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現代作品 > 貓魚 | 上頁 下頁 |
| 四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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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實現的夢想 我問哥哥,你記得些什麼小時候媽媽的事情? 他說,家裡第一次裝日光燈的時候,房間裡突然變得老亮。那天媽媽開心得不得了,在日光燈管下面唱歌,唱「我們坐在高高的穀堆旁邊」,唱「北京的金山上」。 我問,還有呢?你還記得什麼? 他說,媽媽跟爸爸發脾氣。 我問,她為什麼發脾氣? 他說,他們兩個人用一張寫字臺,有時候我們也用,檯面總是堆得很滿。她發脾氣,大概都是因為她備課寫好的一遝紙被弄亂了,或者少了一頁。媽媽做所有的事都特別用功,其實她是一個很有理想的人。 我想起那時我們一家四口擠在一間屋裡,夜晚我只要看到母親坐在書桌前的身影,就仿佛感到世上一切平安無事,可以放心入睡。 大約十年前,忘了在什麼情形下,母親跟我說,你為兩個孩子作出太大的犧牲,耽誤了你的事業。她的話令我震驚。我總是覺得,是丈夫和孩子為我的工作作出了很大的犧牲。難道母親認為,命運賦予了我多少人夢寐以求的機遇和成就,而我卻沒有孤注一擲地去實現自己的潛力和理想? 母親的命沒我的那麼好。她的一位老同學跟我說:「『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安中懷著你,你外公有兩個雞蛋的補助,××就不許他把雞蛋留給你媽媽,他說這是給一級教授的補助。安中在藥理教研組的日子真的很不好過,尤其在你外公去世後。我真的很恨××,我們都知道整死張先生的就是他。安中在他手下從來沒有機會做科研,她對科學的激情、才華和學識大多都被時代和環境消耗掉了。」 然而,母親對知識的追求從未因此消沉。我依稀記得,在炎熱的夏天,她和我赤著腳用滴水的拖把拖地板,然後躺在潮濕的地板上聽廣播英語課,跟著大聲朗讀。當時的教材,經常是直接把小學語文課內容翻譯成英文。有一篇是周扒皮剝削農民的故事,周扒皮在英語裡的聲調拉長了,聽上去是「周八屁椅一」。教了幾天後,房子裡七十二家房客的小孩看到我,都叫我「周八屁椅一」。 「文革」結束後,歐美醫學代表團開始訪華,當時外語人才奇缺,母親常被叫去當翻譯。每次活動前,母親總是跟姥姥一起準備和排練可能聊到的內容。有一次,她們排練見面和告別禮儀,姥姥扮演外賓,跟母親說,「We have had a wonderful time. Thank you!」母親回答說,「It's my pleasure!」姥姥說,你也可以說「Oh, the pleasure is all mine.」這樣聽上去更優雅,也更熱情好客一些。我也這樣在一旁學到不少課本裡沒有的英語。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在恢復全國統一高考、研究生招考之後,走出了振興教育和科技事業的第三步棋:結束幾十年來的閉關鎖國,向發達國家派遣留學生。母親參加了那年的出國留學考試。醫學界一共考取了三位,她便是其中的一位。 母親有很多筆記本散在家裡各處,大多寫著人名、電話號碼、幾時上鋼琴課、修理工幾時來等。她走後我仔細翻看,才發現她也記錄了往事。為什麼寫過往的歲月?想給誰看?或許她只是不想遺忘。筆記本沒頭沒尾沒有年月日,也許那些越來越潦草凌亂的字跡,越來越碎的記憶,是她在邁近生命的尾聲。關於一九七八年出國留學考試,她寫了:「上海醫學院派出一批三十歲以下的大學生和業務幹部,參加上海市舉辦的出國考試,但是這些年輕人由於十年『文革』的耽誤,業務學習受到很大影響,未能通過。