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別傳(194)_陳寅恪

一九四

　　同書同卷福恭王常洵傳略云：

　　福恭王常洵神宗第三子。初，王皇后無子，王妃生長子，是為光宗。常洵次之，母鄭貴妃最幸，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貴妃謀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竄謫相踵，而言者不止，帝深厭苦之。[萬曆]二十九年始立光宗為太子，而封常洵福王。至四十二年始令就藩。[崇禎]十六年秋七月由崧襲封。明年三月京師失守，由崧與潞王常淓，俱避賊至淮安。四月鳳陽總督馬士英等迎由崧入南京。庚寅稱監國。壬寅自立于南京，偽號弘光。由崧性闇弱，湛於酒色聲伎，委任士英及士英党阮大鋮。二人日以鬻官爵，報私憾為事。未幾有王之明者，詐稱莊烈帝太子，下之獄。又有婦童氏，自稱由崧妃，亦下獄。於是中外譁然。明年三月甯南侯左良玉舉兵武昌，以救太子，誅士英為名，順流東下。阮大鋮黃得功等帥師禦之，而我大清兵以是年五月己醜渡江。辛卯夜由崧走太平，蓋趨得功軍也。癸巳由崧至蕪湖。丙申大兵至南京城北。文武官出降。丙午執由崧至南京。九月甲寅以歸京師。

　　寅恪案，光宗生母王太后，乃其祖母，即神宗生母李太后之宮人。李太后亦是宮人出身。光宗生母與福王常洵生母，雖俱非正嫡，但常洵之生母，其出身遠勝於光宗之生母。光宗所以得立為太子，純由其祖母李太后之壓力使然。李太后享年頗長，故光宗遂能維持其太子之地位，而不為福王所替代。潞王翊鏐亦李太后所生，與光宗血親最近。由是言之，東林者，李太后之党也。嗣潞王常淓之親祖母即李太后。此東林所以必需擁戴之以與福王由崧相抵抗。斯歷史背景，恩怨系統，必致之情事也。至若常淓之為人，或優於由崧。然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其賢不肖，外人甚難察知。就昔時繼承權論，自當以親疏為標準。由崧之血統，與熹宗思宗共出於神宗。常淓之血統與熹宗思宗共出於穆宗。故兩者相較，常淓之皇帝繼承權，較由崧疏遠一級。

　　據是言之，馬阮之擁立由崧，實為合法。東林諸賢往往有認王之明為真太子慈烺者，殆亦知常淓之繼承權不及由崧之合法歟？至認童氏為真福王繼妃者，蓋欲藉此轉證弘光為假福王，似亦同一用心也。（參舊題婁東梅村野史鹿樵紀聞上「兩太子」條及「兩疑案」條所載：「野史氏曰，余聞大悲初稱崇禎帝，又稱齊王，繼複稱神宗子，因宮闈有隙，寄育民間，長而為僧。其言詭誕不足信，然知其決非妖僧也。童氏之為繼妃，為司寢，為淮上私奔，亦未可定。然知其決非周王婦，與福王全無瓜葛也。余姚黃宗羲，桐城錢秉鐙，皆以福王為李伴讀，非朱氏子也，而童氏乃真妃。故當時譏刺詩有：隆准幾曾生大耳，可哀猶自唱無愁。白門半載迷朱李，青史千年紀馬牛。說者又謂東林複社之事，深憾馬阮，故造此謗，似矣。然觀童氏之哭求一見，而不可得，後之人猶不能無疑焉。」）

　　昔年嘗見王船山之書，痛詆曹子建，以為陳思王之詩文，皆其門客所代作，殊不解何以發此怪論。後來細思之，朱明一代，宗藩固多賢者，其著述亦甚豐富，儻詳悉檢察稽考，其中當有非宗藩本人自撰，而倩門客書傭代為者。薑齋指桑駡槐，殆由於此耶？然則常淓果優於由崧與否，猶待證實。東林愛憎之口，未必盡可信據。《有學集》捌長幹塔光集「一年」七律云：

　　一年天子小朝廷。遺恨虛傳覆典刑。
　　豈有庭花歌後閣，也無杯酒勸長星。
　　吹唇沸地狐群力，剺面呼風蜮鬼靈。（寅恪案，「蜮」錢曾注本作「羯」，是。）
　　奸佞不隨京雒盡，尚流餘毒螫丹青。

　　牧齋此詩所言，固是偏袒弘光之辭，但亦應取與東林黨人之記載，以由崧為天下之惡皆歸焉者，參互比較，求一平允之論也。華笑廎雜筆壹「黃梨洲先生批錢詩殘本」條，「一年詩」批云：

