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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我們在棚裡已經工作了五個晚上,一切進入了良好的狀態,跟主創開會後,我們決定把兩個晚上的內容在一個晚上拍完。

  我們提前進棚,緊鑼密鼓地開始工作。突然攝影組發現了新的問題:膠片只夠一個晚上的內容,新的膠片要明天才能取到。怎麼辦?有趣的是,在類似壓力下,我腦子裡總會出現大慶油田鐵人王進喜的話,「井沒壓力不出油,人沒壓力輕飄飄,我們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小時候學校組織我們去看一部關於大慶油田的電影,裡面這句臺詞我曾反復在作文裡用過,成年後這些革命口號還會不自覺地從腦子裡冒出來。那天晚上,我們掐著秒表拍戲;精確計算出每個鏡頭不能超過多少米膠片,短一些的鏡頭用剩下的片頭來拍,一尺都不能浪費。也許是「被驅逐」的危機感使我們的腎上腺素大量分泌,全組人都比往常思想更集中,凌晨四點的「僵屍」狀態也不見了。我們終於在早上六點半拍完了計劃內所有的內容,膠片也剛巧用完。我充滿感激地望著一張張疲勞而釋然的臉,這個集體又跟我一起渡過了一個難關。

  攝影棚裡的戲結束後,我們開始拍攝一切還未發生的部分——家園、伊甸園——文秀在帳篷裡朝思暮想卻無法回去的地方。那時組裡的人已經共同經歷了最艱苦的階段,互相之間比拍外景時更加親密、融洽和默契了。「家」搭在一個大倉庫裡,溫暖的日光照在花布碎片做的窗簾上,攝影師呂樂扮演文秀的父親,成都來的場記扮演文秀的母親,一個和睦溫馨的家庭自然地形成了。它是我「記憶」裡的家,其實也是許多人記憶裡的家,榮格心理學中的原型(archetype)。

  我從小離家拍電影,也見證了左鄰右舍離家插隊落戶,後來我到美國留學,童年那棟黑瓦白牆的房子讓我魂牽夢繞。時間長了,我慢慢意識到,人回不了家不僅因為距離,而且因為歲月,人回不了家就像他們回不到母親的腹中。記得我們在拍攝學校操場送別的時候,紅旗飄揚著,歌聲回蕩著,卡車在歡送的人群裡緩緩離去……扮演母親的演員從到現場那刻就止不住地哭,她似乎感受到某種遠古的生離死別,她是天下所有母親,所有人的家。在我僅有的幾部導演作品裡,這部電影和《英格力士》、最近的《世間有她》都是講回不了家的人。不過這是我後來意識到的,寫劇本的時候渴望還在潛意識裡。如果說,愛與失去、生與死是我一生的主題,那鄉愁也許是回旋在其中的一首歌。

  我們轉點到甘南拍攝電影中的夏季,這是我們的最後一個景點。去之前,我聽說那裡的草原是最豐美的,古詩「風吹草低見牛羊」就是比喻甘南,原著中寫了「草結穗了,草浪稠起來,一波拱一波」的景象,還有「草向這邊伏去時,露出一片黃色的花,草伏向那邊,花便是紫色的」,令人嚮往。我們到了甘南後才發現根本沒有那樣的草地,也沒有我們想像的野花,據說到八月盛夏可能會有。也許所有文字裡的景象在現實裡都是不存在的,它們都是某種心情和幻想,某種願景。文學,連同音樂和繪畫,是最初的「元宇宙」,我曾經、仍然在其中漫遊。人們以為全新的、奇異的「宇宙」,其實是原始的東西,人性的一部分,AI只是為大眾省去了自己的想像力。所有的科幻都是一種懷舊。我扯遠了,而且還那麼武斷,讓我重新回到甘南的記憶去吧。

  我們大本營駐紮地叫夏河,旅館的名字很好聽:白海螺。不知是否因為離青海湖不遠。這裡是喇嘛寺重鎮,有許多遠道而來的香客,還有不少金髮碧眼的西方人,街上除了賣羊肉串的,還有不少西式的咖啡廳。我們有幾天被雨下得無法拍戲,乾脆偷閒坐在咖啡廳陽臺的遮陽篷下看雨,覺得十分奢侈。組裡的人開始去喇嘛寺拜佛,祈求老天爺賞個大太陽。洛桑帶著我和 Pan去寺裡轉經,看到一個年輕的西方女子十分虔誠地繞著寺廟圍牆轉。她雙目半合,口中喃喃,手裡不緊不慢地搖著一隻轉經筒。在這片東方腹地,看到這樣的景象,非常難忘。

