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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接著姥姥舉例辯證自己的觀點,可以看得出來,文章寫於某件重大運動失敗後。眾人激憤的情緒被某種利益團體所煽動和利用,成為徒勞的歇斯底里。她在結尾處總結道:

  「欲明一種群眾運動之真相與結果,必先究其動機安在。若盲從而附和之,則徒為他人所操縱,自身徒受犧牲,非惟後悔莫及,且更貽笑他人。青年,血氣未定者,甚毋感情用事,而為人利用也。書此,自勵兼以告人。」

  每次文明的倒退,每出人類的悲劇,青少年都被利用首當其衝,成為陪葬。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權就是無數例子中的一個。讓我驚訝的是,姥姥在少年時代已經擁有了這樣嚴肅、冷靜、成熟的獨立思考以及表達的能力。

  一九三〇年姥姥作為學聯代表認識了上海醫學院學聯代表張昌紹——我的外公。家族裡的人都知道他們風風火火的戀愛故事。一開始,是姥姥的妹妹——我的三姥姥——先認識和愛上外公的,可最後外公卻娶了姥姥。這是我母親從大姥姥那裡聽來的。據母親說,外公和姥姥把家搬到平江路的房子裡以後,三姥姥和她丈夫幾乎每週日都來拜訪。午飯後,外公和三姥姥的丈夫,坐在客廳各自看報紙,而姥姥和三姥姥常常在樓上吵架。離開的時候,三姥姥總是傷心無比。她曾跟我母親說過,回家時走在楓林橋上,她恨不能一頭跳進肇嘉浜裡。後來,三姥姥隨她丈夫搬去北京。我二姨和小姨在北京念大學的時候,三姥姥常請她們到家裡吃飯,跟她們講外公年輕時的事情。她對我母親和兩個姨都格外寵愛,「文革」中外公和姥姥的工資凍結,每個月是三姥姥給我小姨生活費。我開始拍電影后,在北京見到三姥姥。她笑眯眯打量著我說,倒是你當了電影明星,阿中(我母親)才真叫漂亮。但是只要姥姥在場,她們兩個人就繼續翻老賬,無休無止。

  從外公和姥姥各自的簡歷上看,他們相遇之前都在蘇州和南京生活和學習過。外公在江蘇省立第四中學校報上發表《平民教育與平民生計在今日孰為重要》的時候,姥姥在江蘇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的校報上,發表了《群眾運動之動機》和《老丐行》;外公在校報上發表《手淫之預防法》的時候,姥姥發表了《理不勝欲,要使二者互保其平衡》。這兩位素不相識的少年,在同時感受和思考著時代與自身所帶來的困境,尋找著更理想的生存方式,嚮往著更正義與平等的社會。一九二八年他們又分別赴南京上大學。我想像他們兩人多次在街頭巷尾互相錯過的鏡頭,就像波蘭導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電影《紅》裡面,那一對常常擦肩而過的鄰人,被命運像吸鐵石那樣拉近。影片最後,因為一場災難的發生,他們終於有了相遇的機會。姥姥和外公那幾年所有的動盪,似乎也只是上蒼為了促成他們終成眷屬。

  姥姥曾經寫過一篇回憶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的短文,當時姥姥和外公都報名參加了上海醫學院組織的第四救護隊。跟姥姥慣常的風格一樣,文章毫無煽情,也沒有提及她和外公的私人關係,只是在救護隊的人員名單裡列上了「張昌紹」,平靜地講述了當時在真如暨南大學夜以繼日發生的事情——

  ……我們女同志宿舍在底樓。窗外堆積著許多為抗日救國而犧牲的壯士們的遺體。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令人肅然起敬。

  救護站的工作緊張而有秩序,大家睡得很少,白天黑夜拼命地幹,平時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站裡常有記者和慰問團來訪,不管我們怎樣解釋,救護站不缺吃穿,慰問團體還是用大卡車裝滿麵包、蛋糕、餅乾、罐裝菜肴和棉襖、棉鞋、毛巾等等,把一間大教室堆得滿滿的……

