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別傳(120)_陳寅恪

一二〇

　　關於第貳事，據鈕琇《觚剩》壹吳觚上「陶庵剛正」條（參《牧齋遺事》「牧齋欲延師教令嗣孫愛」條及顧純恩寓疁雜詠詩注。）云：

　　黃陶庵先生少有盛名。館于同裡侯氏，（寅恪案，「侯氏」指峒曾岐曾兄弟。）以道義相切劘。虞山錢宗伯有一子，名孫愛，甫成童。欲延師教之，而難其人。商之程孟陽，孟陽曰，我有故人子，嘉定黃藴生，奇士也。與同裡侯氏交三世矣。未可輕致。公雅與侯善，以情告侯，公可得也。宗伯乃具厚幣，遣門下客李生至嘉定延之。李先見侯，道宗伯旨。侯力為勸駕。黃意不悅，強而後可。遂與李至宗伯家。宗伯待以殊禮。居浹月，孟陽出海棠小箋示黃。黃詢唱者為誰？孟陽曰，宗伯如君柳夫人作也。子於帖括之暇，試點筆焉。陶庵變色曰，忝居師席，可與小君酬和乎？孟陽曰，此何傷？我亦偕諸君子和之矣。陶庵曰，先生耆年碩德，與主人為老友，固可無嫌。諸君亦非下帷於此者。若淳耀，則斷乎不可。孟陽慚退。先是，曾館某撫軍幕府，（寅恪案，「某撫軍」當指張國維。）有邑令聞先生在署，槖數百金賂先生父，令致書，俾為之左右。先生複父書曰，父生男之身，尤望生男之心。若行一不義，取一非有，男心先死矣。尚何以養父乎？其自命剛正如此。忠孝大節，豈臨時激於意氣者，所能為乎？

　　嚴元照蕙櫋雜記云：

　　黃陶庵先生館于常熟錢氏。主人納柳如是為適妻。時作催妝詩者甚眾，或勸先生作。先生曰，吾不能阻其事，于朋友之義虧矣。尚可從而附和乎？一日程孟陽攜柳夫人詩箋乞先生和，先生不可。孟陽強之再三，且曰，老夫已偕諸君和之矣，庸何傷？先生正色曰，先生耆年碩德，與主人為老友，非淳耀之比。若淳耀，則斷斷不可。孟陽慚沮而罷。

　　朱鶴齡愚庵小集壹肆「題黃陶庵詩卷」云：

　　陶庵先生行誼節槩，卓絕千秋，四子經義，既為有明三百年一人，其所作樂府，複旨遠辭高，義精向厲，真儒者之詩也。當甲申北變，聞金陵嗣統，謁選者麕集都下，先生獨不往。吾友包子問之，先生曰，某公素善余，今方與當國者比。餘入都，必當與往來，往來必為彼牢籠矣。君子始進必以正，豈可為區區一官捐名義以殉之耶？卒不往。

　　光緒修嘉定縣誌三貳軼事門「黃忠節[淳耀]未第時，館常熟錢謙益家。程孟陽出海棠小箋示之」條云：

　　[忠節]偶作鄙夫章題文，時推絕唱，謙益獨不懌。及甲申夏，福王立，謙益晉秩尚書，忠節遺以婁堅手書歸去來辭，謙益默然。

　　寅恪案，陶庵雖館於牧齋家，以所擅長之八股文，課其子孫愛。然福王朝，不往南京與牧齋共馬阮合流，則人品剛正高潔，可以想見。其不阿附孟陽和錢柳詩之舉，乃自然之理，恐亦非牧齋前此所能料及。關於陶庵不肯和錢柳詩之問題，鈕嚴兩書所述，皆非無因。但俱有訛誤。茲先考陶庵館于錢氏之時間及孟陽于錢柳遇見以後，留居牧齋家之年月。然後玉樵修能二人所言之得失，可以決定也。

　　今陶庵集附有陳樹惪宋道南所撰陶庵先生年譜，載陶庵自崇禎十二年至十四年館於牧齋家。其所記可信。據陶庵集壹陸「和陶詩」序云：「辛巳杪冬客海虞榮木樓。」及同書貳壹「弘光改元感事書懷寄錢宗伯五十韻」云：

