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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


  ▼午夜之門

  關於死亡的知識是鑰匙,
  用它才能打開午夜之門。
  ——題記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三點半,法航1992次班機在特拉維夫國際機場的停機坪停穩。我們搭乘交通車到邊檢入口處,排隊的黑壓壓一片。無望中冒出個以色列外交部的官員,把我們的護照斂齊,消失又出現,我們魚貫而行,尾隨著他從特別出口溜出來。我剛松了口氣,就被個精幹的小夥子攔住,顯然是便衣警察。他說出於安全原因,我必須如實回答問題。此行的目的?我含糊了一下,說我是國際作家議會代表團成員。他把代表團(delegation)聽成審問(interrogation)。什麼?國際作家審問?他耳朵警惕地支起來。不,不是審問,我連忙擺手,叫來我們的秘書長薩爾蒙。可他只會法文,三個人越說越糊塗,鬧不清到底是誰審問誰。幸好來接我們的法國駐以色列總領事館的代表及時出現,總算解了圍。便衣警察用兩個指頭碰碰太陽穴,用法文說了聲再見。

  國際作家議會代表團八名成員,來自四大洲八個國家,包括國際作家議會主席美國小說家羅素·班克斯(Russell Banks)、南非詩人布萊頓·布萊頓巴赫(Breyten Breytenbach)、意大利小說家文森佐·康索羅(Vincenzo Consolo)、西班牙小說家胡安·高伊蒂索羅(Juan Goytisolo)、國際作家議會秘書長克裡斯蒂安·薩爾蒙(Christian Salmon)、葡萄牙小說家何塞·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和尼日利亞詩人劇作家沃裡·索因卡(Wole Soyinka),還有我。昨天下午六時,我們在巴黎書展大廳的法蘭西廣播電臺專櫃舉行新聞發佈會,公佈了「巴勒斯坦和平呼籲書」,來自三十多個國家的五百多個作家,包括好幾個以色列作家在上面簽了名。

  我們一行外加十來個隨行記者,登上機場門外法國總領事館的專車,於四點四十分出發。公路向腹地延伸,景色越來越荒涼。這基本是塊不毛之地,砂石堆積成丘成山成陰鬱之海,灌木野草雜陳,讓人想起戈壁灘。

  一九九〇年春,我和多多參加耶路撒冷國際詩歌節。其間被大轎車拉來拉去,那時從語言到時空全轉向。只記得多多下死海游泳,爬出來後悔莫及——下死海可不是鬧著玩的。以色列是個准軍事化的國家,到處是這樣的景象:小夥子一手握槍,一手摟著女朋友,滿不在乎地逛街。和以色列作家談起中東危機,他們既對右翼政客不滿,但又無能為力。說到未來,幾乎個個目光遊移,滿臉沮喪。我們去過以色列和敘利亞邊境,那兒的屯墾區讓我想起六七十年代中蘇邊境上的建設兵團。

  一晃十二年,整一輪了。這回我要到邊境另一邊去。

  進入九十年代,和平本來是有指望的。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三日,拉賓和阿拉法特第一次握手,簽署了自治協議。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們又簽署了第二個自治協議,緊接著以色列從西岸撤軍。同年兩人共獲諾貝爾和平獎。阿拉法特結束了二十七年的流亡生涯,回到自己的故土。而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拉賓被極右翼學生刺殺,為和平進程蒙上陰影。歷史往往被偶然事件所左右。若刺客未能得手,時間箭頭或許會指往另一個方向。也正是這偶然之手從芸芸眾生中拎出布什和沙龍,讓他們粉墨登場,給世界帶來多少變數。二十一世紀正是在這樣的變數中開始的。

  白日孤懸,緊貼著我們腦後,像無聲的槍口。一隻鷹翻飛,似乎想在大地上打開自己折疊的影子。哨卡出現了,大兵端著槍,檢查車牌和通行證,附近的碉堡的沙袋上架著機槍。反方向的道路堵滿車輛。嚮導告訴我,這條公路根本不許巴勒斯坦人的車輛通行。而這邊的道路之所以暢通,說來很簡單,我們的目的地是拉馬拉(Ramallah),即阿拉法特在其中坐鎮的圍城。

  天色漸漸暗下來,風景變了。先是一個緊挨著陰森森的兵營的哨卡,旁邊停著坦克,前方是炮樓,射擊孔像空洞的眼窩。車門吱地打開,總領事館的代表拿著以色列國防部的特別許可證,跟大兵交涉。攝影師扛著攝像機跟過去,聚光燈刺眼。只見那個大兵又叫來他的上司,估計是個排級幹部。他用步話機向上級請示。他先索去我們的護照,又上車一一查對。他很年輕,眼睛既疲倦又冷漠,面部無表情也是一種表情,好像在說:你們這幫傢伙吃飽了撐的,來這兒找死?他又用步話機聯絡,等了好一陣,總算揮揮手放行。車沒開多遠,又是一個哨卡,這回耽擱的時間較短。繼續向前,一個穿藍色迷彩服的巴勒斯坦警察出現,他一招手,停在路邊的警車啟動,閃著藍色頂燈在前面開道。我們終於進入拉馬拉。

  拉馬拉在阿拉伯語的意思是「神的高地」。其實它沒多高,海拔不到九百米,坐落在耶路撒冷以北十六公里處,比那兒高出六十米,居高臨下。它周圍是山,泉源充足,是約旦河西岸的避暑勝地。拉馬拉是拉馬拉和比拉兩城市的合稱。拉馬拉建於十二世紀十字軍佔領時期,而比拉城的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前的迦南時代。《聖經》中曾七十六次提到比拉城,傳說聖母瑪利亞曾多次在此停留。拉馬拉以前的居民主要是天主教徒,一九四八年戰爭後,巴勒斯坦難民大量湧入並定居。五〇年拉馬拉歸屬約旦,而六七年「六日戰爭」中落入以色列手中,八八年約旦把主權歸還給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但實際上仍由以色列統治。直到九六年以色列撤軍,拉馬拉成為巴勒斯坦在西岸的首府。

  夜色中的拉馬拉像座死城。街上無人,車少,建築物大都黑燈瞎火。到達花園大酒店(Grand Park Hotel)差一刻七點。主人在旅館門口迎候。領頭的是達維什(Mahmoud Darwish),巴勒斯坦當代最優秀的詩人。我們是應他的邀請而來的。在記者問及我們巴勒斯坦之行的目的時,索因卡答得好:「這很簡單,我是應被圍困的同事巴勒斯坦作家達維什之邀。大家兩度盼著他去領取美國大學的一個重要獎金,並和其他作家交流。這相聚因『九一一』事件推遲,然後被取消了。依我看,他失去這次翻越邊境的機會是大遺憾。由於達維什不能來,我們應該去找他,就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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