學院只好讓四十左右的中年人去應試,我也參加了,首先是筆試及英語口試,通過後便到中科院藥物研究所去專業面試。我被帶進一間辦公室,裡面坐著幾位考官,其中一位主考人是我父親生前的好友,他向我提出的問題,正好是父親生前很感興趣的、也曾在中科院作報告建議大家聯合起來共同研究的課題。這些內容有一定的難度,但恰好是我很熟悉的。面試順利通過了,當我起立告別時,主考官送我到門口,我看到他的眼圈紅了,這時我努力忍住的眼淚也刹不住車地往外流,我是一路哭著跑回家的……」 這位「主考官」是誰?他是否從母親的眼睛裡,看到了被迫害致死的好友,感到了他曾經的才華和炙熱?他給母親出的考題是什麼?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外公張昌紹就發現了嗎啡的中樞神經鎮痛部位,包括第三腦室周圍和導水管中央灰質腦區。他認為嗎啡在腦內作用的高度選擇性,很可能是針對某種高度選擇性、專一性的細胞組織的作用,並預測那將是藥物作用原理的核心。但迫於科技條件的限制,他的想法只能停留在推測和想像。十年以後,西方科學家們發現了內源性嗎啡樣受體,那正是外公當年假設的那種細胞組織。 母親閱讀了美國神經藥理學家所羅門·斯奈德(Solomon Snyder)關於受體的文獻後,激動不已:「爸爸,你對嗎啡作用於專一的受體而發揮作用的設想,終於被證實了!如果你還活著,現在應該是你一生中最興奮和幸福的時刻,也是你可以大展宏圖的時刻。你曾躍躍欲試,迫不及待為此項研究做的一切:跨學科之間的合作,科研條件的準備,自己身體條件的準備,都在這場運動中化為烏有。我一定要接你的班做下去……」 當時母親正在上醫針刺麻醉研究組,鑽研針灸原理。她以敏銳的洞察力,提出了針刺穴位的鎮痛,可能是因為刺激了腦內某些區域釋放嗎啡樣的物質,與中央灰質腦區釋放內阿片肽有關的設想。經過艱苦的實驗,這一科學假想得以證實。母親用受體研究,回答了中國古老的針灸療效的部分原理。 記得有一天她跟我解釋,阿片受體好比腦中的一把鎖,而生命的進化絕不會允許「沒有鑰匙的鎖」那樣奢侈的浪費。「鎖」的存在意味著一定有相應的「鑰匙」存在。現在科學家證實,腦內果然產生了與罌粟驚人相似的化學物質,作用于阿片受體——就像鑰匙作用於鎖。這個被稱為內啡肽——「內在的嗎啡」的物質,決定了一個人對痛覺、快感、欲望與情緒的體驗。 那天的對話之所以難忘,是因為母親接著給我舉的例子。她說,有些能忍受酷刑的英雄,也許只是基因賦予了他異常富足的內啡肽——天然止疼藥;而有些經不住酷刑的叛徒,也許並不一定都像《紅岩》裡的甫志高,也許就是缺乏了同樣的天然化學物質。內啡肽的研究幾乎超越了科學範疇,進入了哲學範疇。 不難推斷,母親在中科院的留學考試題目,是關於阿片受體與內啡肽的研究——這是她和外公兩代人共同嚮往的。 姥姥曾用工整秀麗的手跡,寫下了六頁生平重要年鑒,她傳奇性的生命中卻有十年是「空白」的:「一九六七十年動亂,家破人亡。一九七八亡夫張昌紹得以平反。」這兩行字背後有多少訴不盡的血淚和滄桑,也許只有過來人才能體會。 我仿佛能看到母親掩面跑出面試廳,沿著外公生前走過無數次的路線,從太原路拐角的書報亭,穿過肇嘉浜路,沿楓林橋路跑進平江路的弄堂。她所失去的一切——親人、年華、機會——都化成了淚水,沖洗著她心靈的傷口。母親終於有希望去繼承她父親未酬的壯志。 考取留學資格以後,母親必須在英國和美國之間挑選一個國家。一天吃晚飯的時候,全家人討論起英帝國主義與美帝國主義之間哪個好一些,就像一家井底之蛙討論外面的天地。 一九七八年國務院副總理王震訪問了英國,為那裡科技、工商業的發達和人民生活水平而震驚。當時中國十分貧窮,自行車還屬於奢侈品,而英國的普通老百姓都有私家車、私家房。他說,我看英國三大差別基本消滅,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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