  最使人感動的是傷病員們的表現,他們很堅強,很少聽到呻吟聲。一些傷勢較輕的戰士紛紛要求重返前線,甚至那些傷勢並不輕的也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要求回到戰場去。有些戰士因傷重必須轉送後方治療,但硬是不肯上車,他們覺得留在救護站,離火線近一些,還有機會重返前線,送到後方,就沒有打敵人的機會了……

  但是不久日軍增援部隊在瀏河地區登陸,威脅十九路軍側翼。十九路軍因得不到兵員、武器、糧秣接濟,不得不撤離淞滬戰場。接到撤退通知,救護站的同志們都發呆了,等收到緊急撤退通知後,大家才行動。軍部為救護站留下最後一次列車,我們迅速地背著百多個傷員和代管的武器上車,離開真如,向蘇州方向開去。車到昆山時,遭到日軍飛機的轟炸、掃射,幸好沒有重大傷亡,安然到達目的地。

  正在熱戀中的外公和姥姥是並肩的戰友,他們共同見證了這一悲壯的事件,經受了戰火的洗禮。當他們終於可以單獨在一起的時候,有沒有緊擁對方失聲痛哭;有沒有親吻彼此悲憤的眼淚,撫摸彼此疲勞的身體;有沒有以身相許,山盟海誓?我無從知道。我只知道,他們是「一·二八事變」之後的幾個月裡結的婚。

  在拍攝中央電視臺《客從何處來》的節目時,我偶然從資料中發現,當年著名文人柳亞子在一九三二年為姥姥作的一首詩。

  浪淘沙——文藝茶話會座上贈史伊凡女士

  珠玉瀉鶯喉
  鋼裡含柔
  吳娃燕語最風流。
  一闋新詞低唱罷
  怎不嬌羞。
  京兆畫眉儔
  是幾生修
  天教韻事繼紅樓。
  為恐石涼人睡去
  芍藥輕兜。

  詩人特意注釋史女士愛人叫張弓——外公的別名,姥姥那麼「風流」和「嬌羞」,一定是一個新娘幸福的模樣吧。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日姥姥在溧陽老家生下了我母親。一九三四年外公從上醫畢業留校後,就把家搬到了上海,一家三口先住在上醫校長朱恒璧家,後來再搬到上醫分給外公在「祥慶村」的公寓。

  我在史料裡讀到,一九三五年北京發生一·二九學運,激起了姥姥這輩年輕人的革命熱情。懷著身孕的姥姥與史良等人組織了上海婦女界救國會,後發展成中華救國會。據說她匆匆生下我二姨後,就把嬰兒留在上海紅十字會(即現在的華山醫院),自己投入到編輯《中華醫學雜誌》的工作中去。外公曾經在紅十字會實習過一年,所以醫院收留了二姨一個多月,她是嬰兒室聞名的「超大兒」。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後,姥姥又一次全身心投入到傷兵醫院,直到年底戰事失敗。沮喪了一段時間後,姥姥決定離開上海。她帶著五歲的母親和三歲的二姨,去照相館拍了一張照,然後把她們分別留給了姥姥的父母和我外公的弟弟,隻身去倫敦陪讀于外公。這段經歷給我母親和二姨帶來了久遠的心理陰影。

  一九三九年,姥姥比外公提前從英國回來,但是她沒有回到孩子們的身邊,而是幫助上醫校長朱恒璧完成了國立醫學院兩次龐大的遷校任務。朱恒璧校長是外公的恩師,兩家人的友情非常深厚。他們從上海乘輪船途經香港到越南海防登陸,而後改乘滇越鐵路前往雲南。在昆明郊區白龍潭設校(簡稱「滇院」)。一九四〇年滇院再次跋山涉水遷往重慶,在重慶市郊歌樂山設校(簡稱「渝院」)。

  一九四二年,在日軍從緬甸進攻中國大後方的危急時刻,姥姥又被借調到滇緬鐵路督辦公署衛生處,在美國援華抗瘧委員會工作,工作所在地為彌渡。一九四三年她才從彌渡回到歌樂山,擔任《中華醫學雜誌》的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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