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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不知是否有人看見過那條 NG 了的樣片,或許它根本就沒有被洗印出來?紅色的洞房裡,十七歲的婉容和十五歲的溥儀坐在婚床上,他們蜻蜓點水地吻著,吻著,婉容的唇膏染紅了鼻尖,溥儀漸漸陷入癡迷,幾隻戴著精緻護甲套的手,不知從哪裡伸過來,指指點點,解開他們的扣子,脫去他們的袍子,一雙手不小心把溥儀驚醒,他倆同時看見了婉容那只裸露的乳房,溥儀想起夢縈的奶媽,一股懷舊的渴望襲上心頭,婉容把衣服拉上跟他說,我們做現代夫妻吧,今晚不行雲雨之事……或許這條會更感人?貝托魯奇說過,拍攝現場永遠要開著一扇「門」,你不知道誰或者什麼會意外地出現,這就是電影的生命,現場的許多選擇來自下意識或本能的表達,只有到了剪輯間,你才會明白自己在講的是個什麼故事。那天,我武斷地關上了他的這扇門,至今遺憾。那條記錄我一個獨特經歷的膠片去了哪裡?也許它還存放在某個倉庫,也許它跟所有 NG了的膠片一起,都去了另一個維度,在那個半透明、沒有時間的地方,我們在無數條沒有被選擇的旅途上體驗著想像之外的景色和激情。

  貝托魯奇常說他是在拍他的夢。我能回想起電影裡許多來自貝托魯奇意識邊緣的情景:太監們給幼年溥儀洗澡,溥儀把水潑到一個太監的臉上,太監陶醉、歡喜地低聲叫喚;在開滿荷花的湖邊,奶媽敞開衣襟給八歲的溥儀哺乳,湖心船上的遺老遺少從望遠鏡裡看著;匿名的手隔著一層薄布,在少年溥儀的臉上、身上撫摸,溥儀沉迷在手的海洋裡;柔軟的絲綢下面,三個人體在纏綿、呻吟,畫外的火光漸起,將蠕動著的絲綢染成紅色……這些曖昧、似夢的畫面和聲音孕育著某種潛意識的、不可名狀的壓抑和渴望。有時我想,也許貝托魯奇身上有泛神論者的基因,在他的思想裡,身體與其欲望就跟樹木花草、飛禽走獸和它們的欲望一樣,既根本和必然,也具有神性和詩性。

  這樣奢華、豐厚、感官的,用光線、鏡頭、機器運動傳遞的道德(審美是一種道德),不是一般坐在辦公室裡決定電影命運的人可以想像的。《末代皇帝》在拍攝前被好萊塢所有的大公司拒絕,最終是由製片人托馬斯單槍匹馬集資兩千五百萬美金拍攝而成的。奧斯卡·王爾德說過,夢想者只能靠月光尋路,而他的懲罰便是比別人更早看到曙光。貝托魯奇是一個夢想者,他聊起電影的時候永遠用 cinema,而不是 movie 或者 film。 Cinema這個字似乎包涵了某種浪漫的色彩,它不僅是電影,也是影院,cinema所講的故事不是其他藝術方式可以呈現的,它的內容和形式完全是一回事,在敘事的同時它必須也在討論電影究竟是什麼。在今天這個數碼多媒體的世界,電影如要生存,它必須是 cinema,並且挖掘和發明新的形態。而走進電影院的人們就像走進大教堂的信徒,在那裡共享同一個夢想。

  屏幕上,身穿勞動裝的溥儀在修剪花草,他成了北京植物園的一名普通園丁。我想起一段貝托魯奇跟尊龍對晚年溥儀的探討,貝托魯奇認為,這是溥儀從皇帝到人——由蛹化為蝶的時刻,他征服了出身、慣性和恐懼,得到了某種寧靜和自信,某種昇華。尊龍說,他只是一個求生者,一切為了生存。貝托魯奇說,他還在生存中學會了去識別和享受那些無價的禮物,比方花園的鮮花、奶媽的乳房、蟋蟀的聲音……

  電影到尾聲時,溥儀以遊客的身份回到太和殿,一個男孩向他跑過來——他是故宮管理員的兒子。男孩說,你不允許到這裡來。溥儀微笑著說,我曾經住在這裡。對於男孩,這簡直是天方夜譚,而我們知道現實就是如此魔幻。溥儀帶著男孩在龍椅下取出半個多世紀前的那只蟋蟀罐,蟋蟀慢慢探出身子望著溥儀,男孩不可思議的小臉充滿奇異,一個完美的童話結局。沒有一個觀眾說過,這太不現實了,不可能發生的。

  二〇二一年,《末代皇帝》的3D版本在戛納電影節再次上映,三十四年後,當年創造它的人走的走、老的老,唯有作品的魔力不朽。正像影評人大衛·湯姆森所說,這是一部真正的史詩,然而它警覺的情感又像一隻蟋蟀那樣微小和謙遜……這也可能是最後一座偉大的紀念碑——不僅是皇帝和他們的風格,也是光線、景地、服裝和它們千變萬化的形狀。這樣拍電影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末代皇帝》空前絕後。

  看完片子,我沿著一條叫「大地盡頭」的海濱小道漫步,沉浸在遙遠的思緒中。晚霞中幾隻南飛的太平洋候鳥在水面掠過,天色漸暗,它們還在趕路——這些遲到的鳥兒。我想起一首詩叫《時間去哪兒了》,開頭的幾句好像是這樣的:

  穿過清晨的天空,所有的鳥兒都飛走了他們怎麼知道離開的時候到了?

  誰知道時間去哪兒了?

  悲傷荒涼的海岸,你薄情的朋友要永別了啊,不是薄情,是他們離開的時候到了誰知道時間去哪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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