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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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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說,你還是去英國吧,中美沒有正式建交,萬一發生什麼意外怎麼辦?姥姥、哥哥和我都同意父親的說法。我聽小學老師說過,美國的富人把牛奶倒進河裡,而窮人的孩子沒奶喝,那一定是一個不可理喻的國家。但是母親說,美國在神經藥理科研領域全球領先,要學就要去最頂尖的地方。 她首先想到的是 Solomon Snyder 教授——發現腦內阿片受體的科學家之一。那年,Snyder因受體研究,獲得了「Albert Lasker基礎醫學研究獎」,也是生物醫學領域被引用次數最多的研究人員之一。母親寫信申請去他的實驗室學習,一個月後收到回信說,他的實驗人員配置已滿,但是可以推薦她去他學生 Gavril Pasternak在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的實驗室進修。 落實了導師以後,我憑單位證明和發給我的人民幣,到外灘的中國銀行去購買了五十美元,以備在抵美後領到第一次工資前所用。出國前我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政治學習和練習英語口語。黃家駟教授來宿舍看我,囑咐說:「這些年搞運動,我們在科研上落後了,你謙虛謹慎,努力學好回國來建設現代化的藥理教研室。你是新中國第一批留美學生,表現得好,對以後出國留學的人是個鼓舞和榜樣。一個人在外一定要照顧好自己,這話本應你爸爸對你說的,他不在了,我代他說了。他靈魂在天一定很為你驕傲的。」我聽了淚流滿面,非常非常想念父親…… ……出發去美國了,那時我們和美國沒有直通的航線,必須從巴基斯坦走,再經停法國巴黎,輾轉前往美國紐約。飛到巴黎後在機場要停留三個小時,這時憑機票可以在機場餐廳用餐,我沒有胃口,但急需上洗手間,去了機場洗手間,看到必須在門上投入一法郎硬幣,門才會打開。我口袋裡僅有一張五十美元的鈔票,只好灰溜溜回到大廳等候。正在不知所措時,一個隊伍五位中國男士,穿著清一色黑色西裝,行李箱上綁著一樣的彩條箱帶,在我對面坐下來。其中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說,報告隊長,我要去小便,然後就從那個隊長那裡拿到一枚硬幣,往洗手間去了。我像遇到救星一般站起身說,報告隊長,我也要。隊長懷疑地問我,你是誰?我趕緊把護照、組織介紹信、美方邀請函等證件給他過目,然後從他那裡拿到一枚硬幣,才算解決了困境。 她的筆記本上沒有寫任何離愁別緒,只有這樣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危機。也許那是冰山一角,讓她預感到更為巨大的未知和衝擊。 那時去美國跟去月球差不了太多。母親出發那天,我在哪裡拍戲?記憶有些模糊了,但我至今能看見家裡那些被她撤空了的櫥櫃和抽屜。母親仿佛嫦娥奔月,從我的生活中消失了,讓我無比傷感和惆悵。她在那裡怎麼生活?什麼時候回來?我還能再見到她嗎? 中美之間的信件,不僅要中轉其他國家,還要經過嚴格審查。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三個禮拜過去了,杳無音信。第四個禮拜,她的信終於寄到,我的心才放下一些。 母親暫時吃住在紐約中國代表團(領事館前身),從窗口能看見哈德遜河——記得她在信裡說那是「紐約的黃浦江」。她每天坐公車和地鐵,穿過時代廣場和中央公園,去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的實驗室上班。 不久,母親有了新的地址,她搬到66街的一棟公寓,與一位臺灣留學生合租。她的信上說,那位同屋訂了一份臺灣的《中央日報》,她有時會借來看看。這個消息令我心驚肉跳,那個年代,在大陸偷聽臺灣電臺是要坐牢的,母親居然閱讀臺灣報紙,後果簡直不堪設想。後來她告訴我,那封信寄出後不久,她就開始每天收到一份《人民日報》。 眼下我在紐約拍攝電視劇,去參觀現代藝術博物館時,偶然走過66 街和 York道,突然想起四十多年前母親就住在路口這棟紅磚樓裡。我有一張她在這裡拍的照片,穿了一件紅色的羊毛開衫,逆著陽光坐在小書桌前,桌上的書本堆得老高老高。 當年的中國公派留學生,每月有四百美元生活費,母親付完房租,剩下的錢就很緊了。美國最便宜的蛋白質是雞蛋和雞腿,最便宜的蔬菜是生菜,所以她每天吃同樣的東西。