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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二


  ▼貓魚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們家是一盤散沙,父母在美國進修,我常出外景、參加社會活動或在外院上課,固定人口只有姥姥和哥哥。也許姥姥感到自己作為唯一家長的重任,對我和哥哥管頭管腳,但我們年輕氣盛,把她的話全當耳邊風。偶爾,姥姥的朋友來家裡時會問到我和哥哥,她就叫我們去陪客人坐坐,我們只好去應付一下,聊兩句。我那只價值連城的白玉手鐲,就是在這種情形下收下來的。

  我有這樣一個印象,姥姥坐在書桌旁抽著香煙,一位老先生坐在小沙發上,茶杯冒著熱氣。我們寒暄了些什麼?完全忘了。老先生拿出一個小小的錦盒,打開給我看,說,這只手鐲四百年老了,你到美國留學實在需要錢的時候可以賣掉。姥姥沒有什麼特別的表示,好像這件禮物並不比一塊火腿或一支鋼筆更貴重,我也就沒把它太當回事。好幾十年以後,我才會留意到它的美與獨特——橢圓的形狀有一點點方,神秘的顏色隨光線變換,雕刻的雙龍戲珠精緻而抽象。我到美國後搬了許多次家,馬馬虎虎丟失了很多東西,有些也是很珍貴的,比方史家祖上傳下來的銅鏡、外公從捷克帶回來的水晶煙灰缸、景泰藍的百花獎獎盃,而這只手鐲倒是倖存下來了。

  我仿佛能看見一位老人儒雅的身影,逆光坐著,但無論如何也看不清他的臉。姥姥認識不少有名望的文人,年輕時跟沈從文、巴金都有交往,她曾去探望他們,但我不記得他們來過家裡。

  這位老先生到底是誰呢?哥哥說,我覺著是蔡上國,他有時會來找姥姥講章(聊天)。我問,還有什麼老人可能送這樣的古董?他說,要麼是程十發。程十發不是姥姥的舊友,他先認識的是哥哥。哥哥有個叫王青的畫畫朋友,住在程十發隔壁,有時候他去找王青,家裡沒人,就坐在程家等,這樣幾次就熟悉了。我說,那天姥姥房間裡的肯定不是他。哥哥說,程十發出身比較清貧,不太像會做這種事的人,蔡上國是富貴人家出身,這種東西大概沒那麼稀奇,應該是他送的。我也許永遠都不會知道這只手鐲的來歷。

  我們年輕的時候,對物件的金錢價值都很無知和麻木。我們當然知道大餅油條、菠菜、帶魚的價格,也體會過沒錢買東西吃的難受,但那是具體的生活;手鐲的價值,對我們來說太抽象了。

  哥哥第一次想努力掙錢,是為了送給我一件貂皮大衣到紐約時穿。那時他剛剛被分配到上海交大美術系教書,工資很低,從我開始辦理留學手續,他就開始畫連環畫掙錢,然後把所有的錢都用在了那件大衣上。當時我不知道貂皮大衣要好幾千塊錢,在那個年代是個天文數字。

  我在電話裡跟他說,這件大衣到今天還油亮鬆軟,四十多年了,跟新的一樣。他說,我在交大有個學生是從東北來的,他家裡精通皮草,從當地挑了最好的貂皮帶到上海,我再去南京路的「第一西伯利亞」定制的。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大衣上費了那麼多心思。

  電影《蘇醒》中蘇小梅的角色需要彈鋼琴,我因此去了離家不遠的音樂學院學琴,認識了幾個學生和老師,他們也成了家裡的常客。有一個叫劉建的作曲系學生,永遠穿著西裝打著領帶。他彈得一手好鋼琴,現在想起他我還能聽到肖邦的小夜曲。在認識他之前,我沒有聽過肖邦的音樂,沒有想像過世上還能有這麼優美豐富深情的旋律。在我成長的年代,西方古典音樂是被禁的東西。

  第一次聽貝多芬、德沃夏克、拉赫馬尼諾夫的音樂,都是在西影拍《蘇醒》的時候,導演滕文驥是我當時認識的人中,唯一有古典音樂唱片和音響設備的人。我依稀看見,在一間西影宿舍不大的房間裡,窗簾緊閉著,我們幾個演員聚在昏暗的電燈泡下,全神貫注、一動不動地聽著交響樂《新大陸》,只有滕文驥一個人,在氣勢磅礴、摧枯拉朽的段落,奮然起身指揮;在溫婉細膩、柔情似水的段落閉起眼睛、張開鼻孔,抬起手臂,好像在延伸某一個音符傳遞給他的欣喜若狂。沒有任何語言,可以形容那些時光給我帶來的震撼與渴望。也許音樂正是語言和沉默都無法涉及的一種表達,它那麼抽象,又能那麼直接地穿透心靈最隱秘、最柔軟的縫隙,融化天下哪怕最頑固不化的鐵石心腸。

