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別傳(111)_陳寅恪

一一一

　　至所謂「畫樓」，殆指《尺牘》第一通所謂「桂棟藥房」之然明橫山別墅，即牧齋詩中所謂「汪氏書樓」者也。此詩第二句「楊柳絲多待好風」，中藏河東君之新舊姓氏。第八句則暗藏「隱」字，即河東君此時之改名。故《湖上草》之作者，亦題為「柳隱如是」。當時作詩之風氣，詩中往往暗藏有關人之姓名，第二章已詳論之矣。又，牧齋於崇禎十三年秋間《與姚叔祥共論近代詞人詩》雲「近日西陵誇柳隱」，可知牧齋作詩時，實已得見然明所刻之《湖上草》，而「西陵」「柳隱」兩辭並用，殆即指此首而言耶？

　　《西泠》第十首云：

　　荒涼夙昔鶴曾游，松柏吟風在上頭。【原注：「時遊孤山。」】
　　苑吏已無勾漏鼎【原注：「稚川為勾漏長。」】，煙霞猶少嶽衡舟。【原注：「褚元璩隱于錢塘時放舟衡嶽。」】
　　遙憐浦口芙蓉樹，彷佛山中孔雀樓。
　　從此邈然冀一遇，遺宮廢井不勝愁。

　　寅恪案：此首在《湖上草》諸詩中非佳妙之作。但亦非尋常遊覽之作，必有為而發。惜今不能考實。姑妄推測，約略解釋，殊不敢自信也。第二句下自注云：「時遊孤山。」故知河東君遊孤山而有所感會。然細繹全首詞旨，除「鶴曾遊」外，其他並無與孤山典故有關者。頗疑此詩殆有感于馮小青之事而作。「松柏同心」已成陳跡，馮雲將家已貧落，無複煉金之鼎，往來於富人之門，不能如褚元璩之高逸。舊日小青之居處，猶似己身昔日松江之鴛鴦樓，即南樓，既睹孤山陳跡之荒涼，尚冀他日與臥子重尋舊好也。褚元璩為褚伯玉之字。其事蹟見《南齊書·五四》及《南史·七五》本傳。《嘉慶一統志·二九四·紹興府·山川門》「宛委山」條引《遁甲開山圖》云：「禹治水，至會稽，宿衡嶺。」

　　又同書同卷《陵墓門》云：「齊褚伯玉墓在嵊縣西西白山。」「衡嶺」當即「衡嶽」，固是元璩棲隱之地，不過倒「衡嶽」為「嶽衡」，以協聲調，殊覺牽強耳。何遜《夜夢故人》詩雲「浦口望斜月，洲外聞長風」及「相思不可寄，直在寸心中」【見《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何記室集》】，河東君「浦口」之句，初視之，不過仲言詩意。細繹之，則知實出《王子安集·二·採蓮賦》中「浦口窄而萍稠」之語。

　　崇禎八年秋河東君與臥子有採蓮一段佳話，前論臥子《採蓮賦》節中已詳及，茲可不贅。蓋河東君賦此詩之際，遙想八年前之「鴛鴦樓」即「南樓」，此時當亦同一荒涼境界，斯所以因遊孤山，憶昔懷人，乃有此作耶？「孔雀樓」者，疑是用《列仙傳·上·蕭史傳》「能致孔雀白鶴於庭」，《太平廣記·四八八》元稹《鶯鶯傳》載《續會真詩》雲「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宋某氏《侍兒小名錄拾遺》引《帝王世紀》雲「秦穆公女名弄玉，善吹簫，作鳳凰音，感鳳凰，從天而降。後升天矣」，及《九家集注杜詩·一七·鄭駙馬宅宴洞中（七言近體）》「自是秦樓壓鄭穀」句下注「趙雲，此言主家本是秦女之樓，而氣象幽邃，壓倒鄭子真之穀口矣」之典。蓋以己身與臥子同居松江之「鴛鴦樓」即南樓，有似小青與雲將同居之孤山「秦樓」，即「孔雀樓」耳。此詩首句「鶴曾遊」之「鶴」，亦當是同出此典，不僅用林君複事也。【參《嘉慶一統志·二八四·杭州府·二·古跡門》及光緒修《杭州府志·三十·古跡·二·錢塘縣》「放鶴亭」條。】

