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別傳(124)_陳寅恪

一二四

　　關於第一事，據王沄《輞川詩鈔·四·虞山柳枝詞》第三首云：

　　鄂君繡被狎同舟，並蒂芙蓉露未收。
　　莫怪新詩刻燭敏，捉刀人已在床頭。

　　【原注：「吾郡有輕薄子錢岱勳，從姬為狎客，若僕隸，名之曰偕。姬與客賦詩，思或不繼，輒從舟尾倩作，客不知也。歸虞山後，偕亦從焉。吾友宋轅文有《破錢詞》。」】

　　範鍇《花笑廎雜筆·一》顧苓《河東君傳》後附古梅華源木乂庵白牛道者題云：

　　柳氏幼隸樂籍，僑居我郡。與錢生青雨稱狎邪莫逆交。柳故有小才，其詩若書，皆錢所教也。已而歸虞山，錢生為之介。

　　寅恪案：王氏所言之錢岱勳，當與白牛道者所言之錢青雨同是一人，不過勝時稱其名，而道者舉其號耳。宋轅文之《破錢詞》今未得見，故此人本末無從考知。寅恪前論河東君與李存我及陳臥子之交好，已言及河東君之書法詩詞皆受其影響。蓋河東君當日之與諸文士往還，不僅狎昵之私，亦得觀摩之效。杜少陵《戲為六絕句》之六所謂「轉益多師」者【見玉勾草堂本《杜工部集·一二》】，殆即此義歟？錢氏子或曾為河東君服役，亦未可知。但竟謂河東君之詩文乃其所代作，似臥子、牧齋亦皆不察其事，則殊不近情理。推求此類誣謗之所由，蓋當日社會，女子才學遠遜男子，忽睹河東君之拔萃出群，遂疑其作品皆倩人代替也。何況河東君又有仇人怨家，如宋、王之流，造作蜚語，以隱密難辨之事為中傷之計者乎？至若其詞旨之輕薄、伎倆之陰毒，深可鄙惡，更不必多論矣。

　　關於第二事，據鈕琇《觚剩·一·吳觚·上》「陶庵剛正」條【參《牧齋遺事》「牧齋欲延師教令嗣孫愛」條及顧純恩《寓嘐雜詠》詩注】云：

　　黃陶庵先生少有盛名，館于同裡侯氏【寅恪案：「侯氏」指峒曾、岐曾兄弟】，以道義相切劘。虞山錢宗伯有一子，名孫愛，甫成童。欲延師教之，而難其人。商之程孟陽，孟陽曰：「我有故人子，嘉定黃蘊生，奇士也。與同裡侯氏交三世矣。未可輕致。公雅與侯善，以情告侯，公可得也。」宗伯乃具厚幣，遣門下客李生至嘉定延之。李先見侯，道宗伯旨。侯力為勸駕。黃意不悅，強而後可，遂與李至宗伯家。宗伯待以殊禮。居浹月，孟陽出《海棠小箋》示黃。黃詢唱者為誰？孟陽曰：「宗伯如君柳夫人作也。子於帖括之暇，試點筆焉。」陶庵變色曰：「忝居師席，可與小君酬和乎？」孟陽曰：「此何傷？我亦偕諸君子和之矣。」陶庵曰：「先生耆年碩德，與主人為老友，固可無嫌。諸君亦非下帷於此者。若淳耀，則斷乎不可。」孟陽慚退。先是，曾館某撫軍幕府【寅恪案：「某撫軍」當指張國維】，有邑令聞先生在署，橐數百金賂先生父，令致書，俾為之左右。先生複父書曰：「父生男之身，尤望生男之心。若行一不義，取一非有，男心先死矣。尚何以養父乎？」其自命剛正如此。忠孝大節，豈臨時激於意氣者所能為乎？

　　嚴元照《蕙櫋雜記》云：

　　黃陶庵先生館于常熟錢氏。主人納柳如是為適妻。時作《催妝詩》者甚眾，或勸先生作。先生曰：「吾不能阻其事，于朋友之義虧矣。尚可從而附和乎？」一日程孟陽攜柳夫人詩箋乞先生和，先生不可。孟陽強之再三，且曰：「老夫已偕諸君和之矣，庸何傷？」先生正色曰：「先生耆年碩德，與主人為老友，非淳耀之比。若淳耀，則斷斷不可。」孟陽慚沮而罷。

