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現代作品 > 失落的衛星 | 上頁 下頁 |
| 六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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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遊牧人酒店是一家老派酒店,在待客之道上做足了文章。不僅前臺略懂幾句英文,西裝革履的門童還會幫你把行李提到房間。這裡不接受網站預訂,只能寫郵件或者打電話。雖然沒幾個客人,可是提前兩小時入住還是要收取半天房費。 只可惜酒店的設施處處陳舊。電梯間死氣沉沉,走廊又長又暗,還鋪著歪歪扭扭的地毯。房間形同囚室,只能打開一扇小窗,電源插頭更是遍尋不著。你要是想一邊充電一邊玩手機,就得拔掉浴室的吹風機,坐在馬桶上。可是浴室的設計偏偏又那麼巧妙,能夠有效地屏蔽手機信號。於是,你只好呆坐在天鵝絨面的椅子上(上面有若干不明污漬),呆望著窗外的一片蘇聯小區,聽著鐵軌上傳來的火車聲。 二樓餐廳供應早餐,可是早餐的品種有著遊牧生活的單調。水果只有遭到蟲蛀的蘋果,蔬菜只有番茄和黃瓜。我在這裡吃了三天早餐,番茄和黃瓜也一日比一日蔫痿,好似目睹一位不思進取的名媛,日日走著下坡路。唯一的安慰是那個俄式大茶爐,煮出的紅茶又濃又苦,還帶著一股紅棗味兒。 旅行社的姑娘叫阿納斯塔西婭,她答應來遊牧人酒店接我,給我帶來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她說,好消息是通行證終於到手;壞消息是我馬上會發現,我們「無法溝通」。其實她的意思是,她不會講英語。 可是我們之前一直溝通順暢。無論是郵件還是短信,她都回復及時,英文看上去也沒什麼問題。 她說,那是因為她用了翻譯軟件。不過沒關係,旅行社經理拉馬紮諾夫先生會說英語,還會說中文,「他多次去過中國」。 阿納斯塔西婭是一個身材豐滿的年輕姑娘,有一頭栗色長髮。看到我後,她面露微笑,卻誓不開口。很難想像,我們剛才還熱火朝天地聊短信來著。我們沿著勝利公園走去旅行社辦公室的路上,她一言不發,目視前方,一副堅信我們無法溝通的表情。不過,她人很善良,始終走在我的外側,幫我擋住呼嘯而過的汽車和掀起的塵土,就像一隻松雞,小心翼翼地領著小雞渡過湍急的溪流。 到了旅行社,我立刻就被引見到拉馬紮諾夫先生的辦公室。拉馬紮諾夫先生正坐在一台筆記本電腦後面假裝工作。辦公室的牆上掛著一張他在海南三亞培訓時的照片,還有兩張參加烏魯木齊「一帶一路」活動的結業證書。可是拉馬紮諾夫先生不會說英語,也不會說中文,他的語言天賦只是辦公室的美麗傳說。他用筆記本上的翻譯軟件和我溝通。 他寫道:「司機和翻譯都已安排妥當,明早八點從酒店準時出發。」 他穿著花紋時尚的外套,濃眉大眼,頗為英俊。他接著寫道:「你一個人來這裡,我們都很擔心。如果遇到任何問題,隨時與我聯絡。」 他遞上一張名片,我塞進褲兜。然後,他拿起電話,吩咐了一句,我就被領去交費了。 §3 從旅行社出來,我松了口氣,還有大半天時間可以在塞米伊閒逛。我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如今,故居藏身在一片蘇聯住宅區裡,仿佛時光錯亂,把它遺忘在那裡。那是一棟西伯利亞式木屋,旁邊還有一座小型博物館。 博物館是蘇聯時代的建築,採光不暢。陰影中坐著一位蘇聯時代的大媽,她攤開本子,讓你登記,仿佛要簽下死亡契約。博物館有英文講解員,可是那位姑娘說她現在很忙,要等四個小時。四個小時後博物館就該關門了,於是我決定自己參觀。 負責登記的大媽搖身變成管理員。她拿著好大一串鑰匙,打開門上的鎖。頭頂的白熾燈像暖氣片走水一樣,一陣咕嚕亂響,出現在我面前的是陳年的照片、筆記和書籍。 我沿著指引觀看。每看完一部分,大媽就把那部分的照明關掉。雖說博物館有政府補貼,也收門票,但看來還是資金緊張,不得不省錢度日。 