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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靠月光尋路

  突然間,無數個片段出現在我的腦海,好像就是昨天,貝托魯奇那對笑眯眯的眼睛還看著我。第一次見面是在洛杉磯的馬爾蒙莊園酒店,那時他正在跟中國文化熱戀,我們喝咖啡,他跟我提到他喜歡魯迅,還跟我引用老子、莊子的語錄。我覺得好慚愧,他提到的作品我並未讀過。他是一個博學的人,一個詩人。回想起來,《末代皇帝》的製作像是一場八個月的婚禮,龐大熱鬧而混亂,而我做了八個月的新娘,每天等待著貝托魯奇將蓋頭掀開,又一次愛上我。他愛我們三個——尊龍、鄔君梅和我,這裡面沒有性的成分,或者超出性的成分,然而給我的感覺是浪漫的。拍溥儀、婉容和文繡在床上做愛的時候,他說:「我好想鑽進來跟你們一起。」然而,他的語氣神態毫無半點猥瑣。我看得出來他真的好想,就跟一個小孩很想要一盞阿拉丁神燈一樣。有幾次,佈置燈光、加軌道等等花了好長時間,我有點等得不耐煩了,他笑眯眯地跟我說:「我在向你示愛,這是一個很大的舉動。」他望著你的眼光讓你把你最好、最美的一切給他。他在喊停時的那一聲「Bellissima(小美人)!」總是給我莫大的幸福感,因為我知道他有高貴的審美觀。

  他微微皺著眉頭,眼睛裡卻含著微笑,傍晚空曠的故宮,石板上咚咚的腳步聲悠悠地回蕩,夕陽躲到太和殿后,天漸漸暗下來……

  ——緬懷於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深夜,空蕩的羅馬屬於野貓,它們追捕獵物、發情叫喊、玩耍或者廝殺,眼睛像夜空的星星閃爍。我們——尊龍、阪本龍一、鄔君梅、我和另外幾個演員——在野貓的地盤上漫無目的地遊逛。

  記得我們是從貝托魯奇的家裡開完晚會出來。月亮又大又圓,我們被某條陌生的鵝卵石小巷所召喚,走了進去,直到黎明,我們才從迷宮裡鑽了出來,看到遠處台伯河顫動的水映出一抹淡淡的天光,我們拖著太多欣快後疲憊的身體,跨過歷史悠久的切斯提奧橋,回到酒店。羅馬是我們的最後一站,在長達八個月的拍攝期間我們朝夕相處,拍完這裡的戲,我們的大篷車就要散夥了。

  《末代皇帝》上映後在全球反響強烈,好評如潮,並在次年得到奧斯卡金像獎九項提名。頒獎儀式前,穿好西裝打好領結的貝托魯奇到我的房間來看我,他說,我從來沒有這樣緊張過,這太可笑了。醫生已經給我吃了 Beta Blocker(β阻滯藥),這樣我的心不會從喉嚨裡蹦出來。我說,今年的提名電影我都看過,它們都只能追在你後面吃你的灰塵。他笑了,說,十四年前我因為《巴黎最後的探戈》提名過最佳導演,那時沒指望得獎,只覺得奧斯卡這種事是個陷阱,現在突然感到離它近了,就情不自禁地往裡跳。

  我問起他在拍《巴黎最後的探戈》時,跟馬龍·白蘭度的合作,他便感歎起白蘭度和空間的關係。他說,我們一般人都被空間所主宰,但白蘭度不管到哪裡都主宰著空間。我自己是需要相機才能主宰空間的,但白蘭度不需要相機、不需要筆、不需要跑車或雜技團的飛人秋千,什麼都不需要。即使他絕對靜止——比如坐在椅子上——他也主宰周圍的空間,這個太難得了。

  《巴黎最後的探戈》在美國上映時,被評定為X級,電影引起很大的爭議,貝托魯奇跟女性的關係也是探討的話題。記得他跟我講過諾曼·梅勒小說裡的一個故事,一個作家和他的女朋友在街上散步,他在一個便箋簿上記錄她所做和所說的一切,這讓她很惱火,他就停下不寫了。然而,當她走在他前面的時候,他又寫起來,女朋友發現了就跟他大吵。最後她離開了他,他很沮喪,上街獨自散步,為了安撫自己,他又開始在便箋簿上寫。貝托魯奇說,這就是我們愛電影的人愛女人的方式,註定在施虐與受虐之間掙扎……

  去會場前我跟他說,過會兒你身邊會很熱鬧,我也許就沒有機會告訴你了,我能成為這部電影的一分子,覺得很幸運,謝謝你。他想了想說,我跟你坦白一件事吧,初次見你的時候,我擔心你的儀態太美國化了,還講著一口純正的美國腔。我說,你知道嗎?美國有個說法,「You can take the girl out of Chinatown, but not the Chinatown out of the girl(你可以把女孩搬出唐人街,卻無法將唐人街搬出女孩)」,同樣,你可以把女孩搬出中國,卻無法把中國搬出女孩。貝托魯奇笑著說,後來我發現的確如此,那時《大班》正好在羅馬上映,那部電影也是在中國拍的,但拍得那麼不好,你還被配了意大利語的音,我就想,我的皇后啊,你怎麼成了這樣。後來我在洛杉磯跟你見了許多次,在你沉默的時候,在你不經意的舉手投足間,我確信了你就是我的皇后——我的女高音。我很幸運。

