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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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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過去了,我打開封存多年的紙箱,尋找當年的照片,我看到一張當地的報紙,標題是《從女遊擊隊員到芥末仙女,這是陳沖》。「在週三即將開幕的、紐約州立大學新帕爾茨分校的《仲夏夜之夢》裡,如果你仔細看的話,會在雅典魔法森林的仙女中發現一位電影明星。她的名字在這裡不是家喻戶曉的,至少現在還不是,但如果二十歲的陳沖如她所願,會讓你記住這個名字,而且就在不遠的將來。」在採訪裡,我無比自信地介紹了中國電影的發展。我對這個採訪毫無印象,也完全忘記了在二十歲的時候我曾說過有當導演的夢想。那個不可磨滅的恥辱像日全食那樣遮擋了那段記憶的亮光。寫這段文字,是我第一次跟別人提到這件事。醫務室的白簾子、日光燈、鋪了白紙的藍床、赤身裸體的我和兩個穿白大褂的男人,在事發時它們似乎只是在我知覺的邊緣,模糊、扭曲。此刻從潛意識裡重新浮現出來,一切變得刺眼的清晰。 W每週給我寫信,每一頁紙都是柔情和思念。他畫了圓明園的素描,在背後寫了他想帶我去那裡,抱我吻我。一天我接到他從夏威夷寄來的信,說他到了美國本土,接到信的第二天他突然出現在我的宿舍,我驚喜到叫出聲來。那是冬天,我們戴著圍巾帽子手套在校園裡散步,走到一個高坡後面,那裡有兩個孤零零的秋千。他坐上去,我騎在他的腿上,把我們凍得發紫的嘴唇貼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擠在一個男同學的寢室裡過夜。第二天我半夢半醒中感覺到他在吻我,他的手在被窩裡撫摸我。窗外晨光熹微,我們看著對方的眼睛,沒有說話,只是饑渴地呼吸對方的氣息……然後他就走了,去中部一個城市學習。 感恩節和聖誕節長假,我穿著哥哥給我的貂皮大衣,坐兩小時長途汽車到曼哈頓去。總是有許多好奇的眼睛盯著我,他們沒有見過二十歲的學生穿這樣雍容華貴的衣服,尤其是在公車上。 我每次到曼哈頓,都住在父母的朋友家。他在曼哈頓東 73 街有一棟五層樓的公寓房,我至今記得門牌號是107,在公園大道和列克星敦大道之間,郵編號是10021,那是全美國最昂貴的地區。朋友是一位老醫生,雖然學的是西醫,開的卻是中醫診所。據說他最擅長的是治療性無能,病人從世界各地飛過來看他。診所在一層樓,醫生的私人秘書住在二層,他自己住在三層,四層和五層平時空著。我和母親到曼哈頓,也住在二層。那裡的家具都有些辦公室的味道,還堆著各種醫療設備,不像個過日子的樣子。後來我才知道,這是為了稅務局來查的時候,可以把整棟樓的一切費用都作為工作開銷。 一天,L到醫生家裡來看我,他是我原來上外的同學,那時在哥倫比亞大學念法律,我們聊了一會兒他突然說,你戀愛啦?還是失戀啦?我完全沒有想到自己是那麼的透明,我正著了魔地思念著W。可我跟他一共也沒見過幾面,互相也沒有過任何許諾。我不響,L也沒有再問,他說,我帶你出去玩玩。 L很小父親就遺棄了他母親,去香港發了財。他雖然討厭父親,但不得不穿上父親送給他的開司米大衣。我們倆就這樣穿著名貴的大衣,優雅地走在紐約第五大道上——倒不是愛虛榮,而是只擁有這兩件可以抵禦寒冷的衣服。我們從繁華的第五大道,拐進一個小巷子裡。L有兩個朋友,是一家西餐廳的中國廚師。