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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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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上眼睛,我仍然能看見那條白色的走廊,很長很長,盡頭有一扇鐵柵欄門,裡面是幾間空的病房,其中一間就是母親那兩年的「家」——一張小床、一張書桌、一把椅子,還有一個壁櫥和小冰箱。那個星期,我住在她隔壁的病房裡。走廊上偶爾會有穿著束縛衣的病人,被高大的男性護士領著走過,夜裡偶爾會傳來病人野獸般的叫喊,令我毛骨悚然。母親卻從未顯出害怕,全身心沉浸在工作和學習中。 一天我向 Costa彙報實驗結果後,他說,下一次讀書報告由你重點發言,我聽了頓時開心得說不上話來,然後故作鎮靜地回答,好啊。他給了我一篇綜述,我根據綜述查閱了四五篇文獻,寫了一個發言提綱交給 Costa審閱。他看得十分認真,還幫我一起假設了幾條聽眾提問和討論。這時我才看到他是一個十分優秀的導師!我見過不少頗有學問的導師,但對學生的成長不夠關心,主要是利用學生的腦力和體力勞動為自己的業務成就添磚加瓦。有的導師對學生倒是不錯,但缺乏真才實學來引導學生在業務上的成長。像Costa這樣兩者兼有之的,確實不多,讓我想起我父親生前也是這樣一位導師。 讀書報告會上我居然獲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會前我最擔心的是,聽眾缺乏反應,結果那天的聽眾非常熱情,提了很多問題,還給予了好評。通過這次報告會,我和實驗室其他進修生交了朋友,週末常被邀請去他們擁擠的住處共進晚餐。我回國帶研究生的時候,總是以 Costa為榜樣,也推薦了不少學生去 Costa的實驗室進修。 我跟著母親游走于這所占地三百四十六英畝的醫院,不由得在墓地前停下腳步。寒風凜冽,灰色的天空落著小雪,凋零的枯樹嘶嘶作響,一片墓碑寂靜而淒美。這裡埋葬了近六千名烈士和精神病人——都是冤魂,沒有一個是平平安安在家人陪伴下老死的。母親用一條米色的羊毛圍巾裹住頭,默默站立在風中,也許想起了她生命中死去的親人,她的父親也是冤魂,還有她的表哥和大舅。 聖誕長假前的那晚,母親請了 Costa和實驗室的同事,在鐵柵欄門內的走廊上開了個晚會。我們吃比薩,喝飲料,聽大衛·鮑伊風靡一時的《中國女孩》,跳舞。一位同事從家裡帶來一隻迪斯科舞燈掛了起來。在五顏六色的炫光裡,我驚訝地看到母親的身體也不由自主地舞蹈起來。誰能想到,聖·伊麗莎白精神病院——這常人只敢用竊竊私語道出的地方,這被無數不幸的命運像枯藤般纏繞的地方——竟然有過如此美妙的一個夜晚。 第二天,母親帶我到馬裡蘭州,在一位姓高的醫生家裡住了幾天。高醫生和他太太在一個研討會上聽了母親作的科研報告,認識了她。在後來的幾十年裡,高醫生一家與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們告訴我,美國人不瞭解中國,免不了有各種偏見。母親高雅得體的儀態和淵博的學識,在所到之處都為人樹立了新中國的華人形象,讓當地人尊重,也讓華僑們驕傲。 母親在少年時代,常看到外公請同事和學生回家,討論最新的藥理學文獻,暢談科研發展的趨勢,總是到深夜才散。我在紀念外公誕辰一百周年的活動上,也聽到不少他的學生感慨跟外公在平江路共度的時光,以及從中得到的意義、靈感和快樂。 「文革」結束後政府落實政策,搶房子住進我們家的人,逐步搬走。這棟常年失修的房子,像個病床上的落魄貴族,到處無序地接了管子、電線。哥哥在客廳壁爐架下方畫了一根粗大的熱狗,在壁爐架上面掛了一張皺巴巴的世界地圖,四周牆上貼滿了他正在學的英文單詞。桌椅家具舊得掉了漆,也不成套,倒是跟那個時空吻合,給人一種不經意的協調感。 母親回國後繼承了外公的傳統,常在這間房裡與她的研究生和各國同行一起,吃飯、喝茶、聊科學動向。這讓好客的姥姥非常開心,每天教家裡的保姆蓮芬講英文,幫著一起招待客人。我記得 Costa一家人來過,日本東京理科大學的 Kubota教授和夫人來過,美國國務院的醫學顧問 Alfred Henderson 醫生也來過幾次。 母親的博士研究生饒毅在悼念文章裡寫道: 1983年至1985年,在上海跟隨張老師做研究生的兩年,是我一生學業最開心的兩年。那時張老師從國外帶回先進的科學,研究「神經多肽的分子藥理學」,集中於內源性阿片肽,新領域、新課題,受益匪淺……我們每週在平江路張老師家裡,討論科學文獻、科學進展,姥姥有時專門要保姆做肥肉給我們吃。 張老師還具體幫我申請出國留學,不僅自己寫推薦信,而且在哈佛教授提到中科院生理研究所的馮德培先生後,她馬上請馮先生為我寫了推薦信。斯坦福大學藥理系主任 Avram Goldstein,也由於張老師的引薦,為我給多個學校寫了推薦信。 張老師直接和間接地改變了我的一生。 孫鳳豔教授也經母親推薦,先後在東京理科大學和美國喬治城大學深造。孫教授在悼念母親的文章裡寫道: 在美學習期間,國際著名的藥理學家、美國科學院院士 Costa教授,在向其他人介紹我時總是說,孫教授是張安中教授的學生。我與國外同行的交流中,一次次感受到,張老師的學術水平受到國際同行的尊重…… 母親的遺物中有幾封 Henderson醫生給她的信,其中一封是在美國總統裡根去世後寫的,信中回憶了一件鮮為人知的趣事。一九八四年 Henderson以國務院醫學顧問的身份,跟隨裡根總統的「空軍一號」飛機,為上海醫學院帶來稀缺的實驗試劑。他說,裡根總統見我一路捧著一個金屬冰凍盒,開玩笑說,你還怕我不為你提供伙食啊? 據不少同行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國內實驗室的條件還很差。不僅儀器跟不上,也沒有他們做實驗需要的阿片樣物質的標準品,及其他幾種具有阿片樣作用的化學試劑。母親當年與國際同行的交流往來,為國內的科研作出了重要貢獻。 我去函美國國立毒品研究所(簡稱NIDA),解釋了我們的情況,希望得到他們的贈品。不久得到NIDA 回信:我們願意支援你,但是這些試劑屬於毒品,是海關的一級禁運品。如果你能解決海關問題,我們可以將試劑寄給你。 母親在報上讀到裡根總統即將訪華,並會在上海停留,就想到總統的飛機是海關免檢的,可以請他把試劑帶過來。母親毫不精通人際關係,也不懂辦事,是個純粹的科學家。但是她富有想像力的思維,她天真、誠實和執著的性格,贏得了多方支持,居然讓這樣一個異想天開的想法成為了現實。NIDA經裡根總統同意,用直升飛機到北卡羅來納州的毒品倉庫取來試劑,直接跟隨「空軍一號」到了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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