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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在歌樂山,姥姥和外公終於安定下來,便決定去上海接女兒們到後方一起生活。姥姥出發之前先寄信到上海,在親戚家寄宿的母親和二姨接到信後就開始期待。大人們叮囑她們,只能跟人家說姥姥是從南京過來的,千萬別說重慶。姥姥到滬以後,把我母親接回到自己的父母家,把二姨仍舊留在我外公的弟弟家。過了數日,姥姥到外公的弟弟家來,卻不是來接二姨,而是來跟她告別的。她跟二姨解釋說,闖過日本人的封鎖線太困難了,回滬路上花了一個多月,她實在無力帶兩個孩子上路,只能帶母親一個人。

  在二姨的記憶裡,那是她第二次被姥姥遺棄。第一次是她三歲時姥姥去英國,把她交給了親戚。二姨在回憶錄裡描寫了她那天的感受:「在一個昏暗的屋子裡,我睡在一隻籠子般的小床裡,周圍一圈都是我從沒見過的、可怕的臉,我手裡捏著一隻紙袋,這是我母親最後交到我手裡的,據說裡面是幾塊蛋糕。這個小床和這個紙袋成了我唯一的世界,我緊閉雙眼,不哭不哼,據說就這樣待了三天。」

  五年後從重慶回到上海,姥姥又一次棄二姨而去,還帶走了她的姐姐。那時二姨留著兩根硬得像棍子的長辮子,姥姥說喜歡。臨走拍拍她的頭,叮囑她好好留著辮子。待姥姥一走,二姨就抓起針線盒裡的剪刀,把辮子剪掉。

  我在上海外國語學院上學的時候,借了一本《簡·愛》的英文版,帶回家讀。我那時的英文水平讀原文書十分吃力,記得姥姥經常在邊上幫我一起查字典,給我解釋字典不能回答的疑問。書裡有一段引起我強烈的共鳴,並激起我對遠方和未知的嚮往。

  我爬上三道樓梯,推開頂樓的活動天窗,來到鉛皮屋頂,極目遠望與世隔絕的田野和小山,以及暗淡的地平線。隨後,我渴望自己具有超越那極限的視力,以便使我的目光抵達繁華的世界,抵達那些我曾有所聞,卻從未目睹過的生氣勃勃的城鎮和地區。隨後我渴望掌握比現在更多的實際經驗,接觸比現在範圍內更多與我意氣相投的人,熟悉更多類型的個性……我沒有辦法,我的個性中有一種騷動不安的東西,有時它攪得我很痛苦。……一般人都認為女人應當平平靜靜,但女人跟男人一樣的有感覺。她們需要發揮自己的才能,而且也像兄弟們一樣需要有用武之地。

  我完全可以想像二十歲的姥姥在中央大學文學院第一次讀《簡·愛》的樣子。她一定也嚮往去發現外面更廣闊的天地,在那裡完善和證實自己,並從中找到生存的意義。姥姥是個失敗的母親,但她無疑愛自己的孩子。她一直保存著我母親六歲的時候,給她往英國寫的信。那一小條發黃的紙對姥姥的價值,我是在生了孩子後才懂得的。每次我母親提及童年被遺棄的事,姥姥臉上的悲哀,我也是在生了孩子後才懂得的。誰的人生沒有遺憾,哪個選擇沒有代價,抑或一切皆命中註定,根本沒有選擇。

  我自己的女兒十三歲那年跳級考上了全美最頂尖的高中住讀,比同班同學都年幼一些。入校後不久她得了厭食症,在治療過程中,心理醫生跟我提到女兒年幼時我外出工作給她帶來的心理陰影,專業術語為「分離焦慮」。女兒的病根源在我。我無力地為自己辯解,我只是偶爾離開,一般都在兩周內回家,最長不過一個半月左右。醫生說,對一個孩子來說幾天可能就意味著拋棄,而每次被拋棄,她都以為是永遠。孩子們不記得你平日的付出,因為那是理所應當的,而她們記得你的離開所帶來的痛苦。也許我遺傳了姥姥靈魂深處的不安分,無意中總是在傷害我最愛的人,而那份痛心疾首的後悔,也是我必須承擔的命運。

  我給母親打電話,問她還記不記得當年跟姥姥從上海到重慶的經歷,她先說記不太清了,然後歎口氣說,一路上很艱難,我們坐了火車、汽車、牛車、木船,繞了很多地方。當時從日占區去重慶是不允許的,姥姥在各個關口需要通行證,需要交通工具,只好求那些有權有勢的人幫忙。那些都不是好人,他們占姥姥便宜。我問,怎麼占她便宜?母親猶豫了一下說,她要陪他們睡覺。我啞口無言,完全沒有想到母親會跟我這樣說。我再追問細節時,母親不願說了。但她強調說,要是換你外公去上海接我,一定到不了重慶的。姥姥膽子大,也會隨機應變,她總是把我的一隻小皮球放在箱子的最上面。到關口打開檢查的時候,皮球會滾出來,我就跑去撿,這樣檢查的士兵注意力就分散了,好心一點的士兵還幫著撿,這樣就不會留心到箱子裡藏著違禁品或貴重物品。

