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現代作品 > 必有人重寫愛情 | 上頁 下頁 |
| 七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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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園大酒店相當豪華,大理石光可鑒人,侍者彬彬有禮,在圍城拉馬拉多少帶有某種超現實意味。達維什圍了塊白絲巾。他是那種很難判斷年齡的人。我想苦難多半加速衰老,但有時也會抹去歲月的痕跡。他有個樂觀的鼻子,看起來總是笑眯眯的。他生於一九四一年。七歲那年,他們村受到猶太複國主義者的襲擊。達維什逃到了黎巴嫩時和家人失散,一年後他回到故鄉,那兒已被夷為廢墟,以色列人建起他們的定居點。他在小學開始寫詩,由於「政審」不合格,不能上中學。他蹲過班房,並多次被軟禁在家中。 稍事休息,我們一起步行去參加巴勒斯坦文化部的晚宴。出門略有涼意,明月升起來,滿地清輝。遠處是燈火通明的耶路撒冷。這三大宗教的聖城,歷史上招來多少災難,且都是以神的名義。說來宗教作為一種想像活動,恐怕源於對死亡和未知世界的恐懼。與詩歌不同,那是源於集體的想像,勢必與權力發生關係,從而被權威化制度化甚至軍事化,一旦和另一種集體想像遭遇,非鬧得兵戎相見,血流成河不可。在中國歷史上幾乎從不為宗教打仗,大概因佛教道教重個人體驗,「道不同不相為謀」,不行乾脆就「立地成佛」。再說,想像需要空間,這空間在中東特別是在聖城極有限。而想像的傳播和反饋往往導致更複雜的局面。比如八次十字軍東征中的頭一次,如鬧劇。那想像首先和企圖統一天主教和東正教的羅馬教皇的野心掛鉤,又把一個在法國修道院打瞌睡的隱士喚醒。他煽風於地下,點火於基層,在萊茵河畔糾集起八萬貧農,向東進發。那盲目的仇恨和升天的承諾是動力,可他們連聖城在哪兒都鬧不清,又沒補給,沿途打家劫舍,最後慘敗於突厥人手下,倖存者不到三千…… 晚宴是自助式的。巴勒斯坦人流亡多年,其飯菜顯然帶有兼容性,豐富味重且細膩。讓我吃驚的是,上好的葡萄酒竟是本地產的。我端著酒杯,在落地窗前看拉馬拉夜景。一位優雅的中年婦女走過來,她叫塔妮婭(Tania)。她說她是女高音,是業餘的;我說我是詩人,也是業餘的。她笑了。她講到她母親,講到圍困中的日常生活。她指指山上那帶圍牆的建築物,告訴我那就是以色列的定居點,它不斷擴張,常無緣無故向這邊開槍,傷亡了不少孩子。就在一個禮拜前,這兒滿街都是坦克。達維什插話說,在拉馬拉總共有一百四十輛坦克。塔妮婭在坦克的轟鳴中練聲。不知為什麼,這個意象一直糾纏著我。 早上醒來,不知身在何處。一縷陽光從窗簾後溜進來。記得我去舊金山以色列領事館辦簽證時,一個猶太小夥兒在門口盤查我。我說我去巴勒斯坦。他說沒有巴勒斯坦,那口氣平靜自然不容置疑。他一看就是那種受過良好教育心地善良的人,而他根本意識不到這種否認的悲劇性。 吃早飯時遇見西班牙的胡安和意大利的文森佐,還有一位巴勒斯坦教授。胡安問我要不要跟他們到市中心轉轉。胡安住在摩洛哥,會講一點兒阿拉伯語。他寫的是那種實驗性小說,同時熱衷於社會活動,是那種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這在歐洲相當普遍的角色在美國幾乎絕了種。胡安常去世界各地旅行,在西班牙的大報上發表抨擊時弊的文章,影響輿論趨向。他以前帶電視攝製組來過巴勒斯坦,這教授就是他當年的嚮導。 我們坐出租車來到拉馬拉市中心。這和新疆或南非的某個偏遠小鎮沒什麼區別,貧困但朝氣蓬勃。路口豎著可口可樂和摩托羅拉的廣告牌。露天集市擺滿新鮮的蔬菜瓜果,小販在吆喝。教授滿街打招呼,他捏捏瓜果,嘗嘗藥材,問價搭話談天氣。胡安在報亭買了份英文的《國際先驅論壇報》。這兒居然擺滿各種美國的流行雜誌,諸如《生活》《時裝》《閣樓》《十七歲》。我納悶,到底誰是這類雜誌的買主? 教授指給我們看那些以色列炮火毀壞的商店住宅,大部分已經修復,但斑駁可辨。牆上到處張貼著一組組肖像照片,像我們當年的勞動模範光榮榜。在眾多小夥子中有個秀美的姑娘。一問,原來這就是那些引爆自己的「烈士」。教授告訴我,那姑娘一個多月前死的,僅二十八歲,是第一個「女烈士」。 