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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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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去的車上,周教授跟我說,他自己也曾經在臺灣的扶輪社得到過幫助,扶輪社為他航行太平洋的帆船提供了急需的物資。原來周教授是在一九五五年的春天,跟另外五個朋友一起,用了近四個月的時間,把一隻木帆船開到了美國。 故事開始在一九五四年的一天,二十八歲的周教授在臺灣基隆看到報紙最後一頁的角落上,轉登了《紐約先驅論壇報》的一條消息:「為紀念瑞典皇家遊艇俱樂部成立一百二十五周年,紐約遊艇俱樂部宣佈,將于明年夏天與瑞典人共同贊助跨大西洋遊艇比賽。比賽將於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一日從羅德島的紐波特開始,最後在瑞典哥德堡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 周教授高中時參加了盟軍在緬甸抗日,戰後在臺灣以捕魚為生。在看到那條沒人留心的邊角新聞時,他正感覺人生停滯不前,需要新的挑戰,便產生了用中國的木帆船去參加遊艇比賽的夢想。他曾在一場暴風雨中,見證過一艘木帆船征服擎天巨浪的勁頭,從此渴望嘗試風帆的魔力。臺灣的漁船都是柴油引擎驅動的,他不知去哪裡能找到帆船,也沒有遠洋的經歷,所有的人都覺得他瘋了,然而他固執地把生命裡的一切,全賭在這個異想天開的夢想上。他找到了另外五個跟他同樣瘋狂的單身漢,騎著單車分頭在臺灣各個海灘上找廢棄了的帆船,終於在一個漁村的死水裡發現了一條從福州拉鹹魚到臺灣的破舊帆船。船老大正在岸上賭博,輸得精光,周教授就拿出了自己一輩子的積蓄,再通過各方集資買下了這條五十年的老帆船。在經歷了許多繁文縟節、狂風暴雨、颱風,無數失敗、絕望、死亡的威脅和接近暴動的爭吵後,這六位年輕人終於完成了他們的太平洋之旅。進入舊金山海灣時,他們的木帆船乘著一陣強風,穿過金門大橋,跑得比所有載著海關官員、移民官員和追隨它的記者團的汽艇都快。第二天,他們的故事就被全世界的媒體報道了。他們沒有在六月十一號前趕到羅德島,錯過了大西洋上的遊艇比賽,但是他們創造了奇跡。到達美國的時候周教授二十九歲,沒有任何文憑。他開始在舊金山的一所兩年制大學,跟一群十八歲的孩子一起上課,然後在伯克利大學讀完本科學位,最終在美國西北大學得到物理博士學位。他的前半生是一場多麼浪漫和不可思議的歷險,我對眼前的周教授肅然起敬。 扶輪社聚會的兩天后,我住進了海德先生和他太太三迪(Sandy Hyde)的家。那是一棟寬敞的兩層樓洋房,我的臥房窗對著後花園。他們倆是會計師,辦公室就設在家裡,每天下午五點,他們就在家裡的酒吧台喝酒聊天,三迪總是邊喝邊開始做晚飯,我也幫著她一起做,偶爾我會做頓中餐給他們吃。除了收拾我自己的房間以外,他們從來不要求我做其他家務。我每隔兩三天就接到中部寄來的信,三迪把信交給我的時候總是說,又是他的信,他簡直不可救藥了。 海德先生的隔壁鄰居是臺灣人,在離北嶺不遠的鎮上開了一家很大的中餐廳,給了我一份領位的工作。到寒假的時候,我掙的錢正好夠買飛往中部的來回機票。 出發的時候,我太早到了機場,便去書店瀏覽打發時間。到美國後我除了讀課本以外,還沒有看過其他的書。我隨便打開一本叫《白色旅館》的書,驚呆了。撲面而來是一首瘋狂的第一人稱詩歌,女主人翁描寫了自己近似無恥的性臆想。在水災、火災、飛葉和流星的懷抱中,狂喜的身體像在刀案上撲騰的活魚,離死亡很近。我一動不動地站在書架前,眼睛飛過那些陌生的詞匯,看到一幅幅奇幻、色情、恐怖和美麗的畫面。我覺得內臟在充血抽動,幾乎錯過了登機。 