽己身尚不肯和牧齋此題，豈有轉諷他人和之之理？故修能所記，似較近於事實也。

　　由此言之，鈕、嚴兩氏所記陶庵不肯和詩之事，揆之情理，當必可信。但玉樵謂蘊生偕牧齋門下客李生【寅恪案：此「李生」疑是李僧筏（杭生）或李緇仲（宜之）兄弟。據《有學集·二三·張子石六十壽序》云：「余取友于嘉定，先後輩流，約略有三。初為舉子，與徐女廉、鄭閑孟掉鞅於詞科，而長蘅同舉鄉榜，鏃礪文行，以古人相期許，此一輩也。因長蘅得交婁丈子柔、唐丈叔達、程兄孟陽，師資學問，儼然典型，而孟陽遂與餘耦耕結隱，衰晚因依，此又一輩也。侯氏二瞻、黃子蘊生、張子子石曁長蘅家僧筏、緇仲，皆以通家末契，事余于師友之間。」蓋李氏兄弟與侯、黃二氏皆嘉定人，又皆通家世好。牧齋使李氏兄弟之一聘蘊生教其子，極為可能也。或又謂此「門下客李生」乃毛子晉之舅氏李孟芳。檢《初學集·一五·丙舍詩集·上》載崇禎十二年己卯元旦後立春前所作《次韻答東鄰李孟芳》詩云：「度阡越陌最情親，乞米分甘念我貧。」又《牧齋尺牘》載《與李孟芳書》共十三通。可見錢、李二人關係之密切。其第一通即托以料理先塋之事者，則知牧齋固嘗以家事托李也。《耦耕堂存稿詩·下》載《和李孟芳山中話舊》一題，列在《（戊寅）除夕拂水山莊和錢牧齋韻二首》及《（己卯）元旦和牧齋韻》之前。此詩有「十載相憐病與貧」及「殘臘簷梅初放萼」之句。故據時、地及人三者之關係言之，玉樵所謂「李生」，恐舍孟芳莫屬矣。但鄙意後一說較迂遠，仍以從前說為是】至錢氏家，居浹月，孟陽出受之如君柳夫人《海棠小箋》屬陶庵和之，則殊不知陶庵實以崇禎十二年春間至常熟就牧齋家塾之聘，而河東君於崇禎十三年冬始過半野堂。「居浹月」之誤，自不待言。

　　又，崇禎十四年六月牧齋與河東君結縭於松江舟中，在此時以前，松圓便以「如君」稱河東君，亦未免過早矣。至於修能所記陶庵不肯和牧齋《催妝詩》一事，自是實錄。蓋牧齋作《催妝詩》，在崇禎十四年辛巳夏間。此年杪冬陶庵始辭去牧齋家館。倘陶庵肯和《催妝詩》者，牧齋必收入於《東山酬和集》中矣。惟嚴氏述蘊生不肯和河東君詩事，若在崇禎十三年庚辰冬季松圓在牧齋家之短時間內，則殊可能。不過修能記此事于陶庵不肯和牧齋《催妝詩》之後，敘述次序稍涉牽混，未免時限不明耳。至顧懷祖謂孟陽諷陶庵和河東君《落花詩》一事，則更失實，前已辨之矣。除《東山酬和集》中無陶庵和詩，可以證明鈕、嚴之說外，茲尚有一強有力之證據，即《初學集·一八·東山詩集·一》載《冬至日感述示孫愛》（五古）一首是也。此詩既與河東君無關，自不收入《東山酬和集》。但一檢其排列次序，則知有待發之覆。牧齋編列其詩什，本依作成時間之先後。此可據《集》中所載之詩，不分體而依時之例推知者。

　　今此五古在《初學集》中列於《寒夕文宴再疊前韻是日我聞室落成》（七律）之後【寅恪案：《東山酬和集》此題下多「延河東君居之」並附注「塗月二日」等字】，《迎春日偕河東君泛舟東郊作》（七律）之前。【寅恪案：鄭氏《近世中西史日表》崇禎十三年庚辰正月十三日立春，十二月廿四日又立春。十四年辛巳無立春。當日曆官定曆，絕無一年重複兩立春及一年無立春之理。鄭氏此類之誤，可參前論河東君嘉定之遊節。牧齋詩中所指之迎春日，乃指崇禎十三年十二月之節氣也。】揆之牧齋編次其詩之慣例，殊為不合。蓋冬至為十一月之節氣，反列于塗月二日之後故也。究其所以致此顛倒失常之由，豈因此五古一首實非十一月冬至所作，而為較遲之時間，或在十二月所補成，追加入集，遂未詳察其編列次序先後之不合耶？此五古中牧齋引述禮經史事以自解其不親祭祀，而遣孫愛代之之理由，並列舉其平生師友如楊漣、孫承宗、王洽、馮元颺、元飆兄弟之流，以忠義孝友、功名氣節著稱一時者，勖勉其子。義正辭嚴，即謂之為錢氏家訓，亦無不可。然若考牧齋崇禎庚辰冬間河東君來訪半野堂以後之心理情況，則知此五古不過牧齋之煙幕彈，欲借之使孫愛轉示其塾師，庶幾可稍慰其拒絕松圓之意，並聊用為自解之工具耳。檢《初學集·八一·書西溪濟舟長老冊子》略云：

　　庚辰之冬，余方詠《唐風·蟋蟀》之章，修文宴之樂。絲肉交奮，履舄錯雜。嘉禾門人以某禪師開堂語錄緘寄，且為乞敘。餘不復省視，趣命童子于蠟炬燒卻，揚其灰於溷廁，勿令污吾詩酒場也。辛巳仲春，聚沙居士書于蔣村之舟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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