出國留學前她從來沒有做過飯,對食物的理解只限于營養成分和化學結構。到美國後,她迫不得已學會了用不同的方式燒雞腿。 我在這棟再普通不過的公寓前停下腳步,久久凝視,令一個路人轉頭看我。母親曾在哪一扇窗戶內生活、學習、想家、煮雞腿? 從這裡,她步行就能到達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的實驗室。我想像四十六歲的母親捧著書本、文獻、午飯盒走在這條街上。她遠離了前半生所熟悉的一切,懷著對知識的憧憬,開始了一個女學生單純儉樸的生活。每發現一件新生事物,她都像當年在日光燈下一樣,感到突如其來的欣喜。我知道那是她喜歡的日子。 Pasternak是一位極其優秀和慷慨的導師,實驗室裡經常會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暑期學生(甚至高中生)、研究生、博士後、住院醫師和客座教授,氣氛非常活躍。週末,他和夫人常請母親去餐館吃飯,為她改善一下伙食,也帶她見識一下曼哈頓。二〇〇一年紐約世貿大樓被炸毀以後,她還跟我提起,Pasternak 曾帶她去頂層的「世界之窗」吃過飯。從某種意義上說,他也是母親學習美國人文習俗的老師。 P讓我代替他到康奈爾大學醫學院去講了兩次藥理課,一次是「痛覺藥理」,另一次是「多巴胺類藥物」,逼得我週末大開夜車,又用他的名義到攝影室去做了很多幻燈片。第一次上課時我很緊張,又看到教室裡有兩個學生邊聽課邊喝咖啡吃漢堡包。如果在國內,我一定會請他們出去,但在美國該怎麼做就吃不准了。事後問P,他說,這節課一點鐘開始,有的學生剛從上午聽課的教室出來,還沒來得及吃午飯,只能邊聽課邊吃,是很自然的。我慶倖自己當時沒有叫他們離開教室。 一九八〇年,Pasternak教授派母親去新罕布什爾州,參加一個有關阿片受體和配基的會議,並報告m1受體的工作。在會場上,母親遇見了 Ermimio Costa教授——她的第二個導師與未來二十年的好友。 每個到會者的胸前,都戴一張印著自己姓名的卡,卡上有個小燈泡。如果有人要在會場上為自己的實驗室物色科研人員,就亮紅燈;如果想為自己找一份工作的,就亮藍燈;兩樣都不需要者,就把燈關掉。我到P實驗室才一年,按合同要兩年才滿期,因此沒有亮燈。 在會議結束時,有一位戴著紅燈胸卡的先生向我走來,他自我介紹是 Dr. E. Costa。我一震驚,Dr. Costa可是全球著名的藥理學家!他說我是他遇見的第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科學家,對我做的報告十分欣賞,問我願不願意到華盛頓他的實驗室工作。我曾讀過他的論文,並不像大多數人那樣,有數個工作圍繞著一個主題逐步深入,而是鋪得很開,相互之間仍有呼應,顯出作者的興趣和知識面之廣泛。 回到紐約後,我找P聊了這件事。P說他已經接到 Costa的電話,如果我選擇去 Costa的實驗室,他會大度支持的。P按中國方面訂立的規矩,為我寫了鑒定,把我誇上了天,臨行前還請我去了華爾道夫酒店吃飯。接著,我到中國代表團去彙報此事,並告訴他們今後 NIMH會發工資給我。本來以為作為公派生,我不能拿美方的工資,只能拿中方的生活費,沒想到代表團立刻答應了,他們說眼下資金很緊,停發了我的費用後可以多派一名留學生來美國學習。 Costa的臨床前藥理實驗室,是國立精神衛生研究所的一部分,比 Pasternak的要大很多。 Costa是意大利人,也是美國科學院院士。他的實驗室按研究主題分為三個部分,有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在那裡進修,他對科學不可抑制的熱情,具有強烈的感染力。 Costa很重視人才培養,實驗室下面各小組的工作定期向他彙報,他當即作出下一步工作的設想或指示。每星期開一次全體研究人員的讀書報告會,由一個人先作讀書彙報,然後大家提問題、提意見,最後由 Costa總結,我受益匪淺。 聖·伊麗莎白精神病院—— Costa實驗室的所在地,成立於一八五五年,原名叫「政府瘋人院」。美國南北戰爭期間,這裡曾是軍隊的醫院和墓地。十九世紀末,史密森學會在世界各地考察帶回來的動物,也養在這裡。在最高峰時期,醫院裡有八千多個精神病人。一九五〇年代,傳出這裡有虐待病人之嫌,醫院開始走下坡路,直到一九六七年被劃歸國立精神衛生研究所管理。一九八一年寒假我去探望母親的時候,刺殺裡根總統的約翰·辛克利(John W. Hinckley)就關在院內。如今,這棟有兩百多年歷史的建築,已脫胎換骨成了美國國土安全部總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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