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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一天我們拍一場在大雨中趕馬的戲,需要百來匹馬和消防車。紅原縣沒有這麼大的馬群,也沒有消防車,製片組聯繫了別的縣的牧民把馬群趕過來,再從成都調來了兩輛消防車,用來下雨。我們一早趕到山谷底的景點,那裡是一片沒有葉子的紅柳林,林間流過一條潺潺的小溪,跟多日來草原的景象很不一樣,讓我耳目一新。

  馬群遲遲不到,牧民本來說兩天可以把馬趕過來,那應該就是今天上午。不知道他們在哪裡,發生了什麼事,或者是否乾脆不來了。那是個沒有手機的時代,我們無從得知。我跟演員排練戲,副導演排練下雨。早上等到中午,吃完飯接著等。我望穿雙眼地看著遠方的地平線,組裡好多工作人員坐在地上打盹,眼看一天要過去了。終於,地平線上似乎冒起了塵煙,副導演用手提喇叭喊醒大家,各就各位。所有人翹首以待,馬群從天邊向我們跑來,蹄聲好像從地殼下面傳出。製片組的人跟牧民抱怨說,講好了上午到的,現在都下午四點了。那幾位牧民風塵僕僕,高高興興地說,是的是的,我們到了。

  膠片時代拍戲,一般每天把當日曝過光的膠片(熟片)送去洗印,次日看樣片。如果不看樣片,也會從洗印的地方得到對膠片技術上的反饋。洗印對我們來說是個難題。每個星期,製片組的同事帶著紅色膠布封好的膠片盒,乘車到成都,第二天乘飛機到上海。這一盒盒都是心血,我唯一可信任的人就是父母。他倆一輩子謹小慎微,但在我走投無路的時候,他們挺身而出,毅然答應幫我把熟片送到香港,再把洗印完的樣片帶回上海。

  在紅原縣最後一天的拍攝是一個月來最艱難的,那是一場雪景,但草原上已經沒有了任何積雪,Pan和美術組的人連續工作了四十八小時在地面上鋪了厚厚一層(尿素)雪,沒想到被一場大雨沖跑融化了。他們精疲力竭,尿素也不夠用了,但是必須重新再把現場建好。他們在離攝影機遠一些的地方鋪上了「米菠蘿」的泡沫雪。

  一切就緒,鼓風機吹起,高臺上撒下「大雪」。暴風雪中一盞歪斜的路燈在雪地上畫了一圈黃黃的光,像舞臺上的聚光照在文秀昏倒的身體上,老金在大雪中把她抱起,向草原走去,一滴滾燙的眼淚滴在文秀的臉上,她睜開眼,慢慢伸出手替他擦乾。他們的背影走出光區消失在茫茫大雪裡。這是一幕歌劇,一首挽歌。已經累得麻木的我被深深打動。

  突然,這份感動被兩個憤怒的牧民打斷,他們手裡拿著兩隻血淋淋的犛牛胃,裡面都是白色的米菠蘿泡沫。他們要求我們賠償犛牛,還要求我們馬上把草原上的「雪」清理乾淨。想到犛牛是他們的生計,草原則養育著那裡所有的生命,我感到深深的負罪感,馬上答應了他們的要求。這時候從下午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的工作人員,也因為過度疲勞和饑餓跟製片部門衝突起來,眼看就要打人了。什麼叫「內憂外患」,我算在那一刻領教了。

  拍完後我把一切交給製片部門,回房拿了箱子離開。坐在車上,望著漸遠的原野和雪山,我感到一陣釋然,接著一股莫名的留戀油然而生——人總是對受過磨難的地方和事情記憶最深,也最有感情。

  我回到上海的第一件事是到自己的「娘家」上影廠,跟當時的老廠長商談租攝影棚拍帳篷內的戲。他是老一輩的、還記得我少年時代的人,一個毫無官腔和官僚作風的人。他似乎看出我的難言之隱,但還是同意幫助我,他建議我們在下班鐘點後進棚,上班鐘點前離開,這樣可以少一些麻煩。

