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別傳(18)_陳寅恪

一八

　　寅恪案：鄒氏《序》中「四姓」「三吳」及「霍王小女」之語，知其情人為朱姓吳人，殆故明之宗室耶？今無暇詳考。但必與河東君無關，可以決言。又觀孫氏編《十五家詞·二九》董以寧《蓉渡詞》，其中豔體觸目皆是，尚未見有與鄒氏《惜分飛十六首》相應者。然據阮亭「鄒、董諸子分賦十六豔諸詞」之言，則董氏必有十六豔之作無疑也。殳丹生詞，則王昶《明詞綜·八》所選錄者，僅一首，殊難有所論證。沈雄詞茲見於王氏《國朝詞綜·一四》者，亦止《浣溪沙·梨花》兩首。第一章末已移錄論及之。至汪枚張赤兩人之詞，則以未見，不敢置言。所可注意者，《陳忠裕全集·詩餘》中有關涉春閨題目之詞，雖前後分列，而其數亦不少，不能不疑其即是為河東君而作之「春令」。斯問題俟後詳論，茲暫不涉及。今所欲論者，即關涉河東君與轅文之公案也。李雯《蓼齋集·三五·與臥子書》第二通略云：

　　春令之作，始于轅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與之連類。猶之壯夫作優俳耳。我兄身在雲端，昂首奮臆。太夫人病體殊減，兄之榮旋亦近，計日握手，不煩遠懷。

　　寅恪案：舒章書云：「我兄身在雲端。」又云：「太夫人病體殊減，兄之榮旋亦近。」臥子《自撰年譜·上》「崇禎十年乙丑」條略云：

　　榜發，予與彝仲俱得雋，而廷對則予與彝仲俱在丙科，當就外吏。予觀政刑部。季夏就選人，得惠州司李。抵瀛州，聞先妣唐宜人之訃。

　　然則舒章此書作於崇禎十年臥子選得惠州推官之後，唐宜人未卒以前也。舒章所謂「春令」，當即臥子《詩餘》中有關春閨豔詞。舒章既言「春令之作，始于轅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與之連類」，則臥子此等豔詞，疑是與舒章同和轅文之作。今轅文《集》不可得見。《蓼齋集》中又少痕跡可尋，恐經刪改。轅文既為「春令」之原作者，則此原始之「春令」當作于轅文與河東君情好關係最密之時，即自轅文白龍潭愛情考驗以後，至河東君持刀斫琴以前之時。後來與轅文連類之友人，直接與河東君有關係之臥子及間接與河東君有關之舒章，皆仿轅文原始之作品，繼續賦詠，而轅文亦複相與酬和也。

　　【今檢顧貞觀、成德同選《今詞初集》宋轅文、李舒章兩人之詞，取河東君《戊寅草》及《眾香集》所載並《陳忠裕全集》中同調或同題或同意者相參校，則宋、李詞中似有為河東君而作者。但未有明證，不敢確言。姑列舉可注意之詞於下，以俟更考。此等詞如轅文之《菩薩蠻》《憶秦娥·柳絮》《畫堂春·秋柳》《柳梢青》《醉花陰》《虞美人》《青玉案》《千秋歲》，陳有。《南鄉子》《江神子》，陳、柳俱有。舒章之《阮郎歸》即《醉桃源》第一闋，《南歌子》即《南柯子》，《虞美人》，《臨江仙·春潮》，《蝶戀花》第一闋《落葉》及第二闋，《蘇幕遮·枕》兩闋，陳有。《少年游》第一闋或第二闋，《江神子》即《江城子》，陳、柳俱有等，皆是其例。】至黃氏所言鄒、董、沈、殳諸人中，今唯考得董氏生於崇禎二年己巳，卒於康熙八年己酉，年四十一。【見張維驤《昆陵名人疑年錄·一》。】

　　其餘諸人之生年及籍貫，與陳、宋、李三人，雖皆不遠【如鄒氏《麗農詞·上·蘇幕遮》第二體《丙戌過南曲作》。「丙戌」即順治三年，可見程村在此年所作已斐然可觀矣】，然年齡資格究有距離，自不能參與臥子、舒章、轅文等文酒狹邪之遊會。況據鄒氏《惜分飛·詞序》，所指之人，明是別一女性，與河東君無關涉耶？故鄒、董等所賦豔詞，與陳、李、宋之「春令」，乃是兩事。黃氏之意，本有分別。讀者不可以其同為玉台之體，遂致牽混，目為一事。因特附辨之於此。

