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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崇禎九年丙子,孟陽尚有一詩關涉河東君及朱子暇。此點與牧齋間接有關,茲論述之於下。《耦耕堂存稿詩·中》及《列朝詩集·丁·一三》所選《二月上浣同雲娃踏青》詩後,即接以此詩。《六月鴛湖飲朱子暇夜歸與雲娃惜別》詩云:

  尋得伊人在水湄,移舟同載複同移。
  水隨湖草閑偏亂,愁似橫波遠不知。
  病起尚憐妝黛淺,情來頗覺笑言遲。
  一樽且就新知樂,莫道明朝有別離。【寅恪案:《楚辭·九歌·少司命》云:「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乃孟陽此兩句所從出,自不待言。至「新知」一辭及其界說,見前論孟陽《停雲》詩並宋讓木《秋塘曲序》等條,茲不復贅。】

  寅恪案:朱子暇即朱治憪。其事蹟見《劫灰錄·一·永曆帝紀》、《小腆紀年·一三》、《小腆紀傳·五七》、《明詩綜·六六》、《槜李詩系·一九》、光緒重修《嘉興府志·五一·文苑傳》、道光修同治重刊《廣東通志·二四·職官表》、道光修光緒重刊《肇慶府志·一二·職官·二》等,茲不詳述,但據《廣東通志》云:

  【崇禎】十年 同知 朱治憪 吳大伊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同知 倪文華

  《肇慶府志》云:

  【崇禎】十年 同知 李含璞 朱治憪十一年
  十二年 同知 【以後缺。】

  可知崇禎十年朱子暇外,任肇慶府同知者,尚有其他之人。兩志所列之人名雖不同,然朱氏之到任所【《明詩綜》《嘉興府志》「同知」皆作「通判」。據《小腆紀傳》云:「天啟辛酉舉於鄉,選肇慶通判,曆同知。」蓋先選通判,後遷同知也】,必在崇禎十年無疑。故孟陽此詩亦應是九年所作。崇禎十三年肇慶府同知既非朱氏,則朱氏此時或已離任返家。其後來在廣東之活動,當是重返粵省以後所為也。檢程、錢兩家之集,關涉朱氏者,除此詩外,皆為崇禎三年春夏間事,時間太早,無關考證。【可參《耦耕堂存稿詩·上·答朱子暇次牧齋韻三首》。《列朝詩集·丁·一三》上選程孟陽此詩,題作《答朱子暇見訪同牧齋次韻三首》,題下有「庚午春」三字。《初學集·九·崇禎詩集·五·夏日偕朱子暇憩耦耕堂次子暇訪孟陽韻三首》。】

  自崇禎九年夏,至十三年冬河東君訪半野堂之前,未發現錢、朱兩人有往還蹤跡。牧齋集中涉及河東君之詩,最先為第二章所引之《觀美人手跡戲題七絕句》。此詩為崇禎十三年春間所作。顧雲美謂「嘉興朱治憪為虞山宗伯稱其才,宗伯心豔之,而未見也。」檢商務重印本《浙江通志·一百四十·選舉門·舉人表》載:「天啟元年辛酉科,朱治憪,嘉興人,肇慶同知。」是朱氏乃牧齋主浙江鄉試時所取士也。其以絕代名姝告于老座師,藉報受知之深思,原無足怪。

  但此點恐為朱氏尚未到肇慶同知任所前,或是崇禎十二年末離任所後之事,俱難決言。所可注意者,孟陽於崇禎十一年及十二年除夕,皆在牧齋家度歲【參《耦耕堂存稿詩·下·(戊寅)除夕拂水山莊和牧齋韻二首》及《(己卯)除夕次牧齋韻》等詩。「戊寅」「己卯」皆據《列朝詩集》增入】,此時何不以河東君之才貌介紹於牧齋?可知此老心中直以「禁臠」視河東君,不欲他人與之接近,其情誠可鄙可笑矣。松圓於崇禎十三年冬複循例至牧齋家度歲,不意忽遇河東君,遂致狼狽而返。以垂死之年,無端招此煩惱,實亦有自取之道也。