  我和主創一起在上影廠小放映廳看了第一批樣片。由於我們在野外拍攝各方面條件太差,裝卸膠片的時候片門進了沙子,許多地方膠片劃了道;然而,銀幕上那條熟悉的地平線,天上變幻莫測的雲彩,還有那些特寫——唇須上那顆顫抖的汗珠,手指尖輕輕的碰觸……令我看完後悲喜交加,難以平靜。

  要在攝影棚裡拍的都是洛桑和小璐在帳篷內的重場戲,在一個禮拜的拍攝計劃裡,他們的人物將發生脫胎換骨的變化。記得進棚的第一晚拍的是場裡來的供銷員和文秀的戲。小璐比起我半年前初見她時成熟了許多,她把人物天真無辜、情竇初開到欲望的喚醒演得微妙而複雜,十分動人,讓我讚歎不已。文秀的寂寞被打破,她的毀滅開始了。

  帳篷內有些裸露和情愛的鏡頭,小璐少女的身體非常切合影片主題,很難代替,但是她不肯演。現在想想那是多麼情有可原的事,我當時真像個無情的「後媽」,太為難她了。副導演找來一位替身演員,沒想到她是個「大師」級的,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她嚴肅得體,落落大方,聽完要求就開始穩重地脫衣服,沒有半點扭捏,也不刻意回避旁人的眼光,始終平和禮貌。她沒有任何閒聊,只談工作,時時刻刻保持著統一完整的人格,得到全組人的欽佩和尊重。她離開後,我問副導演是從哪裡把她找來的,他說是某個藝術學校的老師。

  戲裡文秀的衣服會被粗魯的手扒掉,所以這些衣服必須是有情感記憶的。文秀的父親是個裁縫,Pan在設計服裝的時候,為文秀設計了用花布碎片做的圓領衫和母親織的毛衣。電影開場的時候,父親在縫紉機上用邊角料為文秀踩了這件圓領衫,它是父愛;毛衣和上面的針腳花樣,是母親的用心——文秀是個父母疼愛的孩子,現在這些衣服被扯掉便更不堪入目。這樣的細節從觀眾的眼簾進入潛意識,他們意識裡感受到的是演員的感情。回想起來這些都是我對細節的啟蒙教育,每一個選擇,都會使你的電影更令人信服或者出戲,更令人回味或者乏味。

  Pan在景片安置了無數的小燈,那是帳篷門窗看出去的星空。放到今天,只要想得到,技術上都能達到,想哪兒有星星哪兒就有星星,要做的決定只是判斷它們在為電影加分還是減分。但是當年那些燈泡很難控制,弄得 Pan和他的手下焦頭爛額。攝影部門開始抱怨,說,太假了,難看死了,還不如不要了。這片「星空」襯托帳篷內污穢的行徑,這個童話式的敘事風格是我們的初衷。在做出利弊衡量和決策的時候,我想如果一定要出錯的話,我寧可錯在為完成初衷的努力中。

  我們每天下午六點進棚,我帶著演員排戲、走位,各部門看完排練後,各就各位開始工作。演員去化妝梳發、換服裝,我和副導演、攝影師討論機位、鏡頭分切,安排當天的拍攝順序,Pan也經常跟我們一起討論,建議構圖。當年的膠片寶貴,不像數碼時代可以把一整場戲從每個角度從頭拍到尾,後期讓剪輯師來「分鏡頭」。確認機位和順序後,置景組道具組調整佈景,燈光組佈置燈光。現場準備完畢,演員再次帶妝排練,然後實拍。記得我的監視器非常小,比現在的手機大不了多少,清晰度也很差,實拍的時候我經常是直接看現場的表演,而不是通過監視器。演員先走戲後化妝的程序,是我從美國攝製組學來的。國內當時一般是演員直接進化妝間,化完妝才開始走戲,有時候機器架好了,演員進景後會完全顛覆導演和攝影的設計,一切只好重新做過。

  攝製組一般在早上七點收工,每天凌晨四點左右工作人員就有點像僵屍了,走路眼睛直愣愣的,開始出現各種奇怪的錯誤。整夜拍戲的確違背了進化論,人類不是夜行動物。

  棚內戲還剩兩晚的那天,我在睡夢裡接到上影廠的電話。老廠長說,他能為我做的就是完成今晚的拍攝,我必須在明天早上拆景撤走。我說我還有兩個晚上就拍完了,能不能延長一天?他說絕對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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