　　複次，轅文經白龍潭寒水浴之一度愛情考驗以後，本可中選。意當日轅文尚未娶妻，其母施孺人不欲其子與河東君交好，乃事理所必然，而轅文年尚幼少，又未列名鄉貢，在經濟上亦必不能自立門戶，故受母責怒，即與河東君稍疏也。錢肇鼇所言驅逐河東君之郡守，據嘉慶修《松江府志·三六·職官表》載：

　　方岳貢。穀城人。進士。崇禎元年至十四年，松江府知府。

　　同書四二《方岳貢傳》略云：

　　方岳貢，字四長。穀城人。

　　同治修《穀城縣誌·五·耆舊門·方岳貢傳》云：

　　方岳貢，字禹修，號四長，穀城人。

　　又，《陳忠裕全集·卷首·自撰年譜》「崇禎二年己巳」條云：

　　時相國穀城禹修方公守郡，有重名，稱好士。試諸生，拔予為第一。

　　考之，知是方岳貢。方氏在崇禎六年七年間，雖已極賞大樽，然未必深知轅文。河東君於此時已才豔噪於郡會，自必頗涉招搖，故禹修欲驅之出境，此驅逐流妓之事，亦為當日地方名宦所常行者，不足怪也。河東君之請轅文商決，其意當是欲與轅文結婚。若果成事實，則既為郡邑縉紳家屬，自無被驅出境之理。否則亦欲轅文疏通郡守，為之緩頰，取消驅逐出境之令。殊不知轅文當時不能違反母意，迎置河東君於家中，又不敢冒昧進言于不甚相知之郡守，於是遂不得不以「姑避其鋒」之空言相搪塞，而第二度愛情之考驗，轅文竟無法通過矣。以河東君之機敏，豈不知轅文此時處境之難？然愛之深者，望之切。望斷而恨生，更鄙轅文之怯懦不肯犧牲，出此激烈決絕之舉，亦事理所必至。轅文當時蓋未能料及，因駭愕不知所措也。此事之發生，其可能之時間殊難確定。雖至早亦可在崇禎五年壬申，然此年之可能性不多，故可不計。就常情論，疑在崇禎六年癸酉，或七年甲戌。

　　依上文所推測，河東君出自周家，流落松江，至早或在崇禎四年辛未，而最可能則在五年壬申。白龍潭寒水浴之考驗，亦最可能在五年冬季舉行。但轅文因第一次之考驗及格，遂與河東交好。自此時起至其母施孺人怒責，因而稍疏之時止，其間當有將及一年，或一年以上之時日，在此兩時限之間，方四長必尚無驅逐河東君出境之令，故四長出令至早當在崇禎六年之秋，至遲則在崇禎七年也。若在崇禎六年秋間，恐與《陳忠裕全集·一五·陳李倡和集》中《秋夕沉雨偕燕又讓木集楊姬館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餘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飲也（七律）二首》之二雲「已驚妖夢疑鸚鵡，莫遣離魂近杜鵑」有關。此兩句詩意蓋謂河東君在周家已如楊玉環之鸚鵡，幾被殺而放逐。今則又不可如杜鵑之啼「不如歸去」，而驅逐出松江之境，歸去原籍吳江盛澤鎮也。

　　若禹修出令在崇禎七年，則或更與大樽《集》中崇禎八年春間及首夏為河東所作諸詩詞有關。此端俟下文考河東君與陳氏之關係時，再詳論之。至於方氏此令是否執行，今雖無以確知。然除上引沈虯《河東君傳》所言，崇禎九年丙子河東君實居吳江盛澤鎮外，其他時間，就所確知者，如崇禎七年甲戌及九年丙子曾遊嘉定，十二年己卯春間至十三年庚辰春間，曾在杭州，是年又曾養屙嘉興，複於冬間至十四年辛巳春間居常熟，則俱為短期旅行或暫時訪問之性質，而河東君於崇禎十四年春間至仲夏六月七日與牧齋結縭以前，固住在松江。其時任松江知府者，仍是方岳貢。職此之故，頗疑驅逐之令未成事實，當由倩人為之緩頰所致，而其間必有待發之覆，自無疑義也。

　　轅文自失愛於河東君後，終明之世，未能以科名仕進，致身通顯。明季南都傾覆，即中式鄉會試，改事新朝，頗稱得志，而河東君則已久歸牧翁，《東山酬和集》之刊佈，絳雲樓之風流韻事，更流播區宇，遐邇俱聞矣。時移世改，事變至多，轅文居燕京，位列新朝之卿二，牧齋隱琴水，乃故國之遺民，志趣殊途，絕無干涉。然轅文不自慚悔其少時失愛於河東君之由，反痛詆牧齋，以泄舊恨，可鄙可笑，無過於此。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