  八十年代中期劉建到紐約留學,靠送外賣養活自己。剛到加州時,我也在一家中餐館打工,負責領位和接外賣電話,一兩個擁有二手車的中國留學生負責送餐。在紐約送外賣都是坐地鐵、騎自行車或者走路。拎著大包小包魚香茄子、排骨面、宮保雞丁,擠在地鐵裡的劉建,仍然西裝革履。一天晚上,他在送餐的路上被兩個不懷好意的人尾隨,為了甩掉他們,他圍著一輛停在路邊的大卡車兜圈,那兩個人就跟著他兜,幾圈後劉建還是被搶劫了。事後我們總是說,如果他沒有穿西裝打領帶,是不是就不會被盯上,是不是就能躲過那一劫。

  劉建介紹我和哥哥認識了拉大提琴的馬新樺,她不但琴拉得好,氣質和樣貌也很出眾。哥哥為她在音樂學院圖書館畫了一幅肖像。那是一棟二十年代建造的老洋房,馬新樺穿著簡單樸素的白襯衫白裙子,一手扶著大提琴,一手拿著琴弓,低頭站在厚實雕木的樓梯拐口,柔和的光線從幾扇彩色玻璃窗灑在她的身上,仿佛記憶的塵煙。她是誰?在想什麼?你如果看到這幅畫,一定會好奇她的身世,會想認識她。

  本來說好了這幅油畫先掛在交大,但最終是要送給馬新樺本人的。後來,一位美國佛羅裡達州的教授到交大訪問,看到這幅肖像後多次表示喜愛,校長就要把畫送給他。當時哥哥正在申請留學,一直沒有得到批准。校長跟他說,如果你把這幅畫貢獻出來,學校就可以給你公派留學的資格。他只好去跟馬新樺商量,雖然她很不情願,但是為了他能留學,就把自己的肖像送給那個陌生的異國人。

  哥哥年輕時候的不少作品,經常這樣那樣到了各種人手裡,他也並不覺得可惜。他畫畫,就像夜鶯唱歌,本性而已。他最大的夢想,就是畫得好。

  哥哥是奶奶爺爺唯一的孫子,他們為他起名為陳川,以紀念故鄉的山水。很小的時候,他不知從哪裡認了一個畫圖老師,那人是個侏儒,背上拱起很高的一塊,一開始陳川見到他有些害怕,等後來習慣不再害怕的時候,這個老師跟他說,你進步得很快,我教不了你了,帶你去找鮑老師吧。就這樣,陳川拜到了新的師傅。鮑老師常去看一個姓許的畫家,有時把哥哥也帶去那裡。據說許老師原來在上海美校讀書,畫得很好,但因為談戀愛被開除了,後來就在上海閔行電影院畫海報。當年很少有人買得起油畫顏料,陳川開始學油畫的時候,用的就是許老師畫海報的顏料。

  小學的美術老師發現哥哥有繪畫天才,就把他送進了少年宮學習。那裡的繪畫老師叫夏予冰,他在陳川九歲的時候為他辦了人生第一個「畫展」。兩年後,夏老師和許老師都覺得陳川在少年宮學不到什麼了,就帶著他和他的畫,去了孟光老師的家。哥哥就像個在江湖上尋找武林高手的孩子,終於拜到了一代宗師。從此,藝術就成了他的摯愛、他的生活。

  他如果看到我這麼寫,肯定會抗議:儂瞎寫啥啊?哥哥極其謙遜、害羞,尤其對於內心深處最在乎的東西。

  陳川從靜物開始,畫屋裡的椅子、廚房的洋山芋、曬臺上的蔥。然後他開始畫動物和人,有幾次,他背著畫架長途跋涉走去動物園寫生,畫老虎、獅子,畫大象、犀牛。當然更現成和方便的是畫我和家裡的貓。父母為我們倆分配好了每人飯後隔天洗碗,為了讓我給他當模特,陳川只好被我敲詐勒索,每天洗碗。

  從平江路走去孟老師家大概半個小時,我多次跟哥哥去那裡為他們做模特。孟老師在美校的得意門生,比方夏葆元、陳逸飛等都在那裡畫過我。不知那些畫都去了哪裡?

  我問哥哥,你小時候畫了那麼多張我,怎麼都沒有了?他說,好多都留在孟老師那裡了,那時畫能被孟老師看中收下來是老開心、老驕傲的事,畫留在自己屋裡有什麼用?我沒鈔票買紙,沒畫過的紙才是更寶貴的。十多年前,有人在拍賣市場看到幾張陳川畫我的素描,那是在孟老師去世後被誰拿去賣了?

  那麼多的肖像,我自己只有一張陳丹青畫我的油畫。當時他好像剛完成了西藏組畫,我們坐在姥姥房間裡——為什麼不是在客廳?也許樓上自然光更好一些,也許姥姥要我們在她屋裡,記不清了。我穿了一件自己做的連衣裙——紅白條子的棉布,寬而低的方領,無袖貼身的裁剪。我們畫了多久?聊了什麼?也記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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