《白色旅館》的敘事一層套一層,從序幕的友人通信,到第一人稱魔幻的狂言,再到弗洛伊德對女主人翁的病例記錄,我們一步步走近女主人翁——一個「不可靠敘事者」——的真實靈魂。坐上飛機以後,我從包裡拿出厚厚的英漢詞典和筆,把書頁邊緣的空間全寫滿了筆記,期待著跟 W 分享。 美國中部已經天寒地凍,W把我帶到郊外的一棟小木屋,第二天中午醒來,我看到窗外一片冰封的湖面,不見邊際。我們去湖邊散步,天上飄下雪花,悄然降落在我們的身上,我們舉起手臂驚歎袖子上一片片六角形的水晶,有的像六根羽毛,有的像六片葉子,完美而轉瞬即逝,不可複製,就像我們在一起的時光。回到屋裡,W用黃油、糖、花生和巧克力,烘焙一種叫 peanut brittle 的香脆甜品,我們圍著毯子坐在壁爐前,邊吃邊讀《白色旅館》裡的性愛段落。 從湖邊回到他的公寓後,有一天,他去了工作的地方,留下我一個人在家。不記得為什麼——也許出於好奇,也許出於無聊——我打開了他的壁櫥,看到頭頂的架子上有一隻鞋盒,裡面裝著一本日記,還有大半盒的信。我打開幾封我寫給他的信,想像他在房間裡讀它們的樣子。在我的信下面,我看到一封從北京寄來的信,再往下,我看見更多從北京寄來的信,都是同樣認真幼稚的字跡,我拆開來讀,聽到自己的心臟在胸腔裡狂跳。她思念他,思念他的手、他的唇、他的身體,她想跟他回到圓明園,她想跟他地久天長。原來他寄給我的圓明園素描,是跟她在一起的時候畫的,那天他在跟她擁抱親吻。我用顫抖的手,翻開他的日記,他寫了離開新帕爾茨那天黎明,我的嘴裡有一股甜味,身體是燙的。再往前翻,他在新帕爾茨見我之前,跟夏威夷的舊情人一起,她高潮前貪婪的喘息,高潮時叫喊的聲音讓他厭惡…… 我胃痛,沖到廁所去吐。後來我是怎麼面對他的,怎麼到的機場,跟他說了什麼,我都記不清了。寫到這裡,我懷疑是不是記錯了,偷看他的東西也許發生在第二年暑假,而不是那個寒假。因為我突然想起,我們曾經一起去過倫敦郊外的姚牧師家,W夜裡從沙發上溜進我的房間,天亮前再溜回沙發,第二天我們躺在皇家植物園草地上親熱……那些一定都是在事發之前。 李查和三迪到機場接我,我不記得我有沒有在他們面前裝作沒事,他們自己滿腹心事的樣子,也許根本沒有注意到我的情緒,我看到三迪的脖子上打了紅色的格子。一路上我們都很安靜。第二天他們告訴我,三迪得了癌症,在做放療,我才知道脖子上的紅線是做放療需要的標誌。 南加州的中國留學生要舉行一場留學生音樂會,請我當主持人。組織演出的學生中有一位在幫人看管一棟豪宅,它的主人好像到國外度假去了。我們一大群人都聚在房子裡討論音樂會的事情,其實是在玩。晚上每間屋都睡了兩個人,只有我受到優待有一個單獨的小房間。熟睡中,我被一個男同學壓在身下,很快就結束了。我什麼感覺也沒有,既沒有掙扎,也沒有打耳光,只是麻木地躺著。他說這是他頭一次,他想跟我好。我說不可能的,我不會跟任何人好了,永遠不會。他問為什麼,我說,我在這方面已經死了。他說不懂,我把W的事告訴了他。他義憤填膺,要把W殺了。我接下來就叫這位同學X。 印象裡我繼續收到中部的來信,但不記得我有沒有回信。不知隔了多久,有一天,我接到W的電話,他說他想來看我,我不要他來,但他最終還是來了。忘了他是怎麼遇上X和他的朋友,怎麼上了X的車。天黑以後,他們把他送回海德先生的家門口,車沒熄火,馬達突突地響著,他艱難地走出車門,走過車頭燈時,我看見他被打得鼻青眼腫、皮開肉綻,衣服上都是從頭上流下來的血。我跑過去扶他,X看到火冒三丈,拉住我,說要碾死他,我叫他把我也一起碾死……之後的事我完全斷片了。 我有一位叫曉虹的朋友,她長我十幾歲,善解人意,在那段時間支持和保護了我。後來我知道,她也才跟摯愛分手不久,深知愛和失去的疼痛。她用了一句很有治癒力的話安慰我:人必須經歷兩次死亡才能成熟——一是理想的死亡,二是愛情的死亡,成熟是死亡後的重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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