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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有時候在影院看完一部電影,我會聽到觀眾抱怨這裡或那裡太不現實了,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其實原因往往不是某個事件或者行為「太不現實了」,而是電影工作者沒有為觀眾構造一個統一並有吸引力的「現實」。藝術作品中的「現實」,都是帶引號的,它們僅存在于虛構的時空,也完全可以是現實生活中不可能發生的。只要那個虛擬的世界具備統一性和吸引力,我們就會心甘情願地放棄我們的理智、邏輯和經驗,追隨著一個穿燕尾服戴領結的兔子,去到一個美妙的無厘頭奇境。

  拍攝《末代皇帝》期間,我仿佛跟愛麗絲那樣,也遠離了自己的日常生活,掉進了另一個人生。記得我跟著貝托魯奇去北京崇文門的美心餐廳吃飯,那是當年北京最負盛名的文化客廳—— Art Deco(裝飾派藝術)式的彩色玻璃和燈具,西裝革履的年輕男侍,不標價格的女性餐牌,每個角落都散發出巴黎式的懷舊。嫻雅知性的宋懷桂女士,總是身著高貴時髦的衣服,在那裡接待我們。那些晚餐的常客有貝托魯奇、尊龍,還有製片人托馬斯、編劇貝皮羅、服裝設計艾奇遜和英若誠。雖然我們都來自不同的國度和文化背景,但是在晚餐的長桌上國界國籍消失了,我們都是人,交流著各自獨到的閱歷、思想和感情,我十分享受那裡彌漫著的氣氛。

  那時的我,尚有一些關於身份認同、國家界限的疑惑,那些晚餐讓我潛移默化地認識到,人雖然受太多自身特定文化的限制,但是有著根本的共通性——人性、靈魂、愛與恨、欲望與夢想、死亡……《末代皇帝》在全球的成功,正是因為在中國獨特的風土人情下面,深埋著人類的共通性。

  記得貝托魯奇在一次晚餐時說起過一九八四年第一次到中國時的心情,那時他在好萊塢準備了兩年的一部電影泡湯了,回意大利後看到的腐敗和犬儒讓他渴望遠離,越遠越好。他自從看過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中國》,一直嚮往那個還未曾被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污染的神秘國度。他開始閱讀中國古典文學,思考能夠在中國拍攝的電影題材。「人之初,性本善」在他眼裡是一個浪漫的概念,《末代皇帝》裡的溥儀也是這個概念的動人化身。貝托魯奇在學習和尊重中國歷史和傳統的同時,從來沒有刻意兼顧中國的視角,而是浸泡在他意大利的成長經歷中,從靈魂深處,以獨特的個人視角來創作。他讓我懂得了,我們越忠實地表達個人,作品就越具有普世性。

  這些年來,有不少人跟我提到過《末代皇帝》中溥儀登基典禮那場戲。很多導演拍過這樣的場面,卻沒有人能超越貝托魯奇在太和殿內外拍攝的這場戲。我坐在屏幕前,再一次被它震撼。

  金黃色的光照射進太和殿,巨大的龍椅上坐著無辜的溥儀,等待使他不耐煩;溥儀站在龍椅上甩動長長的龍袖,模仿著門外飄動的金黃綢緞,他爬下龍椅往神秘的金光跑去,綢緞慢慢升起,他快樂地跳起來,像追逐飛起的氣球;溥儀突然停止腳步,他和觀眾一起發現外面成百上千的人在向他磕頭;攝影機跟著他走下石階,慢慢呈現出下一層廣場上更多的人,他們跪下,磕頭,起身,再跪下,磕頭,而溥儀聽到的卻是一隻蟋蟀的叫聲,開始在人群裡尋找這個聲音……

  貝托魯奇、斯托拉羅和斯卡爾菲奧蒂這個天才的組合,把這個旅遊景點變成了一個虛構的場景。為了拍攝這場戲,幾千名人民解放軍戰士為這個龐大隆重的場面當群眾演員,這一切不光是為了讓加冕典禮更加輝煌,也是為了讓溥儀更顯幼小、無助和孤獨。這場戲的動人並非源於它千軍萬馬的製作價值,或者它完美的光線、色彩和質感,而是源于一個詩人對這個三歲孩子的惻隱之心。

