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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


  記得《紐約的秋天》開拍的第一天起我就覺得不被信任,現場來了「米高梅」和「湖畔」派來的五位製片人,他們的監視器屏幕比我用的那台要大一倍,每拍完一個鏡頭他們會問,為什麼這樣拍不那樣拍?為什麼不多拍幾個景別?為什麼一定要這個角度?我覺得他們侵犯了我的「領土主權」,視他們的質疑為敵對行為,馬上採取抵抗,從此否定他們提出的一切建議,跟他們變得勢不兩立起來。每天開工,我就像一只好鬥的公雞那樣,豎著脖頸的羽毛等著跟他們五個人拼個死活。

  有一次,我需要從窗口外面拍一個由特寫拉遠到大全景的鏡頭,製片人怕在高層實景裡操作GF16搖臂難度太高,會超出演員和工作人員當天的工作時間付超時費,要求我把這個鏡頭刪了。

  與國內不同的是,演員工作時長限制不是屬於少數明星的特權,而是演員工會跟所有制片公司達成的條款協議。工會的力量在於,製片公司依賴工會成員中百分之二的明星賣票,他們的待遇與其他百分之九十八的會員是一視同仁的。副導演會掐分掐秒算好組裡不同演員的時間,到點放人。吃飯的鐘點也是嚴格控制的,每隔六小時準時放餐,在特殊情況下有「寬限」——我忘了是多少分鐘。在這種情形下,副導演會大聲警告各部門:我們進入了「寬限」!《紐約的秋天》攝製組的工作人員如果工作十四小時以上是一倍半工資,十六小時以上是雙倍工資。我們在冰島的化妝組,每天八小時以外是一倍半,十二小時以外是雙倍工資,比《紐約的秋天》時代又有所改善。

  按《紐約的秋天》那天的拍攝計劃,工作人員可能會有超出十四小時工作時間。萬一超出十六個小時的話等於加了一天的預算,那是製片人的獎金。他們問,你為什麼不能停留在特寫上,然後接外面的鏡頭?我說,男主角的感情需要在這個時候以這個方式延伸,我必須得拍這個鏡頭。我們為這個鏡頭一直爭吵到我說,你們開除我吧。

  每當我處於「敵眾我寡」的戰鬥時,攝製組的工作人員總是眾志成城千方百計為我解決難題,幫助我實現願景。我發現紐約的工作人員專業水平是全世界一流的,他們不管分工或職位大小,都非常熱愛自己的行當。組裡週末放假,幾乎每個人都會去影院看片,週一回來上班,全在探討看過的電影,不同部門的人,留心和談論的都是其他部門不一定留心到的細節。那幾個月他們一直是我的堅強後盾。

  殺青後公司原定的剪輯師開始剪輯,我在休息的一個月裡,漸漸淡忘了拍攝期間跟製片人的衝突,研究起《公寓》的法國原版影片,考慮如何填補情節裡存在的漏洞。沒想到一個月後,初剪令我失望透頂,我又為了換剪輯師的事繼續和製片人鬥爭。我雖然偏愛犯罪懸疑類型的電影,但還是決定謝絕了《公寓》。

  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完全不記得當時我們有什麼原則性的分歧是不可以互相交流解決的,我也完全能站在製片人的角度,理解他們的責任和擔憂,畢竟那是我第一次導演這樣規模的美國電影。哪怕他們提出的十條建議裡只有一條是可採取的,也是對影片、對我有益處的,何況他們對美國文化、紐約文化比我熟悉很多。我懷疑,我對製片人僵硬的態度,更多是出於我自己的不安全感,覺得他們的言行威脅到我的自信和威望。智慧的到來永遠太晚。我有時驚訝這輩子怎麼犯了這麼多愚蠢的錯誤,儘管大多數都是本著最好的願望,花了最大的努力犯的。歲月讓我變得寬容了一些,不再像過去那樣鞭撻自己。我想起曾經讀到過的一句話,忘了是哪個哲學家寫的,「如果我們的心足夠大,大到能夠熱愛生活中所有的細節,我們會發現每個時刻都同時是給予者和掠奪者」。

