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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記得一九九九年我到達紐約的時候,理察·基爾和薇諾娜·瑞德各自已經請了編劇來修改自己的臺詞,然後折中放在一起。圍讀的時候我聽出來劇本還是不夠好,但也想不出有效的具體方法去解決問題。我對紐約的人文不熟悉,但是如果我能有時間和精力去做資料,從中挑選出屬於故事和人物的特殊細節,讓它們發酵後成為影片生根開花的土壤,那我這個「外來人」的眼睛和由此而來的審美便可以成為一筆財富。這個「如果」沒有發生。我匆匆忙忙在兩個月裡完成了選景、置景、選角、定妝和各部門技術掌握等等工作。顧長衛的參與讓我看到新的希望,他是一個絕佳的攝影指導,跟我的溝通也很融洽,我們無疑能把最美的紐約之秋裝進片盒裡。開拍的日子到了,我就這樣在沒有一劇之本的基礎上,用漂亮的畫面拼命煽情。

  那時我對劇本的思考,總是把焦點放在男女主角一起的場次上,沒有充分關注他們各自在自己的宇宙裡扮演什麼角色,有什麼價值、什麼喜悅和痛楚。二十多年後再看《紐約的秋天》,我發現了當年思維方式的錯誤。我應該用男女主角跟其他人物的關係來賦予這段愛情人性和生活氣息,讓戀人們成為更完整、更多重的生命體。這些感情旁枝是他們關係的養料和注釋,使偶然發生的事件成為必然。

  最大的遺憾是我沒有探索和挖掘夏洛蒂跟她外婆的關係,以及威爾跟他女兒的關係。尤其在我定了扮演這兩個人物的演員之後。紐約不愧為全美國的戲劇中心,片中配角的扮演者們都是非常精彩和具有銀幕魅力的演員,他們不僅出色地襯托了男女主角,也為整部電影帶來了生命力。

  外婆多莉的扮演者叫斯特裡奇(Elaine Stritch),是一位身經百戰的百老匯演員。她有本事把一句哪怕是毫無意義、死氣沉沉的臺詞,都說得讓你駐足,對她關注。斯特裡奇首次上銀幕是在伍迪·艾倫的《九月》中演一個配角。《人物雜誌》評論:「儘管這部電影收到了褒貶不一的評價,但斯特裡奇咆哮的氣場——就像哥斯拉在壞了的電梯中一樣——不容忽視。」

  多莉在十幾年前失去了獨生女兒凱蒂,帶大了外孫女夏洛蒂。多莉曾經目睹凱蒂為威爾心碎,現在又看著外孫女重蹈覆轍而無力阻擋。片中斯特裡奇一共才五六場戲,但她每一次出場,屏幕上就生動起來。她演的多莉內心複雜、脆弱,外表卻總帶著挑釁,容不得半點憐憫。《洛杉磯時報》評論斯特裡奇在電影中的表演是「一個含蓄、微妙準確的奇跡。多莉的一生失去了很多,但她在手中一杯烈酒的武裝下,繼續直面人生」。手上那杯烈酒、身上那件穿舊了的華麗睡袍,是斯特裡奇自己設計的貫穿道具和服裝,它們不僅符合人物,而且成全和造就了人物:一個常年以獨自飲酒來麻痹痛苦的落魄貴族。電影裡的主角被人記住理所應當,一個配角能令人過目不忘是要有真本事的,斯特裡奇是我合作過的配角演員中最辣的老薑之一。

  電影中威爾和夏洛蒂經常在對話裡解釋他們的關係,用臺詞直白地談情說愛,使的都是拙勁。他們唯一打動我的對話是威爾不經意地給夏洛蒂講她母親生前的事情。那場戲的氣氛輕鬆隨意,但話題是他倆生命中共同的失去。我應該把焦點更多地拉到多莉、凱蒂和夏洛蒂這三代女人的故事上,拉到祖孫之間支離破碎的親情上。

  全片中我最滿意的一場戲,是威爾跟自己成年的女兒麗莎初次見面。威爾不認識女兒,只有一張她十二歲時的照片。當他突然收到一封女兒寄給他的信時,威爾十分詫異。原來女兒懷孕了,希望能見一面生父。麗莎跟他身邊圍著的那群女孩差不多年齡,但是面對女兒,威爾失去了他在異性面前慣性的流利和自信,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變得厚重起來。女兒的出現終於讓中年的威爾開始自省,學會愛與隨之而來的責任。父女關係與戲中主線相輔相成,應該成為威爾情感世界裡(戲份中)更重要的一部分。