  皇帝的大婚是我在電影裡頭一次出現,當我在屏幕上看到婉容戴著蓋頭從婚轎上下來時,我幾乎可以伸手去夠到那早已逝去了的青春。我忍不住想,我身上沒有任何一個細胞跟那時的我是一樣的,我們還能算同一個人嗎?記得那天我很早到了故宮,去化妝車之前副導演說,導演請你先去一下他那裡。貝托魯奇站在他的房車外,看著紫色的黎明中故宮的剪影。後來聽副導演說,在故宮拍戲的每一天,貝托魯奇都是第一個到現場。我說,早!他們說你找我?他說,我只是想見到我的皇后,這兩天忙,我沒有見到你。認真看了我一會兒之後,他滿意了,說,今天你很美,我期待今天很久了。我突然覺得感激,早上我還在鏡前擔心自己會令人失望。接著導演隨便問起我的婚禮,我說我沒辦過,他微笑著說,那今天就是為你辦的,它會讓你永生難忘。

  服裝設計師艾奇遜為這場婚禮興奮不已,他圍著我前後左右地轉,微調每一個細節,還親自為我戴上每邊三串珍珠的耳環。我們的每一件服裝都無比精緻考究,連內衣都是最好的真絲和手繡的花邊;婉容離開故宮以後的西式連衣裙是英國皇室的裁縫做的。艾奇遜每天都在現場,盯著他的演員——他視我們為他的演員。到中國後,他會說這樣更和諧,或者這樣不夠和諧。記得尊龍戲中的一頂瓜皮帽,他重做了三次,為了弧度跟臉型更和諧。這樣才華、理想、激情並茂的設計師越來越罕見,能夠遇上真的是一個演員極大的幸福。

  在故宮拍完外景部分的幾天後,我們轉到攝影棚內拍洞房。到現場後貝托魯奇跟我說,觀眾第一次看到你,是一張模糊不清的黑白小照,接著從溥儀和莊士敦的對話裡聽到溥儀嫌你老套,然後又在隆重的婚禮上瞥到一眼你的側影。現在你說的話讓溥儀感到驚訝和好奇,這時候觀眾才終於從正面看到你。我為你鋪墊了這樣誘人的期待,你來擁有這個時刻吧。

  排練時,我在十五歲的「溥儀」(吳濤)臉上印唇印,貝托魯奇在鏡頭裡看唇印的位置,然後過來指著吳濤的額頭、顴骨說,還有這裡、還有這裡。吳濤被弄得很不好意思。開機後,我開始吻他的面頰,一小口一小口地覆蓋他的整張臉,他也開始吻我的面頰,慢慢地我們找到互相的嘴唇;幾隻隱形人的手伸進畫面,小心翼翼地為我們寬衣解帶,一層又一層……拍完一條後,導演對「隱形人」說,請把婉容的領口多拉開一點,我想多看見一點裡層的內衣。再拍一條的時候,我的內衣被拉開,我繼續親吻,直到溥儀被脫他靴子的手驚到時,我才低頭看見,我的一個乳房已經完全暴露在鏡頭前。導演喊停以後,我跟製片人傑瑞米·托馬斯說,我不允許你們用這一條。貝托魯奇聽了十分生氣,他說,我本來也沒有一定要用這一條,但是你沒有權利允許或者不允許。我固執地說,請你們白紙黑字寫下來,然後簽字,不然我無法繼續拍攝。貝托魯奇說,你在侮辱我。說罷他不再理我,轉身離開了現場。其實我對自己的身體沒有那麼吝嗇,也信任貝托魯奇的審美觀,但是我正因為電影《大班》被有些人和媒體攻擊,人們認為我演的美美在洋人面前「犯賤」是賣國行為。我對貝托魯奇強硬的態度,完全是出於對此類謾駡的恐懼。托馬斯宣佈提前放午餐,我們到一間辦公室交談後,他為我寫下了承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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