185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結束在鄂木斯克的苦役,來到塞米伊充軍。他說自己穿上了士兵的外套,但和過去一樣是個囚犯。當時的塞米伊是一個「半城半鄉」的地方,伸展在一個古代蒙古小鎮的廢墟中間,位於額爾齊斯河的西岸。多數房子是一層木結構,有一座東正教堂和七座清真寺。當時,俄國尚未征服整個中亞,塞米伊還是哈薩克草原邊的邊境地帶,經常受到遊牧民族的入侵。和現在一樣,小鎮缺少樹木,到處灰濛濛的,佈滿浮塵揚沙。 最初幾個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在軍營裡,後來才獲准在鎮上獨自生活。他租了一個單間木屋,房主是一個年老的孀婦,家務由這家的大女兒打理。她二十一歲,卻已成寡婦。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十三歲,已經度過了四年的勞役生活。他真能抵擋得住身邊女性的魅力嗎?今天,我們知道,他對寄宿的家庭表現出強烈的興趣。他曾試圖說服那位母親,不要讓她那個非常迷人的十七歲小女兒,偶爾在兵營賣身來補貼家用。 在塞米伊,受過教育的人極為稀少。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找去當家庭教師,從而結識了一位軍官。這位軍官的興趣是紙牌和美色,基本都是從手下士兵的妻子和女兒中間挑來挑去。他喜歡讓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家裡為他讀報,正是在那裡,陀思妥耶夫斯基認識了有夫之婦瑪麗婭·德米特裡耶夫娜——他的初戀和日後的第一任妻子。 瑪麗婭的丈夫是一個無可救藥的酒鬼,她本人則患有結核病,還有一個七歲大的兒子。但這一切並沒有阻擋陀思妥耶夫斯基陷入燃燒的戀情。他們之間的關係充滿焦慮和嫉妒,兩人撕心裂肺,又互相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時發作的癲癇病,更是令一切雪上加霜。即便只是作為傳記讀者,我也感到疲憊不堪。 後來,他們終於結婚,在塞米伊租了一套房子。博物館的大媽領我參觀了這套房子。房間裡有書桌、茶爐、搖椅,桌上擺著稿紙和水筆。陳設簡單,但是實用。以當年的標準視之,或許還稱得上舒適。然而,苦苦追求的婚姻卻被證明是一個錯誤:他們仍對彼此心懷怨恨。陀思妥耶夫斯基還背負著養家的重擔,省吃儉用,可還是入不敷出。 婚後一年,他已在信中表達出失望和厭世。他的寫作也不順暢,期望獲得的聲名仍然遙遙無期。他寫了一些《死屋手記》的草稿,構思了兩部短篇小說,但都沒有完成。他唯一完成的作品是一首頌詩,獻給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遺孀。正是這位沙皇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發配邊疆的。 在詩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一個放逐之人,試圖去安慰一個高貴女人的喪夫之痛。他想要回答一個問題,也是他日後所有小說想要回答的問題:世間的苦難是不是有它們的意義? 在塞米伊,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將自己的不幸視為天命。苦難讓他流下「贖罪的淚水」,也讓他可以「再度成為一個俄羅斯人,甚至成為一個人」。他在塞米伊生活了六年,完成了人生最艱難的淬煉。 一座城市會被一個偉大的人物照亮,但那只是刹那的光亮。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終於獲准離開塞米伊,這座城市再度一蹶不振。它沒有得到眷顧,自生自滅。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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