  貝托魯奇是帕爾馬人,那裡誕生過最偉大的歌劇音樂家威爾第,貝托魯奇曾經在一篇採訪裡說過,《末代皇帝》對他就像一出古老的意大利歌劇,我和尊龍是他的男女高音。這部電影具有歌劇傳統的時空提煉,歌劇傳統的情感昇華,它比起「現實」更像童話或者寓言。

  在頒獎儀式上,《末代皇帝》的主旋律響起九次,每次聽到我們的心情就跟音樂一樣澎湃起來。通常得獎人上臺總是有一連串的人名要感謝,但是在得到「最佳導演獎」後,貝托魯奇的感言裡只感謝了中國人民、他的皇帝尊龍和皇后陳沖。他的感言裡還有一句話,也是奧斯卡獎臺上絕無僅有的。他說,如果人們稱紐約為大蘋果的話,今晚好萊塢對我就是大乳頭。所有人都很驚訝,我卻特別欣賞其中的詩意和幽默。記者問他,你這句感言什麼意思?他笑了,說,今晚我暢飲了好萊塢的奶,懂了嗎?他就是這樣一個連奧斯卡感言都不落俗套的人。

  奧斯卡獎之後,我只見過貝托魯奇一次。我在英國拍的《特警判官》在倫敦首映,我跟其他演員一起上臺和觀眾見面。下來後,看到他向我走過來,還是那雙會笑的眼睛。我已經多年沒有跟他聯繫,完全沒有想到他會出現。他說他正好在倫敦,聽說我在,所以過來了。從《末代皇帝》到我們在倫敦見面期間,貝托魯奇導演了《遮蔽的天空》和《小活佛》,無論從票房、評論到榮譽都遠不如《末代皇帝》,在同一段時間裡,我演了《壯士血》《驚爆轟天雷》《龜灘瀝血》《雙峰》《天與地》《誘僧》《金門橋》《紅玫瑰與白玫瑰》《絕地戰將》《黑色追殺令》《狂野邊緣》,其中有一些我連角色的名字都早已忘記,也有幾部是值得我驕傲的作品,但它們都無法跟《末代皇帝》相提並論。貝托魯奇望著我說,歲月很善待你,你還是美麗的。我說,我十分喜歡《遮蔽的天空》。然而我們都知道,我們的軌跡在紫禁城裡交錯的時刻,是他的導演生涯和我的演藝生涯中光芒最盛的一刻,我們在餘暉的籠罩下,一切盡在不言中。我想起電影《卡薩布蘭卡》裡的臺詞「我們永遠擁有巴黎那段時光(We'll always have Paris)。」——我們永遠擁有紫禁城裡的那些晨曦和暮色。

  寫到這裡我突然感到一股衝動,起身去翻找出《末代皇帝》的碟片,拉起窗簾重溫一遍。

  火車頭轟隆轟隆進站,戰犯在一股白煙裡擁下車來,這裡幾乎沒有色彩,只有光影;溥儀在洗手間鏡前割腕自殺,鮮紅的血流淌到水池裡,影片第一次出現了色彩;紅色大門打開,穿著盔甲的朝廷衛士威武地騎在馬背上,身後跟著舉燈的、抬轎的人馬;正襟等待的女人聽到門外的動靜,回頭,一個熟睡的孩子被叫醒,他哭喊媽媽,撲進女人的懷抱;橫移鏡頭跟著手抱孩子的母親穿過長廊,前景騎在馬背上的朝廷士兵滑過,她轉身朝鏡頭走來,再次轉身,她逐漸被前景士兵的身影遮擋住,士兵突然跪下,母親已經走到轎子前停下……

  我頭一次去現場那天,攝製組正在拍這場母子離別。街上陽光燦爛,棚內卻在拍著夜景。一踏進攝影棚我先聽到不同語言的說話聲,然後眼睛才適應過來。副導演在調動群眾演員的位置,攝影助理和場工在鋪軌道、裝搖臂,燈光組在架燈,導演貝托魯奇坐在攝影機後排練機器運動的節奏,攝影師斯托拉羅在對講機裡輕聲指揮著燈光的微調,服裝造型師艾奇遜在調整「溥儀母親」的領口。一片既熟悉又全新的混亂,令我心曠神怡。

  演「母親」的演員是北京飯店的一位滿族服務員,我們攝製組在那裡下榻,導演看到她服務員制服下的高貴氣質,就選中了她,演完《末代皇帝》她又回到自己原來的工作崗位。電影裡扮演莊士敦的司機的男青年,原來是一個專業駕駛員,但是因為發生了人命事故永遠不能再開車了,他氣質裡那種悲劇的凝重,使他無比英俊的臉龐更令人難忘。

  那個年代我們還能在日常生活裡見到非常好看的人——護士、大夫、工人、老師、賣菜賣肉賣米的人,他們的出現好像那些自然界小小的奇跡,讓我們平淡無奇的日子漾起層層漣漪。記得我八九歲的時候,在奶奶家看到一位二十出頭的表孃孃,我簡直無法把眼睛從她臉上移開,那是我第一次被美麗的容貌震撼。表孃孃從上海第二醫學院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因出身不好分配去了江西,在去的路上因火車翻車成了殘疾,回滬在一家簡陋的地段醫院工作。我多次聽到父母感歎,多可惜啊,浪費了。也許正因為「浪費了」,她曇花一現的驚豔在我的心靈出沒作祟,隱隱作痛。現在的美人們從普通生活和工作中消失了,她們的「美」被嚴格管理、包裝和完善後,在我們所期待的虛擬時空裡展出——銀幕、屏幕、雜誌、廣告牌,一點一滴都是資本,不會被「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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