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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一


  父親每天下午把自己關在臥房裡四五個小時,有時更長,天黑了也不出來。他在裡面想什麼幹什麼,我無法知道,我只能想像他是在與悲傷對話。悲傷說,陳星榮,你不可能像愛張安中那樣愛任何人了。父親說,是這樣的。悲傷說,也沒有人會像她那樣愛你了。父親說,是不會有了。悲傷說,你再也聽不到她唱《當我們年輕的時候》了。父親跪下來,說,我投降,你饒了我吧……

  瓊·狄迪恩在女兒和丈夫相繼死去之後寫了《奇想之年》一書,她說悲傷像風暴中的浪濤,打得你膝蓋發軟,眼睛昏黑。也許在一波巨浪平息下來的間隙,父親去打印了那張母親的照片,放到錢夾裡。走出臥房時,他是個剛從海嘯中倖存下來的人。

  年輕人也許可以從失去中找到意義,在治癒中得到成長,他們的面前還有著很長的路和其他的愛。對於九十一歲的父親,失去相濡以沫近七十年的老伴,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令人絕望的事。從母親確診到十個月後去世,從她去世到今天,父親到底有過多少幸福的時刻使他如此頑強地生活?當他從折磨中得到喘息的時候嗎?好比黑夜後黎明的曙光,好比嚴冬後萬物的復蘇。

  好比七十年前,在前景最無望的那天,他得到了母親愛的誓言。

  「肅反運動」中,父親和幾個好友被打成「胡風反革命小集團」,被揪出來在全校批鬥。因為共青團領導知道父母在戀愛,母親被點名要求在大會上揭發父親。眾目睽睽下她渾身發抖臉煞白地站起來,只說了一句話:他們都是好人。

  母親在筆記中這樣寫過:「……那時我和陳星榮好,但關係尚未明確,想等兩年再說。我見他坐在角落裡寫著什麼,就走過去問他。他輕聲說:寫交代。我問:交代什麼?他放下筆說:他們要我回憶出所有幹過的壞事、醜事,並交代當時的思想活動,不論事件大小,再小的也不許遺漏。我想安慰他,但所有安慰的話都顯得蒼白。我們才二十出頭,正是人生最燦爛、最有朝氣的年齡,進了一流大學,將來成為好醫生,治病救人,無上光榮。可現在他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成了階級敵人,將受到怎樣的鎮壓和發配?這一生的日子將怎樣度過?那一刻我就做了決定,跟他說:不要交代了!你放心,不管他們把你打成什麼,我只嫁給你!他似乎有些吃驚,接著就哭了。我們抑制不住愈來愈響的哭聲,忘記了這是在圖書館。但是周圍座位上,坐在磨砂玻璃擋板後面看書的人始終保持肅靜,默默地給了我們同情和支持。」

  我很難想像父親大聲哭泣,那該是什麼樣的幸福啊。也許這就是真正意義上的幸福——它的前提是足夠的痛苦。父親錢夾裡的照片,就是那時的母親。

  整理母親的櫥櫃時,我發現一個文件夾,上面寫著「妹妹資料」,裡面是我一九八一年申請出國的文件和信件。其中有一封父親為我寫給有關領導的信,密密麻麻三頁紙,寫在華山醫院的信箋上,一共修改、抄寫了四遍。我完全忘記了這回事。我的申請遇到了阻礙,得不到批准。當時父親在紐約做訪問學者,為了我的人生能有更開闊的地平線,他特地提前回國來幫我奔走。信寫於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我於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六日飛往紐約。那天父親說,你今天下午走吧?我睡午覺不去送你了。我說,哦,那我不吵醒你。

  留學四年後回家,父親照例沒有去接我,但是我出現在他面前的那一刻,他情不自禁將我一把抱起來。我雙腳離地懸在他的懷抱裡,片刻,感到驚喜、幸福和莫名的尷尬。那是我成年以後他唯一一次抱我。父親從沒說過,不過我知道他一定是非常想念我的。

  又到了離開的日子,我和父親一起無言地吃早飯,他吃兩個雞蛋白,喝一杯西瓜汁,然後吞下每天早上該吃的藥和維生素;我吃兩個蘋果喝一瓶酸奶,再把他給我的維生素吞下去。早飯後他就回到電腦前看腦部核磁共振的圖像,母親的健忘症給他帶來很大的刺激,使他對腦部毛細血管走火入魔。我一個人呆坐在那裡,不知怎樣讓他知道我很愛他。我與父親有太多沒說的話。

  朋友在微信裡建議:「你給他留張條子,回憶些過去難忘的細節,放在他會看見的地方。」我回:「好的,我試試。」

  我沒有給他留條子——又一次屈服於慣性,還是天性?

  飛機開始升高,窗外漸遠的燈火和漸厚的雲層仿佛奇妙的海底世界,父親大紅色的泳帽出現在我的腦海,它在水裡時而浮起時而沉沒,不管池子裡人多人少,不管他遊到哪個角落,我都能從眼梢看見那團紅色。不知父親有沒有留意我的藍泳帽,感覺到某種心照不宣的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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