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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三


  畫完這幅肖像後,我們都陸續到了美國,沒有什麼來往。但我腦中有這樣一個模糊的場景,晚飯後,路燈下,幾個在紐約的上海畫家——陳丹青也在其中,站在唐人街一個昏暗的報刊亭前,一排排的雜誌中有《花花公子》,他們互相調侃著……再次見到他便是幾十年後的事了,我們居然在上海一家什麼商店裡偶遇,停下來聊了幾句,提到了畫肖像的事,我跟他要畫,他就慷慨地答應了。幾天後,畫便送到了我家。

  畫中女孩黝黑的皮膚、結實的胳膊,讓我想起童年的一個暑假,父親每天帶我去游泳,一個同學笑我黑得像個鄉下人,我跟母親說,不想去游泳了。她說,我覺得你黑點蠻好的,比又白又胖好看多了,對伐?那時我的臉很圓,想想她說得有道理,從此放心大膽地游泳,練就了強壯的三角肌和肩脖肌。陳丹青的確抓住了我的特點。

  我有一張那天畫肖像的照片,我和哥哥面對面坐在姥姥房間裡,陳川一手拿著畫筆看著我,一手扶著正在畫的肖像,我挺直了腰望著前方的白牆,好像在考慮什麼嚴肅的問題。每次看見這張照片,我都會想起那天窗外知了的聒噪、屋裡顏料的氣味、坐在我對面的哥哥和陳丹青,他們的頭髮都很短,臉頰都很瘦……

  為什麼陳丹青不在那張照片裡?這麼些年來,我一直以為是拍照的人把他放在了畫外,只拍了我們兄妹兩個人。最近跟陳川說起這件事,他說,拍照片的是一個《解放日報》的攝影記者,他請你換了畫裡的衣服,然後讓我們擺拍的,陳丹青已經走了。

  難道我記住的不是實況,而是照片中的情形?那些生動的感官印象也是虛構的嗎?美國攝影師沙麗·曼在《留住這一刻》中這樣寫道:「早在 1901 年,愛彌爾·佐拉就指出了攝影對記憶的威脅,他說,如果你沒有拍下來,就不能聲稱你真正看到了某物。然而,一旦被拍了下來,無論你『真正看到』的是什麼,都永遠不再會被記憶的眼睛看到。」

  沙麗·曼稱之為「照片的背叛」。我們總以為照片能保存過去,其實它們把某些瞬間從人生長河中截出來,取代並腐蝕了真相,同時創造了它們自己的記憶。

  未來的照片就更不可靠了,人工智能將為我們提供無數美妙誘人和雄辯的虛擬場景,指引或代替我們去思考、記住、回憶……我們會發現,人類最引以為豪的理智和清醒,原來是如此的脆弱。

  讓我回到那些未曾被拍下來的時光——

  哥哥他們圍著書桌,看孟老師借回來的蘇聯畫冊,邊看畫冊邊熱烈地討論。我也跟著看,聽他們講。記得陳川很喜歡列賓畫他女兒的肖像,也非常喜歡尼古拉費申的畫。平江路客廳牆上有一張模模糊糊的照片,就是尼古拉費申的畫,被不同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翻拍後的版本。回看少年時代陳川畫的我,多多少少都受到蘇聯畫家的影響,我也喜歡讓他把我畫成那個樣子。

  有一次,哥哥從不知哪裡得到一張倫勃朗人像素描的照片,興奮得不得了,每天照著臨摹。多年後一個美國記者非常好奇,陳川在那麼狹窄貧瘠的環境長大,怎麼會有這麼嫺熟的歐洲繪畫技巧。其實,他對巔峰時期藝術大師的藝術,遠比同代美國畫家要鑽研得更深更多。在富足和開放的文化中,哪裡會有他那樣饑渴的眼睛,那樣不棄的注意力?他看到那些作品,就像在沙漠裡看到玫瑰。

  母親有時會仔細審視哥哥的畫,好像在研究什麼;有時會催他出去玩玩,不要整天畫圖;有時會說,學會一技之長是件好事;有時又莫名地發脾氣,不給他買畫紙和炭筆的錢。後來我才慢慢懂得了,母親奇怪的表現是因為焦灼,她害怕哥哥會遺傳到她母系家族中的、與藝術天才並存的神經分裂症。母親不給錢,陳川就把坐公共汽車的錢全省下來,橫跨半個上海到福州路的美術用品商店買紙,每次至多兩三張,來來回回,春夏秋冬,風雨無阻。因為紙不夠用,他總是畫完了一面翻過來再畫。

  父親多次說過,這兩個小囡,文曲星、武曲星顛倒了。妹妹像個男小囡那麼野蠻粗心,阿哥像個女小囡那麼文雅細心。父親要哥哥長成他心目中的男小囡,把他送進了少兒游泳隊訓練,後來又陸續加入了水球隊和划船隊。