  晚飯後,我和組裡的兩個演員在酒店後面的篝火旁聊天,湖畔偶爾傳來冰塊斷裂和摩擦的響聲,白天被太陽融化了的冰正在重新凍住。坐在我一旁的萊恩,是一個先天殘疾的同性戀男孩,他的骨架畸形,雙腿幾乎不能行走。他說這個月他會在華盛頓市上演一齣自編自導自演的話劇,是自傳體的,其中有一段講述了他在同性戀酒吧的經歷,因為萊恩畸形的身體,沒有人願意搭理他。有一晚,那裡一位渾身肌肉的吧台舞者,看到客人們一再用厭惡的態度對待萊恩,便到他身邊獻了一支極其性感的舞給他。這支舞像探照燈一樣,為蒙昧的人照亮了萊恩的人性。從此,酒吧裡的人對他另眼相看,慢慢地也有人跟他約會了。

  坐在我另一旁的是一位叫佩嘉的年輕女演員,她說在夢裡她總是男人,從很小她就知道自己的性別認同跟生理性別不一樣。我問她,你想做變性手術?她說不是,只是一想到自己不能做男人就很傷心。我又問,你被女性吸引嗎?她說不是,她的性別認同更像是個男的同性戀者,但是她不想給自己貼任何標簽,不想被別人歸類成某一種人。說著她的眼淚湧進眼眶,從她漂亮的臉頰淌下來,她明顯在受折磨。就在兩天前,她還給我們看了照片裡她健美溫柔的丈夫,他們是在兩周前結的婚。

  我跟他倆說,我回去一下就來。房間裡,從報紙上剪下來的評論文章散在我的書桌上,我拿起《洛杉磯時報》的評論:「《紐約的秋天》是好萊塢黃金時代那種浪漫愛情片,陳沖乍一看似乎是個不太可能的導演人選。她的第一部作品——淒涼而又精緻的獲獎片,是關於一個年輕女孩和她在『文革』期間的悲慘命運。但在她的第二部作品中,陳沖證明了她便是《紐約的秋天》的理想掌舵人。她以嫺熟的技巧拍攝了一部值得認真對待的電影,對演員的指導也熟能生巧。表演過《末代皇帝》中婉容的她,深知美麗與脆弱的結合是多麼的不可抗拒。時尚且製作精良的《紐約的秋天》,不免會讓一些人覺得它是一部油光鋥亮的肥皂劇。但事實上,這是一部經典的女性電影,也是一個男人在經歷了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愛情後,脫胎換骨的精彩寫照。」我想起丈夫二十年前說的,報上說好的就是你,壞的就不是你。其實,好的、壞的都不是我。

  當時覺得這些影評是天大的事,好像全世界都在評判我。其實根本沒人在意,人們都卷在自己的旋渦裡,上班、做愛、高考、寫詩、貸款買屋,就像宇宙按照它固有的規則運行著。也許在億萬光年外,某顆垂死的恒星正在瘋狂地旋轉,把周圍時空扭曲成一口虛無的井,並將一切吞噬。四十億年後,我們的太陽也會如此。在生命的原子返回星塵之前,唯一不朽的只有此刻——我們活著的每一刻。

  我把這些發黃的紙片扔進篝火,星星點點的火光飛起來。萊恩和佩嘉問,你燒掉的是什麼?我跟他們講了我的紐約故事,比起他倆的事顯得那麼不足為奇。三月份是冰島北極光出現最頻繁的時候,我們時不時仰望,頭頂的一長條白色的雲,向地平線落下來,它漸漸有了隱約的綠光,我們興奮起來,十幾秒鐘後它又綠得更深了一些,然後就失去了色彩。他倆歎息。我說夜還年輕,我們還有希望。

  我挺幸運的,摔了這麼多跟鬥還沒有傷到元氣。半個世紀前曬臺上的「妹妹」,透過我日益衰老的晶體,望著天空變幻莫測的北極雲彩,仍然在夢想,在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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