  抑更有可論者,上已推定河東君於崇禎九年二月末,離嘉定返盛澤,何以距離僅百日,松圓忽在嘉興與雲娃惜別?若謂由於難堪相思之苦,高年盛暑,往訪河東君,則河東君非輕易接待不速之客者,如後引河東君《與汪然明尺牘》第十三通及第十四通之例,可以類推。松圓于此點應有感會,似不作斯冒昧之舉。檢《初學集·五三·封監察禦史謝府君墓誌銘》略云:

  鄞縣謝府君,諱一爵。君以次子太僕寺少卿三賓封陝西道監察禦史。以崇禎八年二月廿四日卒,年六十有四。其配孺人周氏,以是年十月廿七日卒,年六十有二。三賓與其兄三階,弟三台、三卿,以崇禎十三年某月甲子,合葬君夫婦于郡西翠山之陽。三賓余門人也,狀君之行來乞銘。

  及《耦耕堂存稿文·上·吊問》略云:

  四明謝侯去嘉定之明年,以名禦史監軍山東。出奇破賊,有勘定功。朝命擢公太僕寺卿。未幾,以太公封侍禦翁憂去,奔喪戒行,而橫罹讒口。繼而有母太夫人之喪,前後遠邇之會吊者,彌年未已。丙子夏六月亢旱,驕陽流金鑠石,禾槁川涸,水無行舠。門下布衣新安程某貧老且廢,累然扶杖擔簦而前。客或有止之者,又有難之者曰:「公有遺愛深德於子,子老而赴吊,宜矣。然古者吊不及哀,謂之非禮。今日月有時,喪制有嘗,怙恃之戚,皆已卒哭。子之往,其何說之詞?」不肖對曰:「否否。禮之吊,非獨哀死也。凡列國水旱之不時,年穀之不登者,皆吊。古者三月無君,則吊。侯不幸廉貞而蒙讒毀。聞風慕義,猶將吊屈哀賈,悲歌涕泗於千百世之間,又烏可以尋常久近論哉?」客聞之,斂容拱手退曰:「唯唯。」敬書之,以告於閽人下執事。

  寅恪案:孟陽此次之冒暑遠吊謝氏之喪,必多譏笑之者。其作文解嘲,甚至以三賓為「廉貞」,可鄙可笑。其文引經據典,刺刺不休,茲不備錄。究其實情,當為希求象三之救濟耳。明代山人之品格,如《平山冷燕》所描寫之宋信,即是一例。松圓平日生活,除得侯廣成、錢牧齋等資濟之外,尤受象三之援助,自無可疑。崇禎九年春間,河東君來游嘉定,孟陽竭盡精力財力,相與周旋。「三月無【河東】君」之後,困窘至極,故不能不以七十二歲之殘年,觸六月之酷熱,遠赴浙東,以吊過時之喪。舍求貸于富而多金之謝太僕,恐無其他理由。鴛湖乃嘉定鄞縣往還所經之路線。

  據《吊問》中「丙子夏六月門下布衣新安程某貧老且廢,累然扶杖擔簦而前」等語推之,則松圓《與雲娃惜別》詩,實往吊象三途中所作。又文中二客之語,自是孟陽假設,不必確定為何人。但此次鴛湖所遇見之河東君及朱子暇,觀其後來所表現,人格俱出孟陽之上。然則此兩人於中途勸阻,亦有可能。不必如文中所述,二客之言乃發於嘉定啟行之時也。寅恪曩誦《列朝詩集》所選松圓此詩,未達其六月至鴛湖之意。今見《吊問》之文,始豁然通解,益信松圓謀身之拙【寅恪案:《全唐詩·第十函·韓偓·二·安貧》(七律)云:「謀身拙為安蛇足。」韓、程兩人,雖絕不相似,然孟陽於河東君之關係,亦可謂蛇足之拙。故取以相比。讀者幸勿誤會】,河東君害人之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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