  高中畢業後,陳川沒有發精神病的跡象,母親開始欣賞和支持他的藝術追求。父親認識浙江美院的院長,他來家裡看了陳川的畫,跟他說,你如果來考浙江美院我們一定收你。這位院長過去是上海油雕室的,跟陳逸飛兩個人誰也不買誰的賬。陳逸飛聽到這事就跟我們說,千萬不要去浙江美院,從那裡畢業不一定能分配回上海,陳川應該考上海美校。

  考上海美校前,陳川成天跟王青在客廳裡畫畫、備考。王青長得特別秀氣,有點像個女孩,今天回憶起他,原貌早已淡忘,但是陳川畫他的肖像,依然印刻在我的眼底,猶如昨日。

  那張肖像畫了很久,我偶爾走過,總是莫名地聞到麻油的香味。畫中王青身著一件蘇聯式雙排扣舊夾克,頭上歪戴了一頂布帽,手中拄了一根木棍,身體在暗區,拄棍的手在亮光裡。陳川讓他拄木棍就是為了呈現那只手——那是只他自己十分滿意的手。一個我熟悉而不去留心的人,畫在這樣的光線裡讓我目不轉睛。我講不出大道理,但是看到真正有生命力的油畫肖像時,我能感到畫家的凝視。他仿佛在著魔的同時施魔,把被凝視的對象從習慣性的印象流中分離出來,變得異常清晰和重要。

  王青的肖像掛在家裡一兩個月都幹不透,後來我才知道,陳川調色油用完沒錢買,偷用了家裡的麻油畫的。一九八〇年,美校在「中蘇友好大廈」開畢業展覽時,他用了一個破掉被換下來的紗窗框做了個鏡框。陳川到美國留學時把這張畫帶了過來,在一個展覽上被電影導演奧利弗·斯通收藏了。

  我和哥哥雖然生活在一個家庭裡,但我更多的時間卷在自己紛亂的心思和事務中,他只是眼梢餘光中一瞥模糊的印象。客廳的壁爐總是燃著橙紅的火苗,他和幾個同學,還有他們的模特,似乎總是在那裡畫畫。

  美國留學三年,像流放那麼的漫長,等回到朝思暮想的家時,我已是另一個人了。家也比離開時更加破舊,但溫暖如故。哥哥還在那裡畫畫,壁爐還在那裡燃燒——記憶中的某些場景永遠只有一個季節。我腦子有這樣一個畫面:一根又長又粗的木杆,一頭捅在壁爐裡燒,另一頭頂在廊亭和花園之間的門上。

  後來我打電話問哥哥那是怎麼回事,他說,我們從肇嘉浜路搬回來一根沒用的電線木杆,找不到鋸子就這樣燒一段往裡面捅一段。

  祖屋的壁爐——花樣的年華——永遠的餘熱……

  孟光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時,陳川和其他幾位孟老師的學生,在劉海粟美術館舉辦了一個紀念他的畫展。畫展的名字來自陳川的紀念文章《孟光時代》,他在文中表達了對老師和那些純粹的歲月的懷念、感激,也表達了對藝術的迷戀與愛。在此之前,我不知道陳川的文字這麼動人:

  無意中在電視上又看了遍《日瓦戈醫生》,一聽到那輕快的電影主旋律,就想起小時候。(當年我家也有五戶人搬進來。)小時候已經離我太遠了,無論從時間上還是從距離上。在美國有時會夢到當年的上海,醒來時突然覺得它很遠。遠得要用光年計算。迷亂的像塊碎了一地的鏡子。醒後會苦苦思索,但仍恍若隔世。

  記得有年冬天很冷。天還沒亮,土凍得比石頭還硬。、阿姨拉著我去菜場買菜。她排菜隊,我排魚隊。但輪到我的時候她還沒來。我身上有兩分錢,便買了些貓魚。

  回家後發現其中一條小魚的鰓還在動,那圓眼在向我祈求憐憫。突生惻隱之心,不忍心將它喂貓。找了只大碗,放滿水,那小魚居然在裡面遊了起來。可惜不久碗裡的水就結成了一塊冰。魚成了冰中的化石。沒辦法只能將它倒入馬桶裡。傍晚時發現冰化了,小魚又活了過來。

  在美國,小孩生活中充滿奇跡—— magic:聖誕老人、牙齒仙女等。我童年的 magic 只有那條小魚。

  有天下雪,在家裡悶得發慌,在閣樓上瞎翻,發現一些姥姥的書。其中有儒勒·凡爾納的三部曲:《格蘭特船長的兒女》《海底兩萬里》《神秘島》。裡面的插圖很美,翻著翻著便讀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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