  扮演麗莎的演員維拉·法梅加(Vera Farmiga)是一個凝聚力極強的演員,她能使每一個無言的停頓都充滿張力。法梅加的父母是烏克蘭移民,她氣質裡東歐女人的凝重和神秘感在銀幕上引人入勝。跟她拍完父女見面那場戲後,我依依不捨,好想每天都拍她。法梅加幾年後跟喬治·克魯尼主演的《在雲端》讓她家喻戶曉,並得到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的提名。《芝加哥太陽報》著名影評人羅傑·艾伯特稱她「是當今的電影中最溫暖、最有魅力的女性之一」。

  《紐約的秋天》裡有一場戲的景色是片名最美麗的象徵。拍攝那天,中央公園的樹開始落葉,天上下著毛毛細雨,空中悠悠地飄著一片片落葉,滿地金黃,浪漫至極。拍攝日程上本來是另一場戲,我建議臨時改變計劃,把大部隊調到中央公園拍一場戀人雨中散步的過場戲。

  製片公司和製片人因為要控制預算,一直嚴格地遵守拍攝日程,但是那天製片人看著那片景色,破天荒同意更改景點。那是劇本裡原本沒有的戲,到了現場我跟演員和製片人商量威爾和夏洛蒂應該聊些什麼。劇中的夏洛蒂喜愛艾米莉·狄金森的詩歌,忘了是誰——也可能是我自己——出了一個餿主意,讓夏洛蒂在散步時念一首詩歌。

  New York Magazine(《紐約雜誌》)對電影的評論說:「陳沖對電影節奏有一種可愛的感覺,對奢華效果有著嫺熟的洞察力,但她掉進了一桶黏糊糊的糖漿裡,爬不出來。」我那天無疑是一頭掉進了一桶黏糊糊的糖漿——在這樣一個完美的秋日,他們天南地北雞毛蒜皮不管聊什麼都行,就是不能念詩!如果能重拍,我也許會讓夏洛蒂聊聊她的外婆,或者讓威爾聊聊他的女兒——那些沒有能力交流和愛的遺憾。我也許會讓他們在這裡吵架、破裂。

  記得女兒們很小的時候,我們在北加州的海邊度假。天空佈滿了烏雲,灰色的海浪拍打著黑色的礁石,乾枯了的馬尾草在風中顫動,奇形怪狀的樹林間白霧繚繞。我站在樹林裡望著大海,想起第一次來這裡是在失戀後最傷感的時候,帶我來的朋友說,希區柯克導演的《群鳥》就是在這一帶拍的。大女兒問,我們在這裡幹什麼?我說看風景。她說,我們是小孩,你怎麼能指望我們欣賞風景呢?我詫異地看著她,半天答不上來。她簡直一針見血,沒有滄桑很難被美麗所感動。

  房間的電話鈴響起,是攝製組通知我到酒店餐廳做核酸檢測。我一出門正好跟導演撞個滿懷,他興奮地說,陳沖!我想知道你的一切!我一下不知道該怎麼回應他。導演是個伊朗裔美國人,高高的個子,一頭濃密的大波浪,黑髮裡夾著幾縷白髮,我至今只看到過他照片裡的臉,因為每次見面他都戴著口罩。他顯得很有精神,疫情正好讓他休息了一下。我沖他笑了笑說,Zal,你好啊。他繼續熱情地說,你必須告訴我,你是全組我最想瞭解的人!《紐約的秋天》?理察·基爾,薇諾娜·瑞德?我大吃一驚,二十多年前的事,他怎麼突然提起?要不是在寫那段時光,我自己都好久沒想到它了。我問,你得空穀歌了我一下呀?他說,你太厲害了,今天開會我問組裡的人,我們中間誰導演了一部九千多萬美元票房的電影?沒人說得出來,哈哈。我不好意思起來,說,這是一部挺糟糕的電影。他問,為什麼這麼說?我想了片刻說,機會到達的時候我還沒有準備好。他說,不管,有足夠的人喜歡電影才賺了那麼多錢。賺了錢製片公司一定都擁來找你吧?

  我們邊聊邊下樓梯到了餐廳。這部劇的演員特別多,除了我這個中國人以外,還有印度人、伊朗人、黑人、白人、殘疾人和各種性別認同的特別的人,大家見到導演都擁上去跟他打招呼。導演回頭跟我說,我們一定要找時間聊你的故事!

  當年的確也有不少人看好我的前景,甚至是不喜歡這部電影的人。《芝加哥論壇報》的評論寫道:「如果陳沖能為如此可預測的故事情節注入活力,那麼她很有可能在好萊塢擁有漫長而成功的職業生涯。」

  其實《紐約的秋天》一殺青,投資方之一「湖畔娛樂公司」的老闆湯姆·羅森伯格,就給我送來一隻名貴的手錶和一個劇本,邀請我導演他買下的法國犯罪懸疑片《公寓》的美國版。

  在紐約的拍攝過程中,我跟「湖畔娛樂公司」的幾位製片人經常有矛盾,氣氛從頭至尾都很緊張,很難想像再次跟他們合作。我跟羅森伯格說,給我時間考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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