　　昔歲登龍忝，郎君麗澤專。南垞鐙火屋，北沜宴遊船。奉手評豪素，開廚出簡編。文瀾增拂水，詩壘壓松圓。酒發公明氣，談鉤向秀玄。賞音存寂寞，延譽許騰騫。精舍留三載，陰符練幾篇。厭貧將嫁衛，躡蹻遂摩燕。

　　則自崇禎十四年辛巳杪冬，逆數至十二年己卯歲首，共曆三年，即所謂「精舍留三載」者是也。「南垞鐙火屋」者，陶庵授孫愛書時，居於常熟城內牧齋家之榮木樓，即相傳後來河東君自縊之處。陶庵集貳拾載「夏日錢牧齋先生攜同泛舟尚湖」詩。牧齋《初學集》壹柒移居詩集亦載「[庚辰]五月望夜泛西湖，歸山莊作。」詩。不知是否與「北沜宴遊船」之句有關，更俟詳考。「厭貧將嫁衛，躡蹻遂摩燕」者，陶庵於崇禎十四年辛巳歲杪，辭牧齋家館歸後，遂中十五年壬午應天鄉試，次年癸未即成進士也。《初學集》三貳「黃藴生經義序」云：

　　兒子孫愛自家塾省餘山中。奉其文三十篇以請曰，幸一評定之。餘曰，吾何以定而師之文乎哉？而師之學，韓子之學也。其文韓子之文也。

　　牧齋作此序文時，居於拂水山莊。「山中」即謂拂水山莊。「文瀾增拂水」之句，殆兼指此序而言。牧齋文中稱譽陶庵，比於退之。故此序辭旨，全取用昌黎文集也。陶庵人品學問，當時推服。牧齋聘之為其子授書，自是得人。但牧齋友朋門生之中，人材甚盛。其所以特有取于陶庵者，蓋以藴生最善長於八股之文，延為塾師，使教孫愛，于掇科干祿，自有關係。世人謂八股經義之文，實溯源于王介甫，而荊公之文，乃學昌黎者，近代文選學派，鄙斥唐宋八大家及桐城派之古文，譏誚昌黎為八股之始祖，所言雖過當，亦頗有理。牧齋此序殊有八股氣味，或作序之時，披閱陶庵經義，不覺為所漸染使然耶？

　　四庫全書總目壹玖拾「欽定四書文」條略云：

　　乾隆元年內閣學士方苞奉敕編明文，凡四集，每篇皆抉其精要，評騭於後。卷首恭載諭旨，次為苞奏摺。又次為凡例八則，亦苞所述，以發明持擇之旨。蓋經義始于宋，宋文鑒中所載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一篇，即當時程試之作也。元延祐中兼以經義經疑試士。明洪武初定科舉法，亦兼用經疑，後乃專用經義，其大旨以闡發理道為宗。厥後其法日密，其體日變，其弊亦遂日生。我國家景運聿新，乃反而歸於正軌。列聖相承，又皆諄諄以士習文風，勤頒誥誡。我皇上複申明清真雅正之訓，是編所錄，一一仰稟聖裁，大抵皆詞達理醇，可以傳世行遠。承學之士，于前明諸集，可以考風格之得失。于國朝之文，可以定趨向之指歸。聖人之教思無窮，於是乎在，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時文選本汗牛充棟，今悉斥不錄，惟恭錄是編，以為士林之標準。

　　欽定四書文卷首載乾隆元年六月十六日諭略云：

　　有明制義諸體皆備，如王[鏊]唐[順之]歸[有光]胡[友信]金[聲]陳[際泰]章[世純]黃[淳耀]諸大家，卓然可傳。今朕欲裒集有明及本朝諸大家制義，精選數百篇，匯為一集，頒佈天下。學士方苞于四書文義法，夙嘗究心，著司選文之事，務將入選之文，發揮題義清切之處，逐一批抉，俾學者了然心目間，用為模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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