　　朱鶴齡《愚庵小集·一四·題黃陶庵詩卷》云：

　　陶庵先生行誼節概，卓絕千秋，四子經義，既為有明三百年一人，其所作樂府複旨遠辭高，義精向厲，真儒者之詩也。當甲申北變，聞金陵嗣統，謁選者麇集都下，先生獨不往。吾友包子問之，先生曰：「某公素善余，今方與當國者比。餘入都，必當與往來，往來必為彼牢蘢矣。君子始進必以正，豈可為區區一官捐名義以殉之耶？」卒不往。

　　光緒修《嘉定縣誌·三二·軼事門》「黃忠節【淳耀】未第時館常熟錢謙益家程孟陽出《海棠小箋》示之」條云：

　　【忠節】偶作鄙夫章題文，時推絕唱，謙益獨不懌。及甲申夏，福王立，謙益晉秩尚書，忠節遺以婁堅手書《歸去來辭》，謙益默然。

　　寅恪案：陶庵雖館於牧齋家，以所擅長之八股文課其子孫愛。然福王朝不往南京與牧齋共馬、阮合流，則人品剛正高潔，可以想見。其不阿附孟陽和錢、柳詩之舉乃自然之理，恐亦非牧齋前此所能料及。關於陶庵不肯和錢、柳詩之問題，鈕、嚴兩書所述，皆非無因。但俱有訛誤。茲先考陶庵館于錢氏之時間及孟陽于錢、柳遇見以後，留居牧齋家之年月，然後玉樵、修能二人所言之得失，可以決定也。今《陶庵集》附有陳樹惪、宋道南所撰《陶庵先生年譜》，載陶庵自崇禎十二年至十四年館於牧齋家。其所記可信。據《陶庵集·一六·和陶詩序》雲「辛巳杪冬客海虞榮木樓」及同書二一《弘光改元感事書懷寄錢宗伯五十韻》云：

　　昔歲登龍忝，郎君麗澤專。
　　南坨燈火屋，北畔宴遊船。
　　奉手評豪素，開廚出簡編。
　　文瀾增拂水，詩壘壓松圓。
　　酒發公明氣，談鉤向秀玄。
　　賞音存寂寞，延譽許騰騫。
　　精舍留三載，陰符練幾篇。
　　厭貧將嫁衛，躡屩遂摩燕。

　　則自崇禎十四年辛巳杪冬，逆數至十二年己卯歲首，共曆三年，即所謂「精舍留三載」者是也。「南垞燈火屋」者，陶庵授孫愛書時，居於常熟城內牧齋家之榮木樓，即相傳後來河東君自縊之處。《陶庵集·二十》載《夏日錢牧齋先生攜同泛舟尚湖》詩。牧齋《初學集·一七·移居詩集》亦載《【庚辰】五月望夜泛西湖歸山莊作》詩。不知是否與「北畔宴遊船」之句有關，更俟詳考。「厭貧將嫁衛，躡屩遂摩燕」者，陶庵於崇禎十四年辛巳歲杪，辭牧齋家館歸後，遂中十五年壬午應天鄉試，次年癸未即成進士也。《初學集·三二·黃蘊生經義序》云：

　　兒子孫愛，自家塾省餘山中。奉其文三十篇以請曰：「幸一評定之。」餘曰：「吾何以定而師之文乎哉？而師之學，韓子之學也；其文，韓子之文也。」

　　牧齋作此序文時，居於拂水山莊。「山中」即謂拂水山莊。「文瀾增拂水」之句，殆兼指此序而言。牧齋文中稱譽陶庵，比於退之。故此序辭旨，全取用《昌黎文集》也。陶庵人品學問，當時推服。牧齋聘之為其子授書，自是得人。但牧齋友朋門生之中，人材甚盛。其所以特有取于陶庵者，蓋以蘊生最善長於八股之文，延為塾師，使教孫愛，于掇科干祿，自有關係。世人謂八股經義之文實溯源于王介甫，而荊公之文乃學昌黎者，近代《文選》學派，鄙斥唐宋八大家及桐城派之古文，譏誚昌黎為八股之始祖，所言雖過當，亦頗有理。牧齋此序殊有八股氣味，或作序之時，披閱陶庵經義，不覺為所漸染使然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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