　　河東君自傷其身世與小青相類，深恨馮妻及張孺人之妒悍、雲將及臥子之懦怯，遂感恨而賦此詩歟？《湖上草》中《過孤山友人快雪堂》（七律）一首，是否與此首同時所作，雖不能知，然此「友人」當為馮雲將，則無可疑。所以諱言之者，或因有遊孤山悼小青之什，故不顯著馮氏之名也。

　　《清明行》云：

　　春風曉帳櫻桃起，繡閣花驄綺香旨。【寅恪案：「綺香旨」三字，杭州高氏藏明本作「綺晴旨」，北京鈔本亦同。「晴旨」或是「情旨」之訛誤，但仍涉牽強。瞿氏鈔本作「綺香旨」，複不可通。然瞿本之易「晴」為「香」，當經過改校而又訛寫者。豈校改者本改「晴」為「音」，「音」更誤為「香」耶？假定為「音旨」，則《世說新語·賞譽類》「太傅東海王鎮許昌」條云：「奉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晉書·四九·阮瞻傳》亦同。又《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梁簡文帝集·一》「與廣信侯重述內典書」云：「闊絕音旨，每用延結。」故改為「音旨」，殊有理據。至於「綺」字，則寅恪疑為「絕」字之形訛。「繡閣花驄絕音旨」或「情旨」者，佳人繡閣中騎花驄公子之「音旨」或「情旨」斷絕也。若如此校改，辭意雖甚可通，然輾轉揣測，終嫌武斷。姑備一說於此，以俟通人之教正耳。】
　　桃枝柳枝偏照人，碧水延娟玉為柱【「柱」瞿本誤作「桂」】。
　　朱蘭入手不禁紅，芳草紛勻自然紫。
　　西泠窈窕雙回鸞，蕙帶如聞明月氣。
　　可憐玉鬢茱萸心，盈盈豔作芙蓉生。
　　明霞自落鳳巢裡，白蝶初含團扇情。
　　丹珠夜泣柳條曲，夢入鶯閨漾空淥。
　　斯時紅粉飄高枝，荳蔻香深花不續。
　　青樓日暮心茫茫。柔絲折入黃金床。
　　盤螭玉燕無可寄【寅恪案：此句可參倪璠注《庾子山集·五·燕歌行》中「盤龍明鏡寄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句，及《楊柳歌》中「白玉手版落盤螭」句】，
　　空有鴛鴦棄路旁。

　　寅恪案：此題雖為《清明》，然辭旨與清明殊少關涉。反復誦讀，並取陳臥子之詩參證之，始恍然明瞭其間之關係也。臥子詩與河東君此詩之有關者共三首。一為崇禎八年乙亥春之《櫻桃篇》，二為崇禎九年丙子春之《寒食行》，三為崇禎十二年己卯春之《上巳行》。《櫻桃篇》及《寒食行》載于《平露堂集》。宋征璧序此集云：

　　陳子成進士歸，讀禮之暇，刻其詩草名白雲者。已又裒乙亥、丙子兩年所撰著，為《平露堂集》。刻成，命予序之。

　　然則《平露堂集》刻成，至早當在崇禎十年下半年，遲則在崇禎十一年。至《湘真閣集》之刻成，已在崇禎十四年之後矣。臥子賦《櫻桃篇》時，正值其與河東君同居之際。此篇固為河東君所親見而深賞者。《寒食行》作成之時，河東君雖已離去臥子，但《平露堂集》之鐫刻，至遲亦在崇禎十一年。河東君作《清明行》之前，亦必得見臥子之《寒食行》也。職此之故，河東君《清明行》中之辭句，往往與臥子《櫻桃篇》《寒食行》相類似，自非偶然。蓋河東君此時之詩，多取材於臥子之作品。如前所論《湖上草》中《西湖八絕句》「桃花得氣美人中」一首，實與臥子崇禎八年春間所作《寒食》（七絕）有關者，即是其例證。茲錄臥子《櫻桃篇》及《寒食行》於下。讀者取與河東君《清明行》並觀，則其間關係自明，不待贅論。至二人作品之所以從同相似之故，實由兩方情感篤摯，遂亦漸染及於文字使然。未可舉《偷江東集》之故事相誚【見《舊五代史·一四·羅紹威傳》】，而以柳隱偷羅隱為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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