　　金陵一年，久將滅沒，存此作詩史可也。

　　然則，梨洲以牧齋此律為詩史，則其意亦不盡以弘光為非，可以窺見矣。又關於阮大鋮王鐸二人，就鄙見所及，略述數語。圓海人品，史有定評，不待多論。往歲讀詠懷堂集，頗喜之，以為可與嚴惟中之鈐山，王修微之樾館兩集，同是有明一代詩什之佼佼者，至所著諸劇本中，燕子箋春燈謎二曲，尤推佳作。（寅恪案，張岱石匱書後集肆捌阮大鋮傳，引羅萬象奏言：「大鋮實未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未見枕上之陰符而袖中之黃石也。」亦足證當日阮氏兩劇本盛行，故萬象據以為言。又夏燮明通鑒附編壹附記壹下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十二月辛巳條云：「阮大鋮以烏絲闌寫己所作燕子箋雜劇進之。歲將暮，兵報迭至。王一日在宮，愀然不樂。中官韓贊周請其故。王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奴以陛下或思皇考先帝，乃作此想耶？時宮中楹句有：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旁注：東閣大學士王鐸奉敕書雲。」亦可旁證圓海之戲劇，覺斯之書法俱為當時之絕藝也。）其痛陳錯認之意，情辭可憫。

　　此固文人文過飾非之伎倆，但東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絕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亂」為言，遂釀成讎怨報復之舉動，國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夫天啟亂政，應以朱由校魏忠賢為魁首，集之不過趨勢群小中之一人。揆以分別主附，輕重定罪之律，阮氏之罪，當從末減。黃梨洲乃明清之際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囿于傳統之教訓，不敢作怨懟司馬氏之王偉元，而斤斤計較，集矢於圓海，斯殆時代限人之一例歟？（寅恪檢明季稗史本夏完淳續倖存錄「南都雜誌」中「阮圓海之意」條云：「圓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璫亦無實指，持論太苛，釀成奇禍，不可謂非君子之過。阮之阿璫，原為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一疏，為楊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賢，同為通內。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阿璫，烏能免其反擊乎？」存古之論，頗為公允。至「十七年合算一疏」之「十」字應刪去，蓋寫刻者涉上文「十七年田野」之語而衍也。）後來永曆延平傾覆亡逝，太沖撰「明夷待訪錄」，自命為殷箕子，雖不同于嵇延祖，但以清聖祖比周武王，豈不愧對「關中大儒」之李二曲耶？惜哉！

　　王覺斯者，明末清初之大藝術家。牧齋為王氏作墓誌銘盛稱其書法，而有關政治諸事，多從省略，不僅為之諱，亦以王氏之所長，實在于此故也。（見《有學集》三拾「故宮保大學士孟津王公墓誌銘」。）當崇禎十七年三月北京岌岌不可終日之時，錢王二人同時起用，思宗之意似欲使之治國治軍以振危亡之局，誠可歎可笑也。《清史稿》肆世祖本紀云：

　　[順治二年五月]丙申多鐸師至南京，故明福王朱由崧及大學士馬士英遁走太平。忻城伯趙之龍，大學士王鐸，禮部尚書錢謙益等三十一人以城迎降。

　　夫此文官班首王錢二人，俱是當時藝術文學大家。太平之世，固為潤色鴻業之高才，但危亡之時，則舍迎降敵師外，恐別無見長之處。崇禎十七年三月二人之起用，可謂任非其材。弘光元年五月二人之迎降，則得其所矣。茲有一事可注意者，即二人在明季俱負盛名，覺斯果位躋宰輔，牧齋終未列揆席，蓋亦有特殊理由。《國榷》壹佰壹崇禎十七年五月條云：

　　癸巳南京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姜曰廣，前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王鐸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時同推前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少詹事黃道周，右庶子徐汧，而監國故與鐸有舊。

　　同書同卷崇禎十七年十月乙卯朔條云：

　　王庸王無党世授南京錦衣衛指揮僉事。俱大學士王鐸子。以舟渡慈鑾也。

　　據此覺斯之得為宰相，由於與由崧有舊。牧齋之不得為宰相，由於與東林即主立潞王常淓者有關。大悲之獄，牧齋亦被牽連，（見鹿樵紀聞上福王條下，《國榷》壹佰三崇禎十七年甲申十二月丙寅條，《小腆紀年附考》捌順治元年甲申十二月己巳「明下狂僧大悲于鎮撫司」條及同書玖順治二年乙酉二月癸未「明僧大悲伏誅」條並夏完淳續倖存錄「南都大略」中「妖僧大悲」條等。）故知李太后光宗之党與鄭貴妃福王之黨，其分野恩怨始終不變。牧齋之未躋宰輔乃佛教「中陰身錯投母胎」，如西遊記小說之豬八戒，即是其例。聾騃道人（見金氏錢牧齋先生年譜首。）往往以老歸空門自許，儻亦通解此妙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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