  美術組訂購的絹花到了,但製片組為了節省,買了便宜的一種,Pan看了大發雷霆。多少部腦海裡理想的電影,就是在這樣的湊合中一點一點付之東流的。我自己的脾氣也很烈,偶爾爆發時勢不可擋,後果像古代戰場,所以從不輕舉妄動。憋久了我會做極其血腥的夢,總是跟人用斧子對砍,砍成一塊一塊的,血流成河——我又扯遠了。那天我沒有發火,因為 Pan的眼睛裡已經冒出殺氣,渾身發抖。我們必須決定是否要使用這幾箱子廉價的絹花。甘南的幾場戲是故事中最絢爛的一段,文秀和老金的關係和睦起來,老金從內心深處開始喜愛文秀,在草坡上為她造了一個「浴池」——與影片最後的昇華息息相關的元素。我們決定插上花看看再定。

  第二天半夜三更美術組就出車去草原插花,到達現場後發現,道具組忘了把花裝進道具車。又來回折騰了四小時,才把花插上了。如果是近視眼,一眼望去那綠色草地上繽紛的野花會使你陶醉,但是我們知道內情,又沒有近視眼,一看就知是假花。我當時產生了一個想法,我想故事發展到這裡,觀眾應該被人物的命運所吸引、跟隨他們的情感線去了。如果觀眾這時在花上吹毛求疵,那絕對不是花的問題,而是我們在戲劇上失敗了。

  最後一天,雨過天晴,草地上鑽出不少真的野花,我們拍得十分順利,最後拍的是電影裡的最後一個鏡頭,文秀順草坡滾下來,慢慢睜開眼睛對老金(鏡頭)驀然一笑。拍完這個鏡頭的當天,小璐就搭一輛卡車(還是發電車?)在大部隊之前離開了。我們看著她苗條的背影從酒店門口走出去,背著一隻小書包,打開駕駛室另一邊的門,爬上去坐好。她沒有回頭,不像許多第一次離開攝製組的女孩那樣多愁善感;載著她的車遠去了,留下了兩顆為她破碎的心——一顆是美術組的,一顆是攝影組的。這兩位大小夥子在自己房間的窗口,看著這個十六歲的少女消失在公路上,哭了。

  這是後來他們的同屋說的。

  再次看到小璐是在金馬獎頒獎儀式上,她得到了最佳女主角,酒窩笑得好深好甜。我眼前出現了 Pan在鏡前為小璐造型的畫面,他打量著鏡中毛衣裡面襯衣領子和紗巾蝴蝶結的大小、顏色,跟她說,我的女主角都是得最佳女主角獎的。小璐似笑非笑地看著他,好像在想,人家演得精彩跟你有什麼關係?

  我當了一輩子電影演員,而且也是「他的女主角」之一,深知其中的奧妙。我至今記得紅玫瑰晚上彈鋼琴,振保回來把她按在鋼琴上親吻的那場戲。 Pan給我試了好幾副耳環,要求它們在我靜止下來之後,還在耳垂上微微顫動,像內心的騷動,有欲望,也有脆弱和天真。還有紅玫瑰家裡那一整牆令人眩暈的馬賽克瓷磚,令人感到一種不安分的渴望和心裡的凌亂——也就是紅玫瑰的內心。除了我的表情和形體動作,銀幕上的一景一物都在為我抒發。

  電影就是這樣一種神奇的化學變化,這也是為什麼經典的電影表演很難在其他地方複製。多好的演員,單憑自己也無法達到。記得幾年前有個真人秀,請一位年輕演員來表演《末代皇帝》裡婉容吃蘭花的戲,然後請我評價她的表演。我很同情那位演員,沒有人把她當成「我的女主角」。失去了電影本身的魔性,這場戲怎麼演都味同嚼蠟。

  Pan 還有一點讓陌生人受不了的,就是聊起他參與做美術總監的電影時,總是說「我的電影」,還有「我的電影都是得最佳影片的」。人們聽了馬上會覺得他自負得可笑,怎麼就成了他的電影了呢?而我卻十分清楚「我的電影」的意義。 Pan挑剔,很多年才接拍一部電影,他從修改劇本開始參與,經常用一年或更長的時間做資料,直到最後置景、造型和拍攝,他每天工作的時間超過組裡的任何人,他做的貢獻使每一個部門的活都更出彩,自己卻從不「搶戲」。

  兩年前,我跟 Pan一起拍攝《世間有她》,拍最後一場高潮戲的時候,我們意外錯失了一個第二天需要用的場景,他必須離開現場去重新看景定景。坐在監視器前,我猛然感到身邊的空虛,渴望 Pan能早些歸來。我沒有跟任何人流露這份情緒,順利地完成了全戲最關鍵的鏡頭。但是那天我深感 Pan是我的「另一半」,英語裡說 my better half,「我更好的那一半」。他的信念總是比我的更堅定,眼睛比我的更清晰,感覺也比我的更敏銳。他的審美不僅是一種天分和造詣,也是他的道德、思想、感情與生命本身。

  也許我已無法「客觀」地談論我的這位老師,然而世上本來就不存在一個「客觀」的視角,每一個都是主觀的。要不然怎麼會有那麼多本書,那麼多首歌,那麼多部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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