廚房後門在巷子深處,L 的廚師朋友端出兩張紅色的塑料凳子給我們坐,然後又進去拿來兩盤剛出爐的奶油焗龍蝦。幾年後坐進餐館裡點奶油焗龍蝦,卻再也沒有那些日子在穿堂風裡,用手抓著吃那麼香了。 吃完龍蝦,我們坐地鐵去了格林威治村的一個電影院,那裡專放剛剛下檔的電影,兩塊美金看兩部。記得我們看了《印第安納·瓊斯》和《焚身》。《印第安納·瓊斯》是一部天馬行空、節奏緊湊的歷險片,我沒有美國人讀類似卡通的成長經歷,所以它只是感官刺激,沒有回味。但《焚身》中人性的晦暗,暴力和禁忌的激情,性欲與犯罪手牽著手陷入深淵的墮落,對我意味著叛逆和覺醒。第二天我去紐約圖書館尋找關於它的評論,讀到那是以上世紀四十年代「黑色電影」的傳統拍攝的類型片。我中邪似的看四十年代「黑色電影」鼎盛期的懸疑片,沉溺在亨弗萊·鮑嘉硬漢子憂鬱的眼睛裡。通過那些電影,我又迷戀上影片原創作家雷蒙德·錢德勒的文字。他的一個理念,至今都在影響著我的創作。他認為場景和人物勝過情節,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好的情節就是能創造出好的場景及人物的情節。理想的懸疑片,是一部看不到結局仍然覺得值得和滿足的電影。 偶爾我會想,我怎麼至今沒有拍一部曾經讓我如此迷戀的「黑色電影」。也許那是一個特定年代的文化象徵,像一朵飄走的雲彩一樣不可能再回來。看到刁亦男導演的《白日焰火》和《南方車站的聚會》,影片的敘事風格和氣氛,勾起我昔日的「黑色電影」情結,讓我偏愛。 在新帕爾茨的第二個學期,我接到來自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周教授的電話。他邀請我參加北嶺即將舉行的中國電影節,為觀眾介紹《小花》和《海外赤子》的拍攝經驗。電影節期間,周教授為我聯繫到一份獎學金,暑假後我將到北嶺讀影視製作專業。 從紐約飛往洛杉磯的中途,我經停了W所在的城市。他坐地鐵到機場接我,我們又坐地鐵回他的公寓,一路拉著手。W住在一棟美國政府撥給越南和柬埔寨難民住的樓裡,屋子十分簡陋,只有一張舊床和舊桌椅,一隻小書架,窗簾好像是洗薄了的被單,牆上掛滿了日用品。我看到書架上有一本中英對照的《茵夢湖》,跟我的那本一模一樣。那是我讀過的第一本英文書,好像就是在讀了《茵夢湖》後,我相信人一生只有一次真愛。也許是想到湖中那朵可望不可即的白蓮,那段可望不可即的愛情,我有些傷感,他抱住我,問我想不想做愛。我沒有聽懂,那時我連起碼的生理衛生知識都沒有學過,也完全不知道男人女人最終要做的那件事是什麼。在他之前,欲望的釋放是本能和懵懂的,只是我一個人的事。他溫柔耐心地教我,我們長久地親吻,在黑暗裡探索,直到第三天我才看到他的身體。那時眼睛只是去了手指已經熟悉的地方,牽動了手指的記憶,靈肉合在一起。最後那天晚上我問他,我們什麼時候結婚?他問我,你現在快樂嗎?我說快樂。他說,那我們繼續這樣不好嗎? 到了加州北嶺後,周教授帶我參加了當地「扶輪社」的聚會,去找一個願意接待我的家庭。扶輪社是一個全球性的,擁有悠久歷史的組織,它的宗旨是提供慈善服務,鼓勵崇高的職業道德,並致力於世界親善及和平。我在臺上介紹了自己,然後當地扶輪社的主席上臺問大家,我們中間有沒有人能夠為這位傑出的中國女孩提供一個家。一位五十多歲的人站起來對我說,他叫李查·海德(Richard Hyde),他今天回去跟太太商量一下,希望能夠幫助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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