  放下電話後我想,這些占姥姥便宜的都是些什麼人?在一兩個月的路途上,又有多少個「他們」?這「陪他們睡覺」的交易是怎樣達成的,又去哪裡實現?這些我都永遠無法知道。

  我打開相冊,找出幾張姥姥那時的相片。姥姥長了一張娟秀的瓜子臉,那也許是她臉上最柔和、最女人的線條;她的額頭寬敞,有些男性的方剛;她的眉毛上揚,有些挑釁的傲慢;她的單眼皮有些不對稱,但是眼睛裡透出聰慧和沉著;她抿著的嘴有些固執,也好像在說,別惹我;她的鼻子也許是五官裡面最完美的部分,放在臉的正中央,讓人覺得它的主人品行端正而充滿誠信。然而,照片只是漫長人生中的幾秒鐘,並非立體性記錄。姥姥在照片裡顯得嚴肅,而我認識的姥姥幽默、風趣,是一個極有吸引力的對話者。一位《文匯報》的記者曾經這樣回憶姥姥:「……史伊凡老人是我感到親切又十分樂意交往的一位,老人樂觀豁達,隨意又健談,是位典型的有修養的老知識分子……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常上平江路的那幢小樓去看她。暖暖的下午陽光裡,我們倆一支煙,一杯咖啡,天南地北地談天,可以一連幾個小時。」姥姥的頭腦、見識、個性和思想,是她一輩子用之不竭、取之不盡的清泉。

  在從上海去重慶的時候,姥姥拖著一個九歲的孩子,已經是一個三十五歲的女人。我想像這樣一個場景,女人點上一支摩爾煙,審視眼前坐在辦公桌前的男人。他也用疲勞的眼神掃了她一眼。女人知道他工作單調而辛苦,並跟她一樣遠在他鄉。她為他點上一支煙,開始娓娓道來,講一段倫敦街頭的趣事、一個《聊齋》裡的女鬼故事、一則好笑的新聞。或者,她跟他拉一段家常,有滋有味回憶起某條街上某種特別香的豆豉、辣醬、臭豆腐。女人聊起天來那麼親切生動,這份意想不到的愉悅或許打破了男人沉悶的日子,或許滿足了他的一份鄉愁,以致他完全忘記了跟她原來的交易,開始向她傾吐,一瀉千里,直到夜深人靜……

  我也可以想像另一個場景,女人的衣服被撕開,紐扣被扯掉,她被壓在水泥地上,背上的皮膚已經碾破。事後,男人還在喘息,褲子狼狽地堆在腳腕,女人已經穿好大衣,攏齊頭髮,拿起通行證平靜地轉身離去。她挺拔高傲的背影,讓他突然自慚形穢。他向她索取了身體上的快感,但無法索取征服者的優越感。我想起一部叫《西部往事》的犯罪電影,片中一個強盜用強姦來威脅一個寡婦,這個毫無自衛能力的弱者,沒有畏懼,也沒有矯情,只是很簡單地說,沒有女人會因為這個喪命,你來吧。我想像,姥姥也有這樣剛烈的性格、膽識和精神。

  姥姥「陪他們睡覺」,也許是這兩個場景之間的情形,也許根本不是,現實往往比想像更為異想天開、不可思議。關於那段旅程,姥姥沒有留下任何記錄,我想她也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說起。寫到這裡我甚至懷疑——或者希望——母親是不是把別人的經歷誤記成了姥姥的,畢竟那是七十多年前的事情。

  我上網搜查當年從上海到重慶的文字和圖像,看到一個身穿旗袍和西裝外套的女人的照片。她風塵僕僕、疲憊不堪地坐在一隻皮箱上,身邊另外兩隻皮箱上放著厚厚兩捆棉鋪蓋,她的身後有幾條舢板,還有船夫、挑夫和逃難的人。她在路上奔波多久了?經歷了什麼樣的磨難?從她無奈和麻木的臉,我仿佛看見,姥姥帶著年幼的母親在跳板上等船的樣子。我還找到一些有相似經歷的人寫的回憶錄,都提到通行證、交通工具的困難,和一路輾轉浙江、安徽、江西、廣東、廣西、貴州、雲南等地的曲折。據潘君拯的《從孤島到陪都——抗日時期流亡學生的回憶》一書描寫:「從貴陽西去昆明,北去重慶,沿途多險段。……向北要過七十二彎。……車轍深,晴天像香爐,雨天像粗糊。大雨以後多滑坡,山上的大石頭滾下來壓在公路上,阻礙車輛通行;或者一段路面整個滑下去了,公路中斷。……在七十二彎,從高處往下看,破車隨處可見。」抗戰時期汽油短缺,老百姓在車身旁安裝一個爐子,內填木炭,用木炭作發動機燃料。木炭車馬力小,因而在山路上事故頻發。

  姥姥也是這樣在九死一生中,把母親從上海接到了歌樂山。一家三口終於在後方度過了幾年物質貧乏,但精神充實的生活。母親這樣描寫那段時光:「當時重慶的條件很艱苦,住的是竹片糊泥巴的房子,水電煤衛全無。有位叫老宋的老伯專為大家從山下小溪把水挑上山,每戶每天用一擔水,晚上點的是電石(乙炔)燈,屋後砌了個柴灶燒飯。母親還學著用火油箱改制的烤箱做麵包,烤失敗的麵包由我們自己吃掉,一旦成功了就把實驗室的成員都請到家裡來分享。就著自製的果醬和當時頗金貴的紅茶,算是一頓美味的茶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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