我們步行到文化中心。這中心是以巴勒斯坦詩人、教育家、社會活動家薩卡基尼(Khalil Sakakini)命名的。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在一次大戰期間還因庇護波蘭猶太人而坐牢。這是個典型的巴勒斯坦傳統建築,建於一九二七年,是以前拉馬拉市長的住宅。穿過精心規劃的花園,進拱形門廊。一層正舉辦畫展,二樓是辦公室,包括達維什主編的文學刊物的編輯部。樓梯把我們引向三樓的會議廳。 巴勒斯坦作家和我們相對而坐。由巴勒斯坦駐法國的總代表雷拉(Leila)介紹代表團成員。她是樂觀的胖女人,喜歡開玩笑。介紹意大利小說家文森佐·康索羅(Vincenzo Consolo)時,念他的名字重音先在前,那意思是電視支架或儀錶盤,相當物質化;她又把重音往後移,意思就變了——安慰,那倒是精神性的。對,安慰先生。 首先由達維什講話,他先提到「這個血腥的春天」(this bloody spring)。他說,你們勇敢的來訪就是一種突圍。你們讓我們感到不再孤立。「我們意識到有太長歷史和太多先知,我們懂得多元環抱的空間而不是牢房,沒有人可以獨霸土地或神或記憶。我們也知道歷史既不公平也不優雅。而我們的任務是,作為人,我們既是人類歷史的犧牲又是它的創造。」最後他說,「而我們患的不治之症是:希望……希望將讓這兒恢復其原意:愛與和平的土地。感謝你們和我們一起背負這希望的包袱。」 希望的確是個包袱。三天后,以色列軍隊再次佔領拉馬拉和西岸大部分地區。這個文化中心也未能倖免,美術作品和辦公設備全部被搗毀,連電腦的硬盤也被拆走。 接著是在巴勒斯坦傳媒中心舉行的新聞發佈會。薩爾馬戈成為焦點。從巴黎出發前他就一語驚人,把以色列當局和納粹相比,使用了奧斯維辛(Auschwitz)和「大屠殺」(Holocaust)這樣的詞。代表團的多數成員感到不安,生怕其激烈言論會影響此行的目的。我倒覺得薩爾馬戈沒有什麼不對。我們又不是政客,用不著那些外交辭令。一個作家有權使用隱喻,若能警世,正好說明語言的效用。再說,他的話如預言,被隨後發生在傑寧(Jenin)等地的屠殺證實了。以色列並不擁有奧斯維辛和大屠殺這些詞的專利權。過去的受害者也可能成為今天的暴君。這是人性的黑暗,冤冤相報的黑暗,讓人沉溺其中的仇恨的黑暗。而作家正是穿過這黑暗的旅行者。 在發佈會上,我提到除了種種圍困,還有另一種圍困,即仇恨話語的圍困。散場時,坐在我旁邊的胡安說,他完全同意我的說法,可能因為西班牙和中國有過相似背景,語言問題就變得更為重要。 我們應比爾澤特(Birzeit)大學校長的邀請,和教授一起共進午餐。比爾澤特大學在拉馬拉西北郊。我們乘坐的大轎車突然停下來,前面被水泥路障攔住。所有人必須步行穿過大約五百米的土路,然後到路的另一頭再搭車。我問塔妮婭為什麼。我剛知道,她就是校長夫人。她聳聳肩說:「他們就是讓我們生活不方便。」她告訴我哨卡原來是設在路邊的,後來撤到山坡上去了。她指指山坡上的碉堡,那些以色列狙擊手可射殺任何他們看不順眼的人。我哆嗦了一下,這無形的威脅更讓人瘮得慌。 路的另一端擠滿了人和出租車。大學及三十多個村莊與拉馬拉隔開,諸多不便,倒是給出租車和小販帶來了生意。塵土飛揚,人們大叫大喊,脾氣暴躁。有個小販背著個一人多高的銅壺,壺嘴拐八道彎。像個高深莫測的樂器。只見他一拱肩膀一扭腰,飲料就音樂般流出來。他免費送給我們頭頭羅素一杯。我也跟著嘗了口,像冰鎮酸梅湯,心定了許多。 我們下了出租車,穿過校園。這和世界上別的大學沒什麼兩樣。學生三五成群在聊天,享受午後的陽光。女學生似乎很開放,都不戴蒙面紗巾。比爾澤特大學是巴勒斯坦第一所高等院校。初建於一九二四年,那時只不過是個小學,逐漸升級,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成為正規大學。這些年來,有十五個大學生在遊行示威中被殺害。以色列當局經常強行關閉大學,自七九年到八二年,百分之六十一的時間是被關閉的。最後一次是八八年一月,關閉了長達十五個月之久。在此期間,校方秘密在校外組織臨時學習小組。即使如此,很多